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运筹学研究与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摘 要]在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的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科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人们对价值和伦理的判断。本质上，管理运筹学仍然是一种人为科学。事实上，许多管理运筹学家都提倡伦理主义，主张把社会的和伦理的关注纳入传统的“理性”技术和管理决策。通过联合两者进行分析，可以拉近管理运筹学和伦理的关系。
[关键词] 运筹学 管理科学 伦理
〔中图分类号〕F224.3；B82-057 〔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060-05
按照我国的学科分类，管理学下面分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MS)、工商管理学和宏观管理与政策，而运筹学 (operations research, OR)归于管理科学里面。但是按照国际学界的观点，有人认为运筹学是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也有人则认为管理科学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我们这里将两者作对等的概念来看待。但是为了不与工商管理混淆和简便起见，我们用管理运筹学一词代替管理科学和运筹学。一般来讲，我们一提到管理运筹学，联想到的都是精密的数学运算与求证，其中伦理成分多半会被我们忽视，因此长期以来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研究管理运筹学中伦理问题的文章。不得不说，这是管理运筹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缺失。然而事实上，运筹学中很多理论，如社会系统（social-systems）、人性系统（human-systems）以及软系统（soft-systems）等理论的出现，都直接与商业伦理相关。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理论成果在国外主流的商业伦理理论文献中得到的关注也还显得十分欠缺。
相对于工商管理而言，管理运筹学更关注模型的最优化问题，因此显得更为“科学”。这导致了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在很多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人文”面，而有意地将自己归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他们认为运筹学与伦理的相关性非常小，甚至是负相关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管理学大师Simon曾经说过，与自然科学不同，管理运筹学仍然是一种“人为的科学”，[1] (P12)所以理应关注人性的东西,把伦理责任作为了一个基本的考虑点和出发点。
一、管理运筹伦理研究：从产生到现在
从20世纪50至60年代开始，管理运筹学主要运用在一些理工科的研究领域，其中理性分析与效用最大化显得十分重要。这要求充分利用精美的数学运算，因而很多分析不得不忽略对社会和政治的关心。后来，有研究者认为管理运筹学应该清除掉社会系统、人性系统和政策等“杂乱”的东西，甚至也要求学生和实践者都应该“坚持他们领域的事实和逻辑”。[2] （P497） 这与后来著名经济学家Friedman (1971)所提倡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于提高利润” 的公司管理目标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然而其实早在1953年12月1日美国管理科学学会（TIMS）成立大会上，以G.B. Dantzig为代表的数学学派和以C.W. Churchman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派，就对管理科学中的伦理问题展开过争论，算是拉开了对伦理研究关注的起点。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管理运筹伦理又开始淡化。究其原因，部分可归结为这个时期对哲学研究的缺失。因为在整个20世纪60-70年代，哲学在英美管理理论中可以称为缺失状态。[3] (P307-312)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商业伦理运动出现，其直接动力就是反对前面提到的Friedman等人的狭隘的计算利润最大化的管理思想。1971年版的美国工程学课本中说：“工程师、计划人员和经济学家(必须)意识到政治进程对决定社会优先权的合理性。”①
20世纪80年代，专门的伦理标准以及研究刊物开始出现。1983年美国运筹学研究协会（ORSA）的伦理委员会专门制定了专业标准的伦理手册，以后很多管理运筹学的研究者也开始意识到现存理论必须对伦理进行关注的事实，如Checkland（1989)就担忧“在运筹中的效率来自对工作条件的安排，这会将人的因素影响减到最小”,[4](P279)这是极端危险的。80年代后期，部分研究人员感到理论研究出现了很多问题，纷纷想在管理运筹学理论上有所创新，甚至想提出一些替代理论，这种思潮正好与商业伦理运动碰到一起。1989年，一本专业性的刊物《人性系统管理》（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开始致力于哲学和管理研究，整个管理运筹学由此开始逐渐从传统的研究对象（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中走出来，朝一些其他方向进行探索。因此，由此形成的新运筹学方法论与传统显出一些“变异”的特性，伦理主义开始在研究中得到成长。另外，《商业伦理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也开始面世。与此同时，在权威的运筹学课本中也写道：“公正和公平的标准、雇佣与教育、能源和环境、个人隐私和自持、伦理和美德、个人安全和保障都将成为企业内部的核心要素。”[5] (P490)
