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擅于将生活中的琐碎杂乱串联成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汪老的笔调平淡质朴，贴近生活细节，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纯朴，却又意味深长。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读汪老的散文，犹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拉家常，虽然话语平实，但饶有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一)汪老散文之贴近生活
拜读过汪先生的诸多散文之后会发现，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泡茶馆》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汪老从细小的视角嵌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趣味。
现代社会下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剧增，他们沉浸于工作和学习中，闲情逸致都抛之脑后，对于身边平凡的人或物他们无暇顾及。除了工作学习，他们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其他乐趣，他们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围着，周围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会生活的喧嚣与紧张唯有透过心灵的恬淡与灵静才能得到调剂与释放。许多读者喜爱汪老也正是被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与关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净化，进而对周围环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质朴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 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简单易懂，曾有评论家评价汪老的语言十分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别有一番味道。个人比较喜欢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笔调朴实，如拉家常，但却字里行间中折射出父子之间无需言语表达的亲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见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写生活琐事，他对事物往往有其独到的见解感悟和奇妙的审美发现，擅于以小见大，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学》中谈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时，最后从苦瓜想到文学创作，他说作家应该口味杂一点，不能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这种生活中的敏思与睿智，是值得我们所提倡与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断的思考才能迸发生命的灵感。
(四)汪老散文之乐观豁达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当我们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夏天》
如此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笔有几人写得如此惬意？惟恐只有汪曾祺能做到了。品读汪曾祺的散文，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似乎看到了葡萄藤老爷般呆在架子上。
这便是汪曾祺的散文所带来的感觉享受。读汪曾祺的散文处处可见这样的文笔，行文中透着淡泊宁静，即使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能被他写出不同的韵味
读《汪曾祺散文》，如同是听一位经历抗战、解放战争的历史老人在向我们娓娓动听地述说生活小事，而在倾听之中，这种生活小事似乎更是一种无形中的人文和历史教育。
在《汪曾祺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曾经的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风采，我们读到了当时人们对于政治、文化的评判，我们如同读一位历史老人的故事。
在《汪曾祺散文》中，我们读到了中国文人不屈的傲骨，看到了中国学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对思想与学术的孜孜追求.......
《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这话让我深受触动，父子之间能做到这样少见。
微尘见世界，我只能这样说。
汪曾祺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金岳霖
整体把握:金岳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作者对老师充满敬爱的感情，本文即是这种感情真诚流露的见证。但是作者写作本文，采取了一种轻松活泼、幽默滑稽的笔法，让世人看到一个极其富于个性的活生生的金岳霖。
作者笔下的金岳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章行将结束时有这样一句话：“谁也不会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可以视做对老年金岳霖的特点的概括，也可以视做对他的一生特点的概括。
在本文中，关于金岳霖的行事大约有：
1、奇特的外貌。讲课时戴帽，帽檐压得很低；
戴一副一白片一黑片的眼镜；
穿一件其他教员很少穿的夹克。
2、奇特的行为举止。患眼疾，微仰着头；
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
在学生面前抓自己身上跳蚤；
养一只大斗鸡，同一桌吃饭；
搜罗大梨、大石榴，与小孩比赛。
3、独特的教学风格。有时一上课就宣布穿红毛衣的女生回答问题，致使女生们紧张而兴奋；
面对学生们提的各种问题，他都回答；
开选修课，师生平等对话，上课时与王浩探讨问题，旁若无人。
4、对专业理论的独特理解。学生觉得逻辑枯燥，但他觉得“很好玩”；
沈从文给他出“小说和哲学”的讲题，他却得出结论说二者没有关系，可见他对专业理解的严格，又缺乏变通，不给学术沙龙东道主的面子。
5、对友情独特的珍惜。对学生很爱护，林国达死了，他在课堂上表现出悲哀；
林徽因死后，别人都忘记她了，可他还记得林的生日。
6、对生活独特的热爱。喜欢与孩子相处，做孩子的游戏；
老年时，坐在平板三轮上逛王府井大街，以示接触社会，观察生活。
总的说来，金岳霖具有特殊的性格、特殊的外貌、特殊的言行，他的性格较为复杂，在学术上聪明过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不谙世故，头脑单纯；
他待人真诚、坦荡，但学生觉得他很可笑。他一心只想学问之事，以致对社会人事的感受理解与众不同，于是从内心到外表都特立独行，没有想到要从众从俗，也正是这种孤独精神和单纯心理，才使他静心做学问，成就了他的学问品格。
另外，本文语言也很有特色。汪曾祺是当代著名作家，其散文别具一格，经历了一辈子的写作训练，培养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平实而有韵味。这种韵味有点像巴金的《小狗包弟》，自然而然，少造作。本文的语句都很短，描叙性和议论性的语言都很精粹，辞达而已，不事夸张，但都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本来面目，表达了作者的本意。这样的语言粗看不见精彩，须细味才见功力，如描写金岳霖对学生讲《红楼梦》里的哲学时有一插曲：“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事件、情境本身就很有趣味性，作者只是照直说来，并没有过多的精雕细琢，但留有阅读品味的余地。又如描写金岳霖与朋友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这些语句中间没有可有可无的文字，也许老作家行文至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具有感染力的简洁而畅达的文风已经凝聚在字里行间了。
问题探究 1 作者为了使文章生动活泼，写人时用了什么笔法？
作者对金岳霖的描写是漫画式的。漫画笔法，可以是讽刺的，也可以是亲切热情的。本文表现为后一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幅夸张了的人物漫画，其实并不是作者想有意地或人为地夸张，而是人物本身就具有夸张性的特点，作者只要照直写来就自然生动活泼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只写直观印象，并不像平时见到的写名人的文章那样郑重其事，非写出人物的深刻性、崇高性不可；
作者写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印象、感性、趣味的特点非常突出。
2 文章在剪裁布局方面有什么特点？
为了使文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了使表达生动活泼，本文在剪裁布局上似乎有一番认真思考。作者先写金岳霖的外貌，后写其行为；
同时又先写课堂上的金岳霖，后写生活中的金岳霖。作者把最深的印象写在前面，把一般的印象写在后面；
把最重要的材料放在前面，把次重要的材料放在后面。文章还隐约按时间安排材料，由远及近地描写人物，先写西南联大时的金岳霖，后写解放后的金岳霖，体现一种历史的纵深与跨度。
