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校勘思想之异同
中图分类号： 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37-02
摘要：朴学大盛的清代，涌现出大批有建树的校勘学家，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顾广圻是对校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是理校派的泰斗，而卢文弨属于哪个流派尚有争议。文中将分别阐述和比较他们的校勘学思想，以及他们对校勘学的贡献。
关键词：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对校派；理校派
在清一代，朴学大盛。文化史上盛赞的“乾嘉朴学”，实质是对古代文史哲学的史料考证。而清代考证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校勘学。一大批杰出的校勘学家，用毕生精力钻研经典、校对群书，涌现了许多出色的校勘学著作，提出了许多卓有建树的校勘学理论，归纳了许多实用的校勘通例，也形成了很多的流派。依据学术特点和在校勘时的侧重点不同，主要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流派：以顾广圻为代表的对校派和以戴震、高邮二王为代表的理校派。而校勘大家卢文弨，属于哪个流派尚有争议，下面一一加以阐述。
卢文弨（1717 －1795），初名嗣宗，后更名文弨，字绍弓，一作召弓，号矶渔，又号檠斋，其堂号曰抱经堂，人称抱经先生。乾隆十七年，卢文弨以一甲第三名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壬申廷对策得到主考官的赞赏，亦受到皇帝的重视。三十四年，卢文弨以继母年高而辞官养亲。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历主各书院讲席，为江南培养了大批人才。他治学勤奋刻苦、态度严谨，这使他在校勘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不仅精校了大量古籍，在他的文集和札记中，随处可见对校刻古籍的一些精辟论述。他独到的校勘思想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识文字、谙音韵、明训诂是校书之基本条件。怎样才能达到以上三点要求？卢氏认为，最可靠的办法是从研究汉儒古训着手，特别是要精研《说文》《尔雅》。卢氏还认为，校勘者必须精读博览，具备各方面丰富的知识，然后始可校书。这是从校书者自身素养来说。
二，推求版式行款，寻求著述义例。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不但出现了很多夺误衍倒现象，而且往往连版式、行款、篇目也被妄改，后人以讹传讹，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卢文弨在研读古书和校勘实践中，深刻认识了原书行款版式对于校勘的重要。因此他十分强调对古书原貌的保存，而谆谆教诲：“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
三，不存门户之见，唯善是从。在学术上不专主一说，善于吸取他人之长。卢文弨在校书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宋版书之珍贵，但他却无佞宋之癖，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入，宋人好逞臆见而改旧文”。所以在校书过程中，他都是以宋版或旧本为主要参考。而参以其它版本。各本文字出现差异时，他一般是从宋本，但在经过比较参证认为宋版有讹时，他就宁可从后来之本。
四，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校勘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绝不能师心自用，凭臆妄改。宋明以来的一些校勘家和刻书家却好逞胸臆，轻于改易古书，结果造成很多新的错误，以至失真现象更加严重。卢文弨本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旨，他从不强不知以为知，难得其详之处，他宁可留待后人去解决。他的另一个作法是努力保持旧本原貌，给后人留下继续查考的依据。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江苏高邮人。是理校派和考据学的代表学者之一。自幼聪慧，8岁读完《十三经》。其父曾延请戴震为念孙授读，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尽得其传。乾隆四十年（1775）念孙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清史稿》）罢官之后，王念孙每日以著述自娱，著有《读书杂志》，对9种古籍加以考辨和校订。《读书杂志》范围增大，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王念孙在平时博览群书，涉猎极广。特别注重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等各个方面进行考释，并融会贯通，力求条理通贯。尤其在归纳古书通例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归纳古书通例是我国传统古文献学的重要治学方法。王念孙所做的归纳工作，主要是发疑正误例。这样可以掌握古书流传中的错讹规律，有利于整理古书，乃集大成者。《读书杂志》共包括了子史之书10种。他对诸书致误规律的归纳主要通过对《淮南内篇》的校勘体现出来。王念孙共总结出62种体例，例如：“有因字不习见而误者”，“有不审文义而妄改者”，“有不审文义而妄删者”，“有因字误而失其韵者”。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一，1至16例为古书在流传中因字形原因引起的讹误，多为后人抄写刊刻中无意造成。
二，17至27例是读书者或校书者因不审文义，不辨句读而妄改古书造成的讹误。
三，28至44是前人误校误改，造成的讹误，校理最难。
四，45至62专指后人因不明音韵而造成的讹误。
这六十二类通例，概括了古籍中文字的误、错、脱、衍、倒等各类错误，归纳了文字致误的许多类型。虽然稍为繁细，但是标志着校勘学的发展，已从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深入到具体法则规律的探索。
顾广圻(1766—1835)，名广圻，字千里，号涧蘋，別号思适居士。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少年丧父，家境清贫，好学不倦，人称“万卷书生”。他一生贫困，游走四方，以替人校书刻书为业，可以说是一位职业校勘学家。他所校跋之书，现可知者不下二百几十种，仅刊行流布者，便有数十种之多，被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先生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他的校勘学思想对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些甚至已成为当今古籍整理校勘学科中的基本原则。
他是对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派的校勘学思想是以版本为核心展开的。在校勘前强调要尽力搜集古本、善本，加强版本研究；在校勘时，强调以版本对校为主；在改正时，强调要有版本依据，不臆改原文。最著名的论述，可谓“以不校校之”论。在《礼记考异跋》中，顾广圻明确强调：“书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这一思想，是他对前人校书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校书工作的独到理解。他曾明确指出：“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对校书者所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及其严重后果，他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校书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未窥述作大意，道听而途说，下笔不休，徒增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疻。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由于这样的校勘思想指导，他强调古旧版本的价值及其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顾氏认为：“(宋椠)皆一字抵千金”，“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同时他又指出，宋椠等古旧版本的可贵，并不是在于其没有阙误，而是“宋椠之误，由于未尝校改，故误之迹往往可寻也；而赵刻之误，则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于是而并宋椠之所不误者，方且因此而至于误。其宋椠之所误，又仅苟且迁就，仍归于误，而徒使可寻之迹泯焉，岂不惜哉。”
对校派与理校派最大的分歧便是在校勘的依据和异文的处理上。对校派注重版本，强调古本而不迷信古本，注存异文，目的是为了求古求全。而理校派“用小学校经”，以异文为考订对象，他们考证书籍的出发点“求是”，为了读经明道。因此他们明确主张定字改字。其实不论是哪一派，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如卢文弨的校勘思想中，既重版本，又重小学，唯善是从。两派的学术争论，对校勘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乃校勘学发展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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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琛，女，1985年1月，汉，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09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典籍与传统文化。
张永伟，男，1988年6月，汉，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09级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