20世纪90年代是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时期，许多学者都纷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94年Wallace专门编写了一本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模型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6]同时期在欧洲更是兴起了一股研究伦理与运筹学之间关系的热潮。特别是1994年，欧洲很多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有关管理运筹学伦理的文章，《欧洲运筹学研究》就是刊登此类文章的代表刊物。其中代表人物是马里兰大学的Saul I. Gass，撰写了像《运筹学的多面性》等多篇文章，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极度关注。[7] [8] [9] [10] [11]在1999年的世界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INFORMS)的会议上，斯坦福大学的Howard教授专门就管理运筹职业中的伦理议题做了报告。与此同时，1999年美国统计协会（ASA）制定了详细的伦理引导手册。②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研究人员更是加强了对运筹学中伦理内容的关注。2000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会议上把伦理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2002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了欧洲运筹研究协会和伦理工作组，并在2003年4月在法国北部城镇枫丹白露举行了第一次会议。2004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又由Brans,Gallo, Le Menestrel & Van Wassenhove等人提交了相关的会议论文。[12] [13] [14]很多研究者和实践人员也积极地参与反对将社会的内容清除出管理科学领域的活动，同时也劝戒实践中的企业家，不要不加区别地对人员进行所谓的“军事化”的机械的非人性管理。
二、管理运筹学关注伦理问题的原因：价值与责任
应该说，运筹学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其最初的研究往往聚焦在理论的构建上，忽略了伦理问题和具体的应用问题。我们认为，管理科学的研究，既要关注起点，即从人出发，又要关注终点，即为人类服务。事实上对于一门应用学科来说，要被很好应用到实践当中，伦理问题是一个基本要考虑的问题。下面我们将考究一下管理运筹学的价值与责任问题。
《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将伦理学定义为“对行为和道德判断标准的研究”。这个定义实际上强调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每个人在行为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的道德标准，以伦理的方式进行活动；另一个内容是遵从职业的伦理标准。伦理学并不仅仅是对我们习惯接受的事情进行描述性研究，而是试图发现事物应具备的本质。因此，伦理既是对我们寻求的最终价值和“善”的评论与研究，也是对我们在试图获取最终价值与“善”中所使用的方法的评论与研究。
管理运筹学无疑是一种科学，而关于科学的价值问题，很多人提出过看法。一些意见认为，科学是价值中性的。这样的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方法论上讲，科学研究者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二是从研究本身来讲，一个研究对象主观上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中性或者说没有个人价值偏好会使问题的分析变得简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在影响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在受着人类社会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管理运筹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其目的是为人们的管理决策提供工具。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同，后者是模型化真实的自然世界，而管理运筹学是模型化人类系统。由于人类系统的复杂性，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各种变化。单纯依靠个人的主观感觉或者对某种事物的欣赏去进行管理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像物理学一样，管理学也必须借助数量化的工具去管理我们真实的人类环境，把一些杂乱的真实世界的元素模型化。这样，才能为组织和机构的正确决策提供较为清晰的决策工具。虽然数学模型本身是没有道德标准的，但是模型的最终目的却是在某些具有道德标准事件中运用。另外，在模型之前我们往往必须做一定的假设。模型是在这些假设成立时的推论结果，如果假设不满足，推论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应用的价值。因此，在考虑假设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伦理的因素。作为一个经常在管理运筹学领域进行模型化的研究者，应该在模型的选题上就考虑对公众的意义。