3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西南联大怎样的校风、学风？
（1）宽容个性。教师们充分地保留了各自的个性，金岳霖只是“很多有趣的教授”当中的一个，他外貌、言行奇特，无人干预。
（2）思想自由。闻一多可以在公开场合大骂蒋介石。
（3）学术气氛很浓。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战事频仍，纷扰不断，但西南联大教学秩序井然，师生们致力于学问、学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后来许多联大毕业生学有成就，都应归功于联大的办学方针和校园学习风气。
4 如何看待文中出现的“闲笔”？
文章在描写金岳霖的穿着之后，展开联想，写到了闻一多和朱自清的穿着，以及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的情景；
再往后，写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展开联想，写到王浩“现在成了洋人”，与作者仍有来往。这两处描写，都是由“本事”言及“他事”，与金岳霖不甚相关，但又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按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法则来说，这种“闲笔”是犯忌的，但汪曾祺写散文常有这种“闲笔”，并无人提出批评，倒是显示写作的个性，表现了老作家特有的文风。
5 本文的当代阅读价值何在？
金岳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之一，学术界不少人都写文章称赞他的学术思想，肯定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汪曾祺则把生活形象、师表形象留给广大读者，留给历史，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再有，金岳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凭借老作家汪曾祺的写作才华，写出来自成一篇有特色有趣味的散文佳作，供后人长久阅读，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另外，文章涉及西南联大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也有史料价值。
有关资料
一、关于金岳霖（周礼全）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
二、
四、
五、六届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论道》和《知识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中国西南联大中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与他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作品集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
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
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3]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4]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5]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6]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7]
论汪曾祺笔下小人物的伦理悲剧
摘要：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他的小说取材于民间，主要着眼于小人物的刻画，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他在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愿望，反映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情美、人性美。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借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人生的悲凉，展示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
关键字：汪曾祺小说 小人物 伦理悲剧
引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都是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的，虽然也有悲哀，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只是让人读后感到伤感。汪曾祺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通过描写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伦理悲剧，来批判那些反人性的甚至毁灭人性的，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悲剧的伦理道德观念。
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的伦理道德秩序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的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深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也追求爱情，因为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爱情能给人类的最大的精神慰藉。然而在苦难中生存的人，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爱情对于他们总是缺失的，慢慢地脱离了正常的伦理轨道，最后只落得失败和幻灭的命运。
一、悲剧形象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因为家贫而被迫卖身，忍受着大德生米厂王老板和他的傻儿子大呆鹅的蹂躏，但自己钟情的却是王老板的小儿子，没想到她的爱意却遭到了拒绝，就连她求性的欲望也破灭了。她没有固守中国社会一向讲究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化思维模式，大胆地追求爱情，向阴暗死寂的生活表示质疑和抗议。但是，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中，辜家女儿岂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在这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苦苦挣扎，到最后却被现实打击得粉碎，留下更为悲惨的生活。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她也自觉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观念。不幸的是新婚不久丈夫病逝，尽管丈夫留下了不要守节的遗言，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脑海中出现过，孙小姐默默地在独自等待中死去。“珠子灯”本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了孙小姐灵魂的枷锁，那种巨大的反讽刺意味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忧郁症》中的龚家媳妇裴云锦，因为过度的操劳家室导致一直怀不上孩子，却认为自己对不起婆家，意思整天地不说话，只是坐在家门前木然地看着日影或雨滴，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精神上的压迫比单纯的物质压迫更加可怕，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残忍，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小人物近乎乱伦性质的悲剧。这类小人物的形象更为尖锐、更为深刻，更具人性的深度，从而也更具悲剧的意义。这主要通过一种畸形的性爱表现出来，其中包含的不再是作者的悲悯和同情，更是质疑和批判。《钓鱼巷》中少爷和嫂子、女佣之间的性关系；
《窥浴》中女老师和男学生的性关系，这些都是违背道德、不正当的，作者写出来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最具深度的是《小娘娘》，讲述了一个性与道德的主题，展示了灵与肉的冲突。明知道姑侄通奸是乱伦，是作孽，是一条不归路，但是耐不住举目无亲，世事冷漠带来的巨大寂寞、空虚与荒凉，姑侄俩为了得到片刻的温暖与慰藉铤而走险，最终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沉沦。
二、悲剧成因
1、作者的经历
