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起源与主客体关系的生成
摘要:向性是所有生命体情绪和情感发生的基础。生命的视觉和向性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发展最终在从动物到人关键一步的跨越中产生了符号关系。在视觉器官的进化与符号的生成过程中,人在符号的镜像作用中反观到自己的主体性,从而造成主、客体的生成,即分化和对立。
关键词:向性;视觉进化;符号关系;镜像;主体与客体
中图分类号:B83-02;J0-0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09
一、生命中视觉与情绪的对应关系
一切生命所共有的属性是感应性。这是生物个体对于跟它的基本生活机能有直接关系的外界影响的反应,在这个感应性中有一种决定生物体行为适悦或不适悦的情绪倾向。生物体的行为是由这种情绪倾向决定的。恩斯特•海克尔把这种倾向称为“向性”(Tropism)[1]。向性是决定生命活动的最基本动力,也是动物情绪和人类情感的逻辑起点。在数亿年中,向性伴随动物的出现而发生,在远古简单形态的动物到现代的人类之间经过了多极性和逐级式的渐进衍化。
视觉在生物界还难以区分动植物属性的单细胞生物鞭毛虫类中就已经出现了。原生生物,如衣藻、眼虫等都有特定的光感受器,即眼点。眼点能够根据光线的不同而决定生物体采取不同的动作反应。比如,绿眼虫会据此通过纤毛划水而主动避免遮荫处和光线过强的地方[2]。原始生物体的视觉结构和功能都很简单,仅仅能感受到光线的有或无,不过,它们的情绪反应也很简单,只有正或负的基本区别,然而,视觉和向性间已经建立起了对应联系:眼点感受到光线的“有无”与向性的“正负”而建立起对应的反应模式。接下来,向性反应进而导致生物体采取趋利避害的各类运动。当然,此时视觉和向性的对应模式还很粗糙,在复杂的光线变化中,由于没有更精确的反应方式,生命体就极可能受到伤害。那么,在本能驱使下的无数次反复中,视觉细胞或者偶然、或者在适宜的时机发生变异,产生新的细胞形态或将原来的细胞重组为新的构造。这个新的视觉细胞或构造就能根据光线状况进一步细化为更多类型的判断;同时,生物体的向性反应也会做出相应细致的分化。据此,生物体就可以做出更为适宜的运动以寻求适宜的生存环境[3]。生命的整体有机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实质性的结构性改变,在这样的累积中,新的物种就会出现。
生命体中由特定细胞构成的物质形态的视觉结构与非物质形态的向性(情绪倾向)建立起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存在,就使得即使没有外界视觉刺激的发生,这种结构上的关联也前在地使生命体的向性、情绪、情感等反应具备了物质性的生理基础。在生命的全部进化中,作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视觉和向性之间的联系就在这个基础上稳步发展。这种对应关系也相继地出现在生命的其他感觉系统中。
二、人类的视觉过程
在人类的感知中,绝大多数的外界信息经由视觉传入大脑。现代生理学研究表明,视觉在视网膜层次对光线的反应和单细胞生物的眼点基本一致,对光线的反应为ON/OFF模式,即有光与无光的反应[4]5。所不同的是,单细胞生物仅通过那个唯一的眼点反应就决定了生物个体的其他反应,而人类视网膜要对光线的生物电反应进行初步编码,然后经视神经通过外侧膝状体(LGN)传入视皮层。视皮层上的各类细胞与视网膜上感光细胞的功能完全不同。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生理学家D•休贝尔和T•威塞尔研究发现,视皮层细胞对有没有光线并不发生反应,而只对由光线对比形成的亮暗边界产生反应。这就构成了特定的线条型刺激,也就是说,视皮层细胞只接受经过视网膜加工后的信息。而同时,视觉皮层中的每个细胞都具有其独特的职能,管理着视网膜上某一个限定的部位,对于特定形状与某种特定方向的刺激物有最佳反应。也就是说,每种刺激——无论是网膜刺激的位置,某类线条刺激或者刺激物的某种方向都会引起一组特定的简单细胞产生反应;同时,如果改变刺激的任何一种组合方式,则可引起另一群新的细胞反应[5]。平行处理过程理论认为,重要的是各平行视区之间的联系,这些不同视区的相互联系能够产生变化繁多的反应类型,极其细致地分析复杂多变的视觉世界[4]108-109。通过对视觉反应过程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确认,视觉中并不存在一种“供我们内部的另一只眼睛去看到的图像”。视觉系统的工作只是把传入的光信息逐级数字化的过程——通过各层次级别的二进位运算(ON/OFF)把外界的光线刺激转换成由视觉细胞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实现的数字化过程。即,“外界物体是由眼睛加工而成的神经编码传入大脑后大脑视觉区的特殊活动模式所代表的”[6]。
