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百年仇

“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评论一针见血。

日本，这个开满樱花的美丽国度，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但是近代以来，这位一衣带水的邻居，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伤痛。

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染血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追究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是为了翻旧账，也不是要新一代的日本人，代偿前人欠下的血债。事实上，追究战争罪责，是为了还历史真相，也让日本人明白，历史是不容抹杀也无法抹杀，更为了让更多日本人警惕军国主义的危险，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本专题中所列举的一些事件，历史书中虽都有过介绍，但此刻重温，应更见意义。

一部血史

据统计，日本军国主义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就不断侵略中国，屠杀了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单单是８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受到日军的屠杀，死伤残废高达３５００万人以上，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超过５６２０亿美元。日军用尽酷虐残暴的手段残害中国人，罪证确凿，不容否认。

旅顺大屠杀（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２４日）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日军攻占“东洋第一堡垒”旅顺口后，进行灭绝人性的４天３夜大屠杀，短短数天就杀害了市内群众２万人，只有埋尸的３６人幸免于难。

当时，许多来自西方的目击者都记述了惨案的真相。一名英国海员在回忆录《旅顺落难》里写到：“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一路上那枪声、哭喊声交杂着。满地血肉模糊，残肢断体铺满道路……”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平顶山惨案（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

中秋节，侵占抚顺的日军遭到途经平顶山村的抗日武装打击后，诬称山村居民“通匪”，次日出动守备队和宪兵队，把３０００多名老百姓集中起来，赶到山脚下用机关枪扫射。平顶山居住的主要是煤矿的工人及亲属，死于刺枪下的２／３死难者是妇女和儿童，连老人以及婴儿也未能幸免。

为了掩盖罪行，日军随后用汽油焚尸，又放炮崩山埋尸骨，并烧毁全村５００多户的８００多间房屋。从此，平顶山就变成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

生化武器活体实验（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３年，日军在哈尔滨市东南２０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建立了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臭名昭彰的“满洲第７３１部队”。

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在被捉来的平民身上注入鼠疫、伤寒、霍乱、梅毒、炭疽等多种病菌，进行活体实验，并大量制造各种传染性细菌，用飞机撒播在中国各地，残害人民。

７３１部队的细菌生产规模巨大，如果激活所有生产设施，每月可生产伤寒菌１０００公斤，或者鼠疫菌３００公斤。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７３１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主要通过飞机的“降雨器”投撒在中国各地的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使这些地区陆续爆发疫情。根据测算，如果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的破坏能力，７３１部队已形成对整个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力量。

大约有１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２６个实验室；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２５万人丧生；而被投放细菌武器、化学武器致死的达１００万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夕，陆军参谋本部将无法携带的罪证和主要设施销毁。同时，还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鼠放出，造成了“平房”地区１９４６年的大面积鼠疫流行。

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１９３８年２月）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陷南京后，不顾国际公法，在短短６周内，屠杀了３０万平民及俘虏，主要方式是集体枪杀和活埋，也以机关枪扫射，其间伴以步枪点射、刺刀捅戮，甚至进行“杀人竞赛”。

大屠杀还伴随着劫掠、纵火和奸杀。有历史学家估算，如果让南京大屠杀的３０多万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杭州，延展距离约２００英里长，身上的血共重达１２００吨，尸体可装满２５００节火车车厢；如果把全部尸体叠起来，是７４层楼高。

日军还焚毁了全城１／３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万户萧疏。

三光作战（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日军为了摧毁抗日力量，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于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称为“三光作战”或“烬灭作战”）。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急于扑灭抗日势力的日军，在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３个边区和山东区等华北抗日根据地，采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等新的战术手段，展开更疯狂的“血腥大扫荡”，制造“无人区”。当时的日本军事机关曾下令，“扫荡”时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房屋一律烧掉；不能带走的粮秣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掉或投入毒药。

据不完全统计，“三光作战”虐杀中国人约３２０万，数以万计妇女被奸杀，无数建筑、粮食、资源、文物等财富被焚烧和破坏。

花岗惨案（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

侵华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强行抓走近４万名俘虏和百姓到日本做苦役。

日本建筑行业龙头老大——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当年叫鹿岛组）的花冈作业场（秋田县），是当时其中一个强制中国劳工劳作的作业场，分批掳来的约７００名中国人。因不堪虐待及长期饥饿，在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深夜发动起义，打死４名日本监工和１名汉奸，逃往附近山中。

日本出动２万军警围捕。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捕，共４１８名中国劳工命丧花岗，这就是震惊于世的“花岗惨案”。

慰安妇事件（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南京之际，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或征召或诱骗或公然劫掠妇女充当慰安妇。

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慰安妇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者，轻则施以饥饿之刑，重则用军刀割乳房、剁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８年时间，至少有２０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慰安所遍及２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令中国成为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在世界近代史上，日军是惟一设有随军慰安妇的军队，成为近代史最荒淫一页。

八年抗战

一二八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下午，５名日本莲宗和尚及信徒以“化缘”的样子出现在上海一家有名的民族企业——三友实业社外，四下窥探，还往厂内投掷石块。厂内工人遂上前盘问，但他们神色慌张，拔腿欲逃。这时，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１死４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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