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佛教文化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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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佛教文化研究报告
为了发挥阜新佛教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近，阜新市社科联组织我们对阜新佛教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调研。
佛教文化，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教义（经典）、教仪（仪式）、教团的组织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教的教义，即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是佛陀的教育。我们这里研究的，是广义上的阜新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传说公元前 565 年生于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乔达摩• 悉达多在结束了 6 年的苦行之后，35 岁时来到一棵毕钵罗树（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终于成为一代伟大的教主，开始了长达 45 年的传教活动，成为释迦族的圣人，被后世尊为释迦牟尼。佛教的基本内容概括为 16 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的含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最高觉悟。悉达多称自己为佛，他所创立的宗教就叫“佛教”。
2 佛教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属大乘佛教，南传佛教为小乘佛教。小乘偏于自度；大乘不仅自度而且还要度人，普度众生，离苦得乐。修行方法有显宗、密宗。
（一）阜新佛教文化的历史 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 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在河南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据说汉明帝曾派使臣邀请西域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使臣在今阿富汗一带遇到两位印度高僧，便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 年）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佛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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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金元时期的阜新佛教文化。在契丹族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王权的确立，原始的萨满教信仰便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并逐渐为佛教所代替。契丹贵族提倡佛教是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的。他在建国前后曾俘虏了大批信奉佛教的汉人，从此佛教便传入了契丹。902 年 7 月，耶律阿保机为安置大批汉人俘虏，于龙化州（今奈曼旗西北部）“始建开教寺”，其含有“开导”“教
3 化”之意。尤其是从圣宗耶律隆绪时起，契丹贵族在全面接受汉文化的情况下，佛教便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辽兴宗耶律宗真“尤重浮屠(佛)法”，亲往佛寺受戒，并命皇子梁王召僧讲论佛法。辽道宗耶律洪基能亲自讲佛经，还命“皇太子写佛书”。
