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基金会在干什么

现代大型公益基金会在美国起步较晚，但却对美国、对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观念进步、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盖茨基金会是美国后起的最大公益基金会。在美国，今天大约有5万家基金会，能产生较重要影响的大约有1000家。它们是美国新教伦理文化和财富高度集中的产物，代表美国改良主义社会思潮，是美国人独特价值观的体现。

现代大型公益基金会在美国起步较晚，但却对美国、对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观念进步、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也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计划生育上对中国的投入和支持，就曾多次获得中国政府的表彰和肯定。

资助弗莱明发现青霉素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最大的公益基金会之一，由于其长期偏向于在医学、农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投入，在社科领域投入相对较少，故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自然科学方面对人类的贡献最具代表性。

在医学方面的贡献，首推1928年对英国人弗莱明在发现青霉素过程中的资助;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1930年代，基金会首创了现代职业病和精神病研究;二战前后，基金会取得的重大成就还有黄热病疫苗的研制、对巴西流行的疟疾、全世界流行的伤寒的控制。

此外，当时最前沿的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X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

农业方面，该基金会在1960年代派出专家帮助墨西哥改良农产品品种，提高其农产品产量。在18年间，墨西哥虽然人口增加了60%，但原来小麦50%靠进口、玉米也不能自给的墨西哥，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

在帮助印度推进的“绿色革命”项目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农学家诺曼·博洛格。他因杂交水稻成功获得诺贝尔奖，当时有人提议，这项奖应颁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集体。

在与印度合作的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与福特基金会在菲律宾建立了世界稻米研究所，收集了6000多种用于实验的稻谷品种，供各国交换。其目标是在2005年通过生物技术提高稻米产量20%而不降低土地质量，实际上，新品种的稻谷比预期可多供应至少1亿人食用。

以温和手段促进社会改良

美国各著名公益基金会在社科领域的投入，基本都倾注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贫困问题、种族问题、教育问题、妇女儿童地位问题、人口和环保问题等进步事业。在不同时期，其关注的问题有别，譬如，在美国本土，当种族问题、公正与机会公平等问题缓解后，关注的方向开始转为解决城市贫民、青少年犯罪、少女怀孕、成人教育等问题。

甚至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各公益基金会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投入，以巨资推进这些课题的研究，才使得上世纪中叶真正发展起来的各社会学，开始不断发展成熟，有了不同领域的分支。

如福特基金会在195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是区别于物理化学等“硬科学”的“软科学”，它认为20世纪的关键问题已是社会的，而非物质的，即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故其在就业、机会平等、劳资关系、自由与控制的平衡、消除宗教与种族障碍等问题上，大刀阔斧地投入巨资。

在政治倾向上，美国各大公益基金会几无例外地持进步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立场，同时，无论在国内外，均小心翼翼避免自身直接卷入政治问题当中。

以福特基金会为例，虽然其特别注意不触碰国内外各种政治敏感问题，但在美国战后种族平等运动和民权运动中，始终以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资助方式促进和推动其发展，以温和促进社会改良的方式走在时代的前列。

又比如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代，支持维护公民自由权，特别是黑人权利的共和国基金，在美国南方调查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问题，赞助和支持黑人扩大选举权，并在社区建立实际上旨在帮助黑人的社区改革中心。

在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所有公益基金都采取在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前提下，温和地致力于当地的贫困问题、妇女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社会工程的改善与进步。

顺带说一句，多数亚非拉小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西方长期乏人问津，在这些国家自身则更是无从做起。战后，其主要推动力量和资金支持，正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抢救”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最早接触到的美国公益基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政局动荡中他们基本上不卷入中国政治。由于基金会从事的主要是医学和科学，这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因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时，仍以为可以留下来与新政府打交道。在基金会1949年以后的预算中，还保留给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历史、语言两个研究所的预算，直到1952年才从账上消失。

洛克菲勒基金会20世纪上半叶海外工作中单项出资数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项目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自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数为4465.25万美元，使协和很快成为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印度、日本都有很大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传染病、寄生虫和营养不良等问题上成就斐然，而从中药大黄中成功地提炼麻黄素则是划时代的中西医结合的成就。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出资1000万美元支持成立中华医学会，该医学会则支持和资助了湖南湘雅医学院、齐鲁医科大学以及一些在华的教会医学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有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品种改良）和植物学。在地质考古方面最有名的是资助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挖掘和研究，1927年开始参与，每年拨款，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就是在协和解剖系由中外学者合作研究鉴定的。

中国在20世纪开始创建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都得力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第一代著名科学家如裴文中、杨中健（古生物学家）、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李先闻、王绶（遗传学）、陈焕镛、胡先骗、钟心煊（植物学）等均受惠于该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

在社会学上，晏阳初发起的乡村建设计划及其在河北定县的实验，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了150万美元。在创建社会学上，吴文藻、费孝通影响巨大的名著《乡土中国》是1943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访美期间完成和出版的。此外，该基金会在1938-1945年间，投人42.5万美元用于华北地区推广避孕。

最可贵者，是抗战最艰难之时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学术机构的内迁。1943年，基金会接受费正清和温德建议，发起“抢救”中国知识分子的项目，以邀请到美国讲学方式，将中国一批最精英的专家学者临时请到美国，一方面改善其生活境遇和健康，一方面加强美国的中国学。

改革开放后，该基金会与中国最著名的合作，是其“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对中国的援助支持。中国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研发的小麦、高粱、玉米、燕麦等新品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让推广。为感谢该基金会的支持，中国专家培育出的一种高产稻种被命名为“莱芬-洛克菲勒”。

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该基金会顶住美国国内巨大压力，坚持在社会调查、避孕药物的研究、专家学者的培训上，持续投入巨资。如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上海华联，该基金会曾于1997年出资200万美元帮助人员培训和设备更新，以提高其产品质量，达到可出口标准，该公司在美国设厂并销售产品，引起保守人士恐慌。

而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联系，则是中美中断往来的冷战时期，该基金会出资帮助大陆海外学者的安置和学术研究。其最大手笔和最有远见的投入，是促进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1970年之前，已投入2300万美元，最有名的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心）。

中美关系解冻前，基金会完成了中美交往的人才储备。更重要的是，推动美国朝野与中国交往的舆论准备，该基金会的一个大型社会调查证明，多数美国人对华无恶意，愿与中国交往，一举使反华的“百万人委员会”失去发言权。

改革开放后，福特基金会的主要对华项目是培养中国社科人才、农村扶贫（1990年后增加城市扶贫）、法律与法治建设培训等，今年较为社会关注的茅于轼老先生主持的农村小型融资项目，其实只是其投入的很小一个部分。

此外，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持相同态度。2001年12月，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福特基金会“中华人口奖”，这是此奖项第一次颁发给外国人。

福特基金会对其在华工作的任务"其首任办事处主任盖思南在1989年风波后的讲话最具代表性：“基金会原则上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哪一党哪一派。在华合作项目上的调整，这个问题必须尊重中方合作者的意见。”

（黄章晋、殷岳根据资中筠《自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整理）

编辑 黄章晋 李明三 美编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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