病痛与蚤患书写与张爱玲已出版书信探微
一、绪论：被蚤患咬噬的作家
张爱玲的书信隐含了女性主义的身体乌托邦与伤痛美学的深刻痕迹，在女性传记写作的表述与想象之间，表现较为复杂的异质性，特别难以界定。张爱玲所面临的身体病痛与皮肤有如过度活跃的癌细胞穿透作者的人生与性灵，造成作者日常生活的无常反复以及病痛侵袭。这些问题可从张爱玲较早期书信中所流露出的、对于蚤子的恐惧与防治中加以考察。
近十余年来张爱玲书信的出版和研究成为张学中的一个亮点。近年来的多本张爱玲书信集的出版，被学界视为作家“最微观的剧本”，也是含有创作性质的“后场观察”文本：
终其一生张爱玲都在自夸与自鄙中摆荡，换个角度看，那也是拒绝与放弃，在她后场演出的模式里，她的信件又是最微观的剧本，尤其她过世后生前来往信件陆续面世，数量之多，不仅透露出她“后场观察”兴趣之广角，也看出信件作为她主要“发声”的，事实与“创作性”，更多少颠覆一般人以为她惜信如金的印象。①
事实上，自水晶发表《张爱玲病了》以后，张爱玲的皮肤病及其相关的蚤患问题，成为张爱玲现象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迷雾重重的疑点。吴小东在《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一文所指斥的，把张爱玲视为人格分裂，被名利和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被“虱子”所吞噬，甚至沦落到作家自己笔下的白流苏和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张爱玲以生花妙笔把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一生的不幸乃是张爱玲咎由自取②。这种贬抑的言论之外，亦有不少相反的观点，如陈林群曾有专文指出了其中的谬误③。
从蚤患与病痛记录来看，在张爱玲已出版的书信集中最早于1955年10月25日她写给宋淇夫妇的第一封信中，或可看出蚤患在张爱玲日后生活上的寓意式信息。在此次航程上，同船的菲律宾小孩头上的蚤子让张爱玲“看着实在有点怕蚤子跳上身来”④，作家的担忧揭示了内心深处的隐匿心理秘密；似乎也预示了她日后漫长的、跳蚤身上跳的悲剧与哀痛。蚤子，对张爱玲而言，始终处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甚至带有不洁的意味。
这蚤子意象，由张爱玲早期的散文创作《天才梦》一直延续至晚年的书信纪录，成为张爱玲晚年仅有与外界沟通的途径中，若隐若现的虫患和她的生活同步，在她晚年的生活且日渐猖獗，无法逃脱而终死于蚤疾治疗的过程中⑤，因此很值得加以更全面的探讨。
在现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资料中，主要有以下四种。2007年苏伟贞：《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台北：允晨文化；2008年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台北：印刻；2013年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以及2010年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台北：皇冠（其他零散刊载的张爱玲书信资料从略）。以上的张爱玲书信内容大部分是有关出版、文学写作、电影版权、金融投资以及她遭受的各种病痛（主要为非皮肤病）等类别。
整体而言，在众多通信者中，宋淇夫妇、夏志清、庄信正等人与张爱玲保持了数十年的联系——苏伟贞的编辑身份与张爱玲的书信交往似乎较为一般。这些书信关系的亲疏和沟通的缘由，使得通信频率和书信内容，包括她书写时的语气和涉及主题都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张爱玲给每一个人的书信都存在大量她对疾病的某些记录。这些记录集中在80年代之后的信件中。在此前的书信中，感冒和牙疼是经常出现的病症，而在此时期以后的书信中，感冒、牙疼出现的频率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因为其他严重病症的不断出现，却已经退居为次要病症。在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集当中，张爱玲对病痛的记录可大体分为虫患/皮肤病及其他非蚤患的疾病；而愈近晚年，她对虫患/皮肤病的书信记录愈多，此可见于以下简略统计。
在数字统计方面，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曾八次提到感冒，其中六次出現在80年代之前的信件里；另有五次提到虫患及皮肤病。这其中，只有在1988年4月6日的书信里的“虫”是特指蚤子（fleas），在其余的四封书信中“虫”均是泛指一个类别，即包括蚂蚁、蟑螂等。此外，脚抽筋、眼睛出血、牙痛等各提及一次，均出现在80年代之前的书信中；而右肩骨裂则提及二次，出现在1989年的两封书信中。
在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一书中，张爱玲六次提到感冒，其中四次出现在80年代之前；六次提到牙痛，有五次出现在80年代之前的书信中。她对虫患及皮肤病的提及则有九次之多，而且具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虫”大多是特指蚤子（fleas）；只有在1983年10月26日及1984年8月29日的两封信里的“虫”是泛指不同昆虫。此外，她还在1980年9月27日的书信中提及自己的失眠症。
在宋淇夫妇的《张爱玲私语录》中，张爱玲在80年代之前几乎不提自己的病情，只在1961年5月17日及1972年5月13日的两封信中提到牙痛，又在1972年5月13日的书信中提到感冒。然而几乎在每一封信上，她都会关心宋淇夫妇多病的身体。80年代之后，她对疾病的记录明显增加；五次谈及蚤患和皮肤病；两次谈及感冒；跌伤、手臂骨折、心脏病则各谈及一次。
从上述次数比例可知，皮肤相关的疾病耗费张爱玲大多心神，且成为她晚年书信中的重心。而随着病痛记录的增加，张爱玲的书信也越来越少且越写越短，疾病内容逐渐占据了最大份额，可见张爱玲对病痛深感忧虑。例如在1989年3月6日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她写道：
我写信非常吃力，大概写信较近谈话，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给Stephen（指宋淇）的信因为业务大都是有限期的，此外只跟志清等两三个人通信——都怪我难得写——已经觉得周而复始，是个负担。⑥
可见，对于这时的张爱玲而言，除了宋淇夫妇，与他人的书信往来已经成为基于人情而勉力为之的任务。这种心理解释了为何她的大多书信简短扼要，也反映出疾病严重损害着她的体质，影响着她的创作和生活。
二、张爱玲的病痛、蚤患与生活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