考古证明，阜新地区的佛教始于辽代。当时，阜新地区为辽国的腹地和稳固的后方，生活在这里的主要是契丹人和汉族人以及渤海人（比较开化的女真人）。辽代社会思想文化方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佛学盛行，唐代贵族化的经院佛学被契丹王朝继承，并获得了空前发展。至今分别矗立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塔营子村、红帽子镇两家子村（这两个村的两座塔已经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十家子镇塔子屯的 3 座辽塔，是辽代阜新地区契丹人和汉人信仰佛教的见证。
契丹崇信佛教，到辽代中后期已发展成为辽朝的“国教”；僧尼众多，遍布懿州(阜新)地区各州县。到兴宗和道宗时期已建佛塔 17 座，按有塔必有寺的传统，阜新当时至少有大型寺庙 17 处，已知的有宝严寺、萧寺、崇先寺、白山院、建福寺、返照庵等。
除塔、寺外，在契丹贵族的坟茔地还立有经幢（刻有佛经的石柱）。已发现的有：彰武县四堡子小南洼石经幢、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大羊圈子石经幢、蜘蛛山乡石
4 经幢、大巴镇关山石经幢。众多的塔、寺、幢成为阜新地区佛教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1999 年，开发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三塔沟风景区寻找水源时发现一具石棺，棺盖上刻着“维大安五年岁次己巳三月壬申朔十四日乙时（应为巳时）于报德山葬大辽国崇先寺崇先寺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诠微大师墓志记”。懿州地区的契丹贵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出生在懿州的辽兴宗的母亲法天皇太后萧耨斤、外祖父萧和及懿州的槊古公主都对佛法有很深的造诣，兴宗还曾为名僧加官晋爵。在三塔沟，曾经有 3 座辽代舍利塔和 1 座寺庙，塔及寺庙的墙基、地堑、塔座坑、石槽、砖瓦以及垦殖的梯田沟坎等清晰可见。三塔沟就是以此得名的。在三塔中的北塔地宫里有一具石棺，是安葬崇先寺住持诠微大师的。墓志铭中提到的报德山就是今天的青龙山。诠微大师之墓，建于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五年（1089 年），随后又在此处修建了这 3 座舍利塔，距今已有 900 多年。崇先寺是辽国的佛教寺院，“崇禄大夫”是闲散文官（即“非领导职务”），级别为从二品；“司空”相当于监察部长，“检校司空”则是这个职务的荣誉职衔。崇先寺高僧诠微大师作为宗教界人士，被朝廷授予“崇禄大夫检校司空”之荣誉职衔，可见崇先寺是一座辽代名寺，这位大师在辽国的政治地位很高，在佛教界的影响很大。
5 懿州城有个宝严寺，住持妙行大师是槊古公主的儿子萧志智。他“深厌尘俗，恳祈出家”，24 岁时，经舅舅兴宗皇帝御批出家为僧。妙行大师一生除研诵佛经，还以身体力行为上，为自己制订了“世间名誉，誓不沾行；凡得所施，誓不己用；手不捉钱宝；身不服蚕衣；坐必如趺（结跏趺坐坐法之一，即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这是佛教徒修行的坐姿）；不乘车马；日止一食”等 21 条终身礼佛的行为规范。在母亲槊古公主、妹妹宣懿皇后萧观音和妹夫道宗皇帝的支持下，妙行大师在南京（今北京西南）建了昊天寺。槊古公主在病中听说儿子萧志智要建一座寺院，决定施出自己的府第，以供建寺之用。槊古公主私宅位于棠阴坊，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以西一带。槊古公主于清宁五年（1059 年）捐私宅修建大昊天寺。槊古公主逝世后，其女萧观音“为母酬愿”，也施钱十三万贯，并奏闻道宗。道宗赐钱五万贯，并派宣政殿学士王行已协助建寺。
现北京西郊有个隆恩寺，前身就是辽代大昊天寺。
还有一位吕舟大师，出家前是红帽子古城睦州主人岩母堇公主的丈夫，即驸马都尉萧绍业。圣宗驾崩，萧绍业的老岳母皇太妃萧耨斤发动宫廷政变，害死皇太后萧菩萨哥，自立为法天皇太后摄政，诬陷萧绍业（萧菩萨哥
6 之弟）参与谋乱，赐死。萧绍业可能因为岩母堇的关系没有赐死，改作出家为僧。岩母堇只好忍痛割爱地将驸马府改为寺庙，自己无奈地改嫁他乡。萧绍业以宅为寺，终日香火青灯，木鱼声声，发愿读法华经千部、华严经80 卷以及楞言经、杂宝藏经、药师经、金刚经、行愿经、观音经等。在红帽子古城当年为吕舟大师圆寂后建的舍利塔地宫中，发现通高 4 64 米，腹径 1 1 米的金银塔各一座，内藏一银铂，刻汉字楷书铭文，题为《大师一生持读经课数记》，刻着吕舟每日念经发愿忏悔的话和所做佛事以及读经的部数。其表明他只读经书，已无他念，同时还向法天太后表明自己每日焚香功德的心迹：“我的心时刻祈愿祝福我太后、皇帝万岁，太子、公主千秋。今日持课功德，祈愿我与公主两个生生世世永为姻眷，同达于极乐世界的彼岸，不相舍离。”地宫中除金银塔，还藏有重达 3 7 千克的云龙纹大铜镜及金链、白玉罐、玛瑙杯、琉璃珠等奇珍异宝。塔旁曾建一寺，即萧寺。吕舟是辽代身在清冷佛门、心怀爱妻公主的最富有的驸马和尚。