如同当我们设计一种新的仪器时,其间会制作出许多各式各样的模型,这些模型中有些会因为不被最终采用而淘汰,有些则被最终选择并逐代保留下去。由于自然选择的每一步都要给它的所有者提供便于生存的某种好处,从现代绿眼虫在久远地质史上的同类远亲到现代人的感觉器官之间,每个感官的独立发展及各个器官间的协作也不可能是在哪一个环节就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逐步试错的过程。而正是通过这种缓慢而痛苦的尝试,才出现了今天人类的眼睛和大脑。虽然人类的视觉还远远超乎目前科学的认识水平,但是其基本功能与绿眼虫这个最原始的视觉生物是没有区别的,那就是对光线信息进行选择分析并形成特定的处理机制,然后提供给其他的身体器官以采取适宜的行动。这个反应过程是由贯穿于生命发展全部历程的“向性”所决定的,生命体总是关注于处理那些与它的生存相契和攸关的信息。
生命体对外在世界的反应和认识是逐步累积的动态过程,同时在触觉、嗅觉、听觉、视觉等感觉的方式上,在不同的阶段和物种间也存在不同的侧重。绿眼虫的视觉发生后由向性引导直接导向了机体运动,这种感受系统和效应系统之间的直接反应过程存在并贯穿于全部的动物界。与之不同,人类则除此之外还在发生与反应之间加进了一个被卡西尔称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这使得人不只是生活在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且还生活在符号世界中。“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的退却多少”[7]。由此,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代替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但是,对人而言,符号世界的存在不是先验的,符号自身有一个与视觉发展紧密相关的发生学过程。这个过程出现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在这个发生过程中既产生了符号,也造就了人的视觉和人本身。
三、工具制作与主体的对象化
在古猿逐步频繁地使用工具的作用下,猿掌的拇指渐渐前移,直到可以和食指、中指对握起来。由于在这种状态下的猿掌所持的工具最合用,所以食指、中指和拇指相接触时的接触感就能激起古猿积极的向性反应。在反复中,对握起来的手掌的虚握形状就成为一个尺度,合用的棍棒石块的棍形和卵形就成了这个触觉尺度的实体化和对象化。虽然原始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是在古猿所有的感觉、思维、运动器官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但是其中视觉的导引起着重要作用。选择工具最初的导引视觉只是猿脑对工具投射在视网膜上光线的粗略形式判断。在触觉与视觉无数次的合作中,视觉判断的准确度得到提高,几个手指接触的触觉感与包括视网膜反应在内的全部视觉反应恒常地相汇合。在接下来的某一瞬间,检选合适工具所需的触觉判断终于大部分让位于与触觉恒常汇合的这个视觉反应上,来源于触觉的积极向性反应最终移注到视觉对该形状的判断上。这样,经过了漫长的尝试,古猿便放弃了主要依靠近距离的触觉感,而依靠视觉在远距离之外更为迅速地判断出哪个棍棒或卵石合用。这个向性的移注过程是包括视觉区在内的大脑各功能区协调运作的结果,并且最终在大脑中通过生成新的蛋白质分子固化为相映的生理构造而作为固定的反应机制。这个新出现的生理结构与古猿新的生理功能相对应。就此,古猿对工具的寻取就不是触觉的摸索,而是依据于内在的视觉尺度——“棍棒和石块形状的抽象化——形式”[8]。同时,对古猿而言,自然界中的棍棒或石块也被这个作为内在尺度的“形式”先验地做出了合用与不合用的区分。
仅仅选取合适的棍棒或天然的石块作为工具,古猿所依赖的形式感仍旧还局限于动物的直接反应。它们对形式的感觉仍处在低级的本能阶段而不能形成认识。对这个形式它们是浑然不知的。这在对石器的加工制作中得到了改变。在工具制作中,形式不仅是从自然中选择合用工具的标准,而且作为一个预先存在的先验标准,据此制造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物质形式——自然界中的一个石块并不是被偶然的外力改变了形态,而是出于一定预先的目的被改变成了预定的样态。如同核裂变中被轰开的第一个原子核,接下来,这个石块到石器的转变相继不断地引起其他自然形态的改变。人类的文明就此开始。
石器自其产生就成为生命形态在面对自然时的中间阶段。从心理上看,古猿在获得石器功利的物质性的同时,还初步地将作为自我主体的形式心理活动过程物化在石器中——工具的制作过程外在和物质化了古猿作为内在尺度的形式感——石器中隐约显现着古猿自我主体的对象化存在。在逻辑上,对古猿来说,石器已不是动物界使用的天然材料,在其中他们可以认识到主体自我的异在。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对指号的定义——“对于某个人来说,一个指号是一个对象,它代表另一个对象”[9]。我们可以认为,对古猿(解释者)来说,石器(指号)代表着克服自我以外的外在存在的一种自我的存在(内容)。因此,石器已然是古猿代表自己内在能力和力量的一个外在的指号。