而且，相对其他科学而言，管理运筹学对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大。一旦一种运筹学理论被应用，那么就会影响到诸如企业的员工、公司产品或者产品的消费者以及股票投资者等等。这样一来，运筹学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所分析问题的前后关系，明白结果对人们的影响。正如Tom Koch在其文章中讲到的：“我们是生活在城市中而不是生活在研究里。”
关于管理运筹学的责任问题，Gallo(2004)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包括各种形式的知识，都必须与别人分享，并且能够被他人运用，合作而不是竞争应该成为研究行为的基础。Gallo指出，我们做研究，不仅要考虑到现在而且要考虑到人类的未来。所谓责任，就是要重视运筹学与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关于运筹学，Churchman（1994）曾这样定义：运筹学是应用科学的方法、技术和工具，来处理一个系统运行中的问题，使系统控制得到最优的解决方法。值得指出的是，他这里指出的最优，包含了伦理上的最优。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一味追求“成本最小化而非（伦理）最优化”的担忧。[15] (P99-110)
三、管理运筹学研究：方法的伦理性转变
由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伦理问题也日益重视，现在，这样的效用计算方法正被改变，他们开始在研究方法上注入一些伦理的内容。强调伦理内容的新决策分析形式，如多重标准决策分析（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MCDM)与伦理决策分析（ethical decision making，EDM)日益受到重视。从目前来看，运筹学方法正朝着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
（一）从决策分析到后决策（伦理）分析。由于经济理性概念由原来机械式的完全理性发展为有限理性，使得它在内容上加入了许多人文的因素，如公平、利他主义等等。后来，这种理性形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伦理决策分析（Ethical Decision Making，EDM)。管理运筹学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都十分同意把伦理分析引入决策分析，或者推荐相似的方法。例如Mason和Mitroff（1981），Linstone（1984），Ackoff（1994)等，他们提出的以调查为基础的方法、多重原则法以及非最优化的做法等，都是与EDM十分相似的。同时他们也认为对于管理者的教育，应该时刻提醒他们要认识到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并且去解决他们。[16] (P78)与传统的决策分析关注现金流不同，MDA关注下面三个领域。（1）描述。MDA对于如何对战略进行描述是十分重要的，公司要应该让员工去了解，公司应确定要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模型中的人员有权利了解他们要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无知地处于一个系统之中，被当作一种工具却好不知情。（2） 伦理理性。传统的管理科学经常以问题的主观概率去谈论理性选择, 而MDA中所谈论的都是理性和伦理的共同问题。这是因为大家都明白了在管理科学中长期以来依靠概率和期望价值为基础的决策，仅仅是“随意”或者非理性选择的受苦版或者复杂版。意思是，虽然我们努力把分析变得理性，接近于自然科学。但是最后结果还是发现，从头到尾的分析仍然是主观的。（3） 合理模型。MDA会根据情况选择合理的模型，如果有人能够较为科学地知道所选模型的预测是没有用的，而且会导致错误。
（二）从最大化到（伦理）最优化。传统的缺乏伦理分析的最优化不考虑社会成本，不估计其他方面的利益，仅仅以计算公司的最大化为目标。管理者一般只是急于想了解潜在的利益或损失。没有哪种理论建立了多重的标准去告诉人们如何去权衡损益，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损益。内部协调对于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东西。现在在运筹学社群中，冲突决策的决策方式也被接受，人们不再把眼光放在最大化，而是最优化上。那么最优化是否成为运筹学的中心呢？Churchman教授说几十年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优化。但是新的时代的来临，最优化的概念比起那些高深的数学证明显得更加深刻。[17] (P386)根据Zeleny的说法在伦理分析框架下对于最优性没有绝对的定义，他从六个方面指出了最优性特点，并确定了两个分类标准。[18] (P2)
（三）从博弈论到极端博弈。现代博弈论叛离了它的初衷，对于解释管理学的问题显得极其微弱，相关应用也很缓慢。在许多方面，只是精美数学的滥用，以数学证明伦理。当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看上去更实际的概念模型也开始出现。这种“后博弈理论”被吸收到管理方法论和管理学语言中，典型的如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这种“后博弈理论”在实践中能被广泛地接受并证明在实践中有用，可以用于解决问题。这种“后博弈理论”被Singer在1995年称之为极端博弈论。[19] （P163-178）在极端博弈论中，每一个博弈方都被认为在多重理性基础上，为获取成功而努力追寻。每个人都像处于一个复杂和动态的世界中，约束不仅来自自己观察到的客观事实，而且来自对自主对未来的看法，以及对于人类更好生活的关注。这里强调决策的主观方面。研究者普遍认为，一个战略如果想取得成功，诀窍就是把抽象的概念模型用自然的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不是晦涩难懂。而且要想获得竞争成功，经验主义的运用也是经常必要的。[20](P41-48)