据金代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他过懿州时住宿宝严寺，“饭罢登阁，上有炽圣佛坛，四壁画二十八宿，皆辽待诏田承制笔”，便问溥公，“此寺额宝严，人复呼为药师院者，何故？”溥曰：“尝闻老宿相传，此辽药师公主
7 之旧宅也。其后施宅为寺人，犹以公主之名呼之。今佛屋昔之正寝也，经阁昔之梳洗楼也。”通过这段记载，可以得知，辽圣宗之女槊古公主小名药师，民间通称她为药师公主，崇信炽圣佛。炽圣佛又称炽盛光如来，和药师佛一样，都是佛号。
关于懿州萧氏后族崇信佛教，在阜新关山萧和家族墓地出土的文物和墓志中也有佐证。在萧和墓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铜佛像饰片，鎏金铜片上一坐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左手施降魔印，右手施无畏印。这件文物的出土，说明萧和或其妻秦国太妃崇信佛教。
综观整个辽代，最高统治者几乎都从信仰出发，其佛教政策具有明显的非功利化取向，对佛教僧侣及教团势力采取优容态度。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佛教的神圣地位，坚持不卖度牒及紫衣师号，即使在国家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不计得失地支持佛教发展。
金代佛教政策与宋类似，国家完全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充分利用佛教的教化之功，并严密控制佛教教团。金朝对寺院的发展和僧人的剃度有严格的限制。路、府、州设僧政司，对寺庙的宗教活动实施行政管理。
金代阜新所建庙宇很少，多为承继辽时的寺院。懿州的宝严寺是当时阜新地区中心寺院，寺中藏有一部高丽（朝鲜）国王写的银字《大般若波罗蜜经》，十分珍贵，珍藏
8 这部经的藏经殿已相当残破，阶生青苔，坛像残缺。王寂到懿州视察途中，曾寄宿于辽徽州胡土虎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五家子镇敖土虎营子）萧继先家族的一座寺庙，留诗壁间，描写了寺庙萧条的情景: 断桥环曲水，萧寺枕横波。佛壁书蜗篆，僧窗网雀罗。
金代实行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方准出家为僧道的办法，限制游食者。要出家或讨封号、当住持都要出钱纳粮，将“卖官”推行到了对僧道寺院的管理上，这应是寺院很难再涌现出学识渊博的名家大师的原因。
寺观以法事满足信徒的宗教信仰需求，信众以香火供养寺观。僧道人作法事必须有铜钹等法器。但金朝规定“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蓄法器”，限制了中小寺观的法事活动，严重影响了这类寺观的生计和发展。1987 年，在彰武县二道河子乡腰窝堡村郭家屯金代寺庙遗址发现窖藏法器 34 件。这座寺庙很可能是集中了邻近 3 个县的不足10 名僧道人庙宇的法器统一管理的。
金代改辽代的既向寺院交租、又向政府交税的“二税户”做法，只向政府交税，使寺院失去了专门供养寺院的庙户，断绝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寺院的生计只能全部依赖于信徒组织起来的“千人邑”。1982 年，在彰武县平安乡衙门村发现一通金代明昌三年(1192 年)所立佑先院庙碑，碑刻共 4 行字。其中可以读的“千人邑”成员达
9 199 人。“千人邑”是辽金时期北方地区围绕寺院自愿组合的一种民间社团组织，是民间传教和寺庙补充钱粮的组织形式。金时寺院失去了土地和“二税户”，千人邑就成为寺院的唯一经费来源。
元代，阜新地区道教盛行，但元朝统治者并不排斥佛教，阜新地区佛教依然得到传承。
辽金时期阜新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汉传佛教，修行方法既有显宗，也有密宗。有专家通过考察塔营子辽塔的雕刻，从塔身按《佛说八吉祥经》作早期密宗装饰来分析，认为塔营子佛教属于密宗。此经中八佛均在东方世界，诵读此经，呼此八佛名号可接引至东方佛国世界。该塔每面佛龛上面有砖雕佛号，因残破严重且位置较高，在地面上很难全部看清佛号的名称，故以往介绍该塔时，均未全面地介绍这些佛名。近年利用维修该塔的机会，有专家借此登上塔身，仔细辨认上面的佛名，始搞清八佛的名号及其形象。八尊主佛均结跏趺坐于内凹券龛内的须弥莲台上,身披袈裟,手结契印,造型基本相同，唯手印略有不同。