四、符号镜像中主客体的生成
从狭义的符号而言,石器对人的意义还是更倾向于物质性的实用功能。完全脱离使用而创造的符号可以在各种有关造型艺术起源的论述中找到线索。贡布里希曾引用在他五百多年前的利昂纳•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小论文《论雕塑中》中的一段话:“有一天,人们在一棵树上,在一块泥土上,或者在别的什么东西上,偶然发现了一些轮廓,只要稍加更改看起来就酷似某种自然物。觉察到这一点,人们就试图去看能否加以增减补足它作为完美的写真所缺少的那些东西。这样按照对象自身要求的方式去顺应、移动那些轮廓线和平面,人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而且不无欣慰。从此,人类创造物像的能力就飞速增长,一直发展到能创造任何写真为止,甚至在素材并无某种模糊的轮廓能够帮助他时,也不例外。”[10]123贡布里希将这种心理现象称为投射。他将其用于解释各个民族向夜空星座投射物像和原始人利用岩石形态和洞壁的裂纹、纹理构成各种动物形象的过程。他认为投射心理对造型活动的发生有重要作用,人类的造型活动是由此开端的[10]124-129。但是,投射心理的发生是用已有的心理形象叠加到外物上去的过程,投射作为心理机制的存在并不是先验的,它本身也必须有一个产生的过程。现代脑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视觉中不存在某种可供观看的图像,视觉形象的生理学实质是组织在一起的视觉细胞对特定光线反应的处理机制。所以,投射作为与视觉紧密相关的心理过程,也是以相应视觉处理机制为基础产生的心理反应过程。
向性决定了生命体仅对与它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光线信息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动物的眼睛未必不能接受到岩壁或洞穴中纹理的光线刺激,但由于动物不能将它们与自己的生存关联起来,所以,在动物世界中不存在上述那样一个投射心理。在生命进化的链条中实现了这个生理联系过程,生命形态中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应模式。具备与不具备这个反应模式和心理功能就成了人与动物之间不可跨越的界限。
动物可以识别出自己的猎物,在饥饿时会去捕食它们,这是个机械的反应过程。就是说,在动物的大脑中,有关猎物的视觉反应模块只有在受到相应的光刺激的时候,动物才对该刺激信息发生再认并引发与之关联的动作反应(捕食)。但是,动物对自己脑中所储存的这个生理模块并不产生自觉意识。原始人的大脑反应程度已经远高于动物的水平,通过石器的制作和使用,他们已经能使自己大脑内部的某些反应方式和过程以对象化的方式物质化、外在化。通过以工具为主的外界的物质形态和大脑内部的神经反应模式之间逐步明确起来的关联,原始人对自己的主体性已经有了模糊的初步认识。只是由于石器作为生产工具还更多地从属于物质实用性,这种潜在的主体性被实用性所遮蔽和阻碍着,还不能直接明确地显现出来。但是,当经常捕捉的野牛在原始人大脑中的视觉模块不经意地与斑驳岩石中的某个纹理忽然间建立起关联时,或者说岩石上的纹路偶然间引发了原始人对真实的野牛的视觉处理机制时,情况就获得了根本性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设想,那第一次想象中的野牛就为第一次的造型活动准备了心理学上的条件”[11]。贮存在大脑中的野牛的视觉信息处理机制被另外的非真实野牛的外在物质形态激活了。尽管这可能仅仅是起因于某个偶然的关联,但其历史价值在于:它使得原始人在视觉系统中的向性反应从真实的野牛向非真实野牛的岩石纹路发生了转移。在大脑的总体神经关联中,视觉系统和其他系统间建立起的这个新的关联产生了原始人前所未有过的心理活动。向性的转移使岩石纹理为原始人带来了同样积极的情绪,纹理中的野牛在偶然中激起了原始人与真实野牛相同的心理反应。接下来,当原始人依着岩石上的纹理甚至在素材并无某种模糊的轮廓能够帮助,他也能把野牛的轮廓描摹出来时,真正的图像符号就诞生了。但这里的图像符号对原始人来说不一定是明确而单一地指向某种真实的猎物,描摹和图绘出来的猎物很可能蕴含着原始人关涉到猎物的各种神经关联和心理活动过程。岩石上的纹理表征了原始人与猎物相关的全部复杂多样的生活内容。