四、管理运筹学研究的未来：问题与建议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应该说伦理问题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而且，很多机构团体也制定出了相关的政策规定。如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EEE）的伦理规定有10大要点，规定得非常详细和精确。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ACM)的伦理标准分四个部分24个具体的执行标准。
尽管伦理问题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者和机构团体的关注，但是实际运用并不理想。Cowton和Gass (2003)指出，除了2003年3月日本开始正式使用外，其他管理科学国家协会没有把这些伦理规定运用下去。尽管管理运筹学中的伦理问题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了美国运筹学研究协会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再次提出，但没有实质的行动。因此，Cowton和Gass说在管理运筹学研究范围内，对伦理的关心的历史是极其短暂和脆弱的，奇怪的是很多专业的组织和团体很久以前就建立了他们相关的伦理标准。[21]
相对于国际研究者和企业而言，我国国内的重视程度更加缺乏。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我们的研究，既要讲求精密科学性，又要讲求伦理性，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对于我们的研究人员和企业，我们给出如下建议：1. 研究设计的选题阶段。研究者和企业要把注意力放在股东和与之受影响的人群，考虑模型结果对他人和人类世界的伦理影响。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疑问。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挑战带来了我们对伦理的进一步重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迅猛，一方面数不清的基础学科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技术的应用领域也十分惊人。然而进入21世纪末以来，很多问题也接踵而来，社会发展日益不稳定，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变得十分剧烈。面对美好未来的同时，我们也感到被大量危险所包围。我们要思考如何生产清洁的能源，防止污染，解决原材料短缺，防止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等。所有这些自然的和人类本身的问题都不是独立的，他们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虽然科学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如果在科学运用过程中缺乏对伦理的考虑，后果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我们连出发点就没有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就不能指望结果的完美。2. 实施阶段。企业要明白：“如果我不做，其他人就会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行动理由，企业力图为别人树立一个榜样，不可低估自己的非伦理行为对别人的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发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重新教育员工，施行绿色战略(Green Strategy)，这也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此外建议政府通过法律形式，对违反者进行充分的惩罚，并严格执行的保证措施，另外也可以从其他压力集团(如绿色和平组织等)获得支持，培养社会责任感。3. 评价阶段。对被采用的决策结果评估不能单看短期的财务收入，而且要看长期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力。另外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知识合作和交流应该受到鼓励和加强，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考虑多方面的评价。4. 继续研究更好的决策方法和价值判断方法，同时加强决策的柔性和预防性。管理运筹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们应承担起人类21世纪面临的新挑战，发展新技术和方法去解决或减少这些问题。面对新问题，我们要加入或者取消一些原有模型的变量，判断不能依靠单一标准。同时要运用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管理办法去应变外部环境可能做出的改变。可喜的是，目前一些动态的管理方法也被提出来，如Rotmans & Van Asselt(1999), De Tombe( 2001、2002)。在对标准决策和动态系统结合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Brans等(1998)。
最后，还想说明的是尽管管理运筹学加入一些伦理内容会增加我们精密计算的难度，但是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来讲，这是必要的。否则，管理运筹学就将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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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