辽金时期阜新佛教密宗，是汉传佛教密宗，即唐密宗（后来失传），同藏传佛教的密宗是有很大区别的。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 年），明军攻陷元大都（北京），元顺帝逃到和林，史称北元，阜新地区即在北元的统治
10 之下。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明廷在阜新地区废除州县建制，在阜新中东部地区设广宁后屯卫，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在阜新西北地区设营州左屯卫，隶属于北平都指挥使司，驻军屯田，实行军事化管理。永乐元年（1403 年），营州左屯卫迁到顺义(今北京顺义县)；永乐八年（1410 年），广宁后屯卫迁到义州(今义县)，军屯户随同迁走。永乐年间，明朝为防范蒙古和女真，又建立了辽西长城，阜新地区被隔于长城之外，从此成为蒙古兀良哈等部的驻牧地，汉传佛教遂在阜新地区消失了。
（2）明清时期的阜新佛教文化。蒙古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曾封当时西藏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由于皇室和上层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推崇，在元朝统治地区包括当时的辽阳行省境内的蒙古族人中产生影响并开始传播。公元 14 世纪末(明洪武年间)，青海地区藏族喇嘛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教派，并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派别。此派喇嘛因穿黄衣戴黄帽，被称为“黄帽派”，简称“黄教”。“黄帽派”藏传佛教在明代受到明廷的鼓励和蒙古封建领主的极力提倡，很快成为蒙古族的唯一宗教信仰。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 年），驻牧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蒙古贞部落就开始信奉藏传佛教，当时有 108 人在青海出家当喇嘛，其中就有蒙古贞人。明末，随着蒙古贞部落东
11 迁至阜新地区，藏传佛教在阜新地区得到大规模的传播。蒙古贞部落信仰格鲁派（黄教），后来归服后金皇太极。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察哈尔部林丹继承蒙古帝国大汗，设汗帐于白城子（今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他是统治辽西北地区的北元最后一位大汗，在汗府白城子府上供奉藏传佛教玛哈噶喇金佛（传说是护佑蒙古帝国历代大汗的佛）。后金天聪六年（1632 年），林丹汗挥师西进，由格鲁派转而信仰萨迦派（花教）。当时，原服务于林丹汗的查干达尔汗呼图克图（呼图克图，对阐扬佛法做出卓越贡献而被朝廷或达赖、班禅授予该职衔的活佛）墨尔根喇嘛，宣扬“天运已归满洲汗”，同呼和浩特的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一世一同到盛京，将蒙古最高护法玛哈噶喇金佛献给了皇太极。于是后金政权在盛京修建实胜寺（皇寺），供奉玛哈噶喇金佛，加深了藏传佛教对东北蒙古族人的影响。
顺治八年（1651 年），清廷拨国币，由土默特左翼旗（蒙古贞）第一任札萨克达尔汗镇国公善巴，在札萨克府衙南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寺庙，寺院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康熙皇帝亲赐匾额“瑞昌寺”，俗称黑帝庙。瑞昌寺是阜新地区第一座较大规模的藏传佛教寺庙（今国华乡娘娘庙村曾有隆昌寺，建于顺治三年，但规模不大）。此庙盛时曾有喇嘛 300 余人，到阜新解放前夕仍有喇嘛八九十
12 名。
瑞昌寺建成后，呼和浩特的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一世来到该庙修炼，大力宣传藏传佛教。从此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蒙古贞开始广泛传播。