汪曾祺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江苏高邮。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19岁后，汪曾祺开始踏入了残酷的社会。他19岁离开家乡去昆明考大学，开始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西南联大虽然受到名师的谆谆教诲，学到丰富的知识，但物质上的贫困和战争年代的兵荒马乱使他逐渐发现现实生活不是诗意与美好的交织，而是充满了荆棘和崎岖。大学毕业后，他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认识，体味出人生的寂寞和悲凉。1946年秋，他离开昆明去了上海，找工作遇到了很多挫折，碰了几个钉子之后依然没有着落，这导致他的情绪很坏，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些感同身受的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憧憬生活诗意的间隙，滋生出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忧患意识，对问题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深刻起来。1958年，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这次经历，使他对社会下层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真切感受到了社会下层小人物艰苦的生活和人生的无奈痛苦。因此汪曾祺在小说中淡淡的叙述，冷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平凡苦难生活的体味和对平凡善良人们的悲悯。深刻的悲哀之感表明了他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汪曾祺在小说中，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基点，把真挚的目光投向生活的的各个阴暗角落，开掘人性的虚伪、丑陋与鄙陋，使作品流溢出冷峻的色彩。面对一个个被扭曲的心灵，汪曾祺以清醒的头脑关注人性，把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从中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现状，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审视和反思。
2、社会背景
造成这些小人物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有的中国伦理道德秩序在一部部走向灭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内心深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是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而在女性的生存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在汪曾祺描写小人物伦理的悲剧上，他更多的是表现在男女性爱上。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达他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比如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向往。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同时“性”上了王家父子俩，而她真正喜欢的却是王家的另一兄弟。在《受戒》中，众所周知，小姑娘偏偏爱上了一个小和尚。这些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但是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向更深层探索，可以发现，她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结语：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但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这是让读者感到最可悲，最无奈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1987.［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3］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4］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2007（3）
［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6］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7］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1996(2).［8］孟庆澍.仁爱与抒情——汪曾祺气质论，小说评论.1998(5).［9］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3）.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2] 人物关系
纠错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
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
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更多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他却读了五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可不爱上课。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
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更多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
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
内容整理 微信红包头条
中文名 汪曾祺 国
籍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 1920年（庚申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97年5月16日 职
业散文家、戏剧家、小说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 《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黄油烙饼》《葡萄月令》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求学经历 ▪ 解放前夕 ▪ 解放时期 ▪ 晚年岁月 2 主要作品 3 文学特点 ▪ 散文写作 ▪ 小说写作 4 家世成员 5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锅炉板www.dawendou.com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汪曾祺 汪曾祺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4]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4]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4]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4]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城楼。[4]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5]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6]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7]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8]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9]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资料来源：[10-11]
文学特点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12]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
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
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2]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16mn无缝管www.dawendou.com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4] 家世成员 祖父 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5]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6]
汪曾祺受戒读后感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五味汪曾祺读后感（共4篇）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精选18篇
汪曾祺：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