对原始人而言,图像符号自身的物质属性和原始人的肉体生存毫无关涉,但它却使原始人在使用和制造工具过程中已经隐显的主体性进一步彻底无蔽地显现出来。原始人制作工具的活动使其内在的视觉形式尺度外在物质化了;石器中蕴涵着原始人自我主体的对象化存在,原始人从石器中能隐约观照到自我的外在物质性显现。但是,由于石器对原始人生存的首要性,这种显现处于从属地位并受到实际使用目的的抑制。在原始人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的前提下,具有一些最初礼器特征或装饰作用的石器和纯粹的图像符号的制作最终祛除了工具的功利实用性,形式成为联结原始人自我、作为符号的物、符号所表征的生活事物的中心枢纽。这样,生命体就通过符号在其有机体和其现实存在之间,或者,在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起非直接反应的联络关系。即,原始人通过制作与外在事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各类图像符号,有意识地制造出了原本内在于意识过程之中的某个心理过程的外在物质形态显现,也就是使其内在的心理过程和机制凝结物化为外在的物质形态。这造成生命的内在主体意识和其外在物质显现的区分和对立,而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和对立,使得生命主体通过外化了的自我而确证了内在意识中“我”的存在。因而,作为符号的物理形态和其所表征的存在事物及内在心理机制之间的关联也就成为一面镜子,原始人通过主动地制作无实用性的图像符号将自我外在对象化的方式,在这个镜像关联中“建立起机体与它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建立起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12]。在这个三重的内外关联中,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在主动的符号制作中积极地确定了自己的存在——通过实现主体的可视觉化的物质性对象化存在而实现作为主体的“我”的物质性显现和存在。主体性不再是原始人无意识中的隐显,而是成为有意识的积极主动的呈现与追求。生命体的主体意识伴随着符号关系的产生同时出现。哲学意义上的人在场了,也在生命世界中由此开启了人所特有的符号之旅。与此同时,主体的出现同时造就了客体“他者”的存在,伴随着主、客体的分立,符号作为人的异在力量也悄然地开始了其“能指链”的构建[13]。
视觉符号的出现使生命体的内在经验和心理过程得到外在化,物质化,这也为人类原本已经存在的简单社会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图像符号的出现使生命个体在交流和传达中可以摆脱声音信号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尤其是时间上的限制,使得生命体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信息传达与交流。这无疑是促进人类个体和社会化发展的有力因素。
五、结 语
在生物进化中,向性与视觉间的关系是一个从单纯到复合的衍生过程。在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作用下,这种对应关系逐步发展出各样的形态。一方面表现为生命体生理系统结构的不断复合与多样,另一方面则是向性不断地细化产生情绪的多种样态。工具的制作和图像符号的产生使这种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和已然阶段,即便进入人的范畴,在原始人到现代人之间也还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也仍正在进行中。符号不仅作为人与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而且首要的它是作为个体的人类确证自己主体存在的对象化方式。视觉、包括图像在内的各类符号,与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卡西尔认为,对人类而言,符号的重要性是因为它能够进入到物质世界的历史中去,并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具有了先于个体存在的价值功能;符号就是它本身的现实功能与历史价值二者的统一, 这体现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但是,尽管人的视觉系统发展出了我们称之为“图像”的信息整合及符号表达传播方式,然而,包括对绿眼虫在内的一切视觉的拥有者而言,不同物种的视觉之间始终具有不变的相同点:获取外界信息,在向性反应引导下做出适宜生存的必要判断与行动。所以,不管怎样理解符号对人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从生命的意义来看,符号对人而言只是有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特征,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特征。20世纪后期以来的解构主义以及各样的后现代思想,其终极指归也是使人超越符号的镜像之恋,挣脱构成人类文化的能指之网的束缚。归根结底,人是包括图像在内的一切符号的创造者和驾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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