内齐托音是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万户长塔必那之独生子，名叫阿巴德。他受戒于班禅额尔德尼，三十几年潜心修炼而扬名，成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最大的转世活佛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一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在黑帝庙一年多的时间里，集结众笔切齐（缮写员）抄写了 108函“甘珠尔”经，分别赠给各旗的王公、喇嘛、官吏等。并用施主奉献的金银财物全部奖赏给背诵“大威德金刚”经和密宗基础经者，结果背诵“金刚”和“密宗”者越来越多。以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善巴为首，其大小福晋、官员均接受“灌顶”受戒。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一世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了崇高的威望，被尊称为“额齐格博格达”（先圣活佛）。
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一世离开后，其弟子桑丹桑布等继续在蒙古贞传播藏传佛教。桑丹桑布在康熙八年（1669 年）开始修建瑞应寺，其成为瑞应寺一世呼图克图。其后有五世呼图克图不断扩建瑞应寺，寺内曾有喇嘛 3000 多人，成为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瑞应寺位于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南 30 公里的佛寺镇佛
13 寺村。瑞应寺蒙古族通称“葛根苏木”，汉族人称佛爷喇嘛寺，简称佛寺。该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御赐金龙镶边并有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瑞应寺”匾额。以后，清廷多次出资扩建，到了咸丰初年，逐渐形成了宏伟壮观的寺庙建筑群。该寺占地方圆 5 平方公里，地处山谷，三面环山，殿台楼阁林立，庙门高耸，僧舍成排，街道纵横。寺院错落有致，各成体系。寺院中心是藏式大雄宝殿，是一座两层大殿，也是全寺最大的中心殿：一层大殿是藏式平顶结构，九九见方 81 间，殿内有64 根大圆柱子；二层大殿是宫殿式 5 间琉璃瓦，还有 25丈廊檐走廊；上、下两层共 111 间。大殿正门东、西两侧墙上绘满了六道轮回图和冥界十八层地狱图。大殿正中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祖，他是竖三世佛中的现在佛、横三世佛中的中央佛。
在大雄宝殿背后是佛祖殿。佛祖殿建筑风格为回廊式单层檐庙宇。寺内中央主供佛祖释迦牟尼像，其后佛龛中供奉千尊无量寿佛，两侧供奉十八罗汉塑像。大雄宝殿西边设有活佛宫东西两馆 999 间，南北 7 道门，还有九大臣祈愿殿 9 间二层楼，共 72 扇门。大雄宝殿外围有传授藏传佛教哲理的萨尼特扎仓(即因明学部)；传授蒙医药学的门巴扎仓(医学部)；有讲真言秘诀、修炼密言的阿克巴扎仓(密宗学部)；有研究天文、历法，记载气象变化的
14 丁科尔扎仓(时轮学部)；有专门珍藏“神品”的德丹厥凌(无量寿寺)。大雄宝殿四周的坡地和山顶上，分别建有白伞寺、护法殿、度母庙、关帝庙、舍利庙。此外，绕寺的环路两旁有万尊石雕佛林立，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全寺布局，形成了四面对称，主次分明，交相辉映，似西藏“布达拉宫”之格局。
瑞应寺是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其历经 290 多年，共转世六代活佛，寺内曾有喇嘛 3000余人。道光四年(1824 年)，清理藩院颁发了刻有满、蒙、藏文的“东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颜齐呼图克图之印”的印章。扎萨克把周围 17 个村庄交由该寺管辖，800户农民为该寺属下，负担寺庙的劳役和费用。当时该寺经营的土地达 1 4 万亩，此外还占有寺外土地 4 万多亩。瑞应寺历尽沧桑风雨，绝大部分建筑物已遭破坏。现仅存大雄宝殿，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朝统治者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武力征讨的同时，也不断加强精神上的统治。其认为“兴黄教以安定蒙古，所系非小”。当时有“建筑一座庙，胜养十万兵”之说。所以，朝廷在蒙古族居住的地区施行保护和鼓励政策，不惜金钱，广建喇嘛庙宇，选择大批优秀青年出家当喇嘛。土默特左翼旗藏传佛教极盛时有国庙、旗庙、家庙 360 处，有喇嘛两万余人。至清末，全旗寺
15 庙仍达 195 座。
《阜新市志》记载，民国初期，阜新地区还有喇嘛寺庙203 座，喇嘛 15418 人，占当时全地区蒙古族人口的 22％。较大的寺庙除瑞应寺、瑞昌寺外，还有普安寺、德惠寺、广化寺、佑安寺、普顺寺、广法寺、辅国寺、积庆寺、圣经寺、同善寺、海州庙、白泉寺等，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群。
普安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南部大板镇海棠山。普安寺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依照西藏甘丹寺形式而建。传说康熙大帝东巡时，亲赐普安寺一世活佛巴雅斯古朗一个金桌子，因而普安寺又称“金案禅洞”，此后普安寺香火日盛。后道光皇帝也亲赐匾额；嘉庆皇帝则赐来自西藏的四世活佛丹毕道尔吉为“莫尔根堪布呼图克图”，汉译为“神明住持超凡活佛”。至此寺院达到鼎盛时期，总占地 28 4 万平方米，环周 6 公里，形成以措钦大殿（大雄宝殿，主供大白伞盖佛母像，其是一尊半忿怒女性千手千眼佛，主臂一手持金刚杵、一手持一柄大白伞盖，威力巨大，能放大光明、消障赐福）、因明僧院、密乘僧院、时轮僧院、活佛宫为主体，以关公庙、玛尼庙、玛沁奔巴庙、龙王扎拉布庙、白泉寺、白塔为辅助建筑及僧舍的大型建筑群，成为蒙古贞地区继瑞应寺之后的第二大寺院。“文革”期间，普安寺大部分
16 建筑遭毁坏，只剩下绕殿修筑的 8 公里传经道和摩崖造像群。
海棠山是医巫闾山的支脉，主峰高 715 4 米，面积 144 平方公里。所谓“摩崖”就是在岩石上用蒙、满、藏、汉等文字，刻上箴言、咒语、颂词和记事。“造像”就是在岩石上雕像，分为两类：一类叫安息佛，有大、小安息之分，佛和菩萨为大安息，祖师、名师为小安息；一类叫忿怒佛，分勇猛和凶恶两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一位姓张的活佛来此传教，并在峻峭的奇峰怪石上开始雕刻佛像。其后经多次雕刻，共有 1149 尊，现保存完好的有 267 尊，最高达 5 米，最小仅 15 厘米，3 米以上的造像就有 30 多尊。
海棠山造像都以密乘藏传佛教人物为原型，其数量和种类之多在国内外罕见。在排列布局上，按照大乘藏传佛教密宗尊神等级排列，依次是祖师、主尊、佛、菩萨、佛母、罗汉、护法，其艺术风格和雕刻手法独树一帜；在造型艺术方面，一种是以真实身展现，一种是以忿怒身展现，以形为基础，以神为灵魂，突出表现佛、菩萨、护法神的情感因素，如佛的庄严肃穆、度母的慈祥静秀、护法神的疾首愤怒、力士的彪悍勇猛等特色，都通过形体美、神情美、衣纹线条的韵律和节奏感而传神；在雕刻艺术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晚唐风格，采用阳刻、阴刻、
17 高浮雕和龛内浮雕等多种手法，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融会外来艺术营养，创造了富有东方独特魅力和民间传统风格的摩崖造像群，每一尊造像都闪耀着民族文化的光辉。部分浮雕造像和佛龛造像左右上下刻有蒙文、满文、藏文的槛联和文字，并涂有彩绘，历经二三百年不脱落，不褪色。造像种类繁多，有群像、有单像，有主有从，有立有坐，有文静祥和的造像，也有怒目圆睁、青面獠牙的仇怒相，使人望而生畏。造像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弥勒佛、金刚力士、天王、度母、药师佛等。海棠山摩崖造像是中国北方藏传佛教的民族文化瑰宝。活灵活现、富于多变的摩崖造像，无论从刀法、工艺还是造型、彩绘上都是极为宝贵的艺术珍品，堪称中国民间艺术的杰作。同时，它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对研究阜新地区藏传佛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翔实资料，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泉寺，蒙语为宝力根寺，是普安寺的属庙，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衙门村，始建于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因寺右的一眼白泉而得名。
德惠寺、广化寺都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王府初建时，所在地没有修建旗庙，将瑞昌寺作为旗庙。清雍正四年（1726 年），时任卓索图盟盟长的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阿拉布坦贝勒指令旗库筹集银两，在王府所在地
18 修建旗庙。位置选在王府路南，于清乾隆三年（1738 年）正式竣工。道光皇帝赐名为广化寺，俗称前庙，如今和王府宅第一样，都已荡然无存。
除前庙广化寺外，王府还有后庙德惠寺。德惠寺坐落在今王府镇北 1 5 公里处的山坳间，周围树木参天，松柏掩映，西有伊吗图河蜿蜒南流，风光旖旎。德惠寺俗称“白大喇嘛庙”，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 年），初期规模不大。早期德惠寺有位白喇嘛，早年被庙上大喇嘛派往北京雍和宫学习深造，后来在雍和宫做了住持，他不忘家乡情和报答恩师，于清光绪二年（1876 年）回到德惠寺拜访恩师和邻里乡亲，并帮助筹划建立新寺。新寺设在旧址的西北，占地面积 25000 多平方米，宏伟壮观。新寺大雄宝殿为歇山楼阁式。各殿堂佛像塑造精湛，后殿十余尊佛像全为铜铸。各殿堂的正面墙上，都有用砖石雕刻的图案，人物、猛兽形象逼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当时有常住喇嘛百余名。德惠寺是众多蒙古贞寺庙中免遭拆毁得以幸存的少数寺庙之一。
佑安寺，建于康熙六年（1667 年），创建人是一位姓于的老喇嘛，故名于喇嘛寺，所在地也因此得名叫于寺镇。于喇嘛寺初期寺庙规模并不大，只有几间小庙和斋房，喇嘛五六名。康熙年间拨国银扩修此庙。于喇嘛寺历经23 年时间的陆续扩建、续建，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
19 竣工。康熙赐名“佑安寺”，并赐镶有汉白玉二龙戏珠碑冠庙碑一通。从此，于喇嘛寺一下子兴盛起来。整个寺庙建筑群俨然一座长方形的“城池”，依山起伏，分三层院落，错落有致，东西长 500 多米，南北宽 400 米左右。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幽静雅致的活佛宫，雄伟壮观的石头白塔，遮天蔽日的苍松翠柏，分布在约 3 万平方米的“城池”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藏汉艺术浑然一体的宗教建筑群。佑安寺兴盛时有喇嘛五六百名，共有八世活佛。第八世活佛王扎拉，土默特右翼旗黑城子人，1938年农历四月初八，他 8 岁时被迎请入庙坐床。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2000 年圆寂。
圣经寺，今称扎兰庙，位于彰武县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创建人是一世喇嘛包• 甘曹扎兰毕，辽宁朝阳人，其秉承宾图郡王旨意，奔走四方，募化金钱建成。寺庙占地两万平方米，建筑风格局部仿西藏布达拉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二世喇嘛包• 甘曹图格杰广积经卷，因此改称圣经寺。圣经寺正殿呈方形三层楼阁，平顶屋、梯形窗、异形柱，系典型的藏传佛教寺庙。1950 年以后，这座主殿被当地供销社当作仓库而幸得存留，殿内有彩绘壁画多幅，基本保存完好；只有后殿的 21 间房舍、2 座白塔（各高约
20 六七米）被毁。该寺 1988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积庆寺位于太平区塔子沟，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初为当地蒙古贵族所建小庙，后因请来迪彦奇喇嘛洛布桑格拉坚措（一世活佛）而得以发展。至二世活佛，因其佛法精深而得到奉天一带锡伯族富商信服，筹资扩建寺庙；道光十四年（1834 年），道光帝亲赐寺名为“积庆寺”，并拨款修建了二大扎仓，即哲学院与密宗学院。积庆寺闻名内蒙古东部地区。其当时有三座属庙：即长营子岗岗庙、新民广福寺、大巴欧力庙。积庆寺共有五世活佛，五世活佛洛藏• 拉布丹• 坚赞，由九世班禅大师认定，于 2006 年农历十月十八日圆寂。寺庙周围岩石上，镌有藏文摩崖题记密宗三部真言和蒙文镌刻造像的记事，有 3 类 10 种 13 尊摩崖造像。
辅国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固本镇八大王庙村，俗称八大玛旺沁庙(汉族叫八大王庙)。
海州庙位于海州区西山，大约建于清康熙初年（1662 年）。当时海州庙占地面积约 4000 平方米，规模宏伟，分上下两寺，背依苍翠的西山，面临宽阔的细河，四周松柏参天，风光秀丽，庙宇富丽堂皇，错落有致。清朝乾隆皇帝为此庙赐名“弥勒佛法拯救院”。
普顺寺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乡奇金台村境内，始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 年），蒙语名“奇奇天葛根苏木”。
21 此庙原为土默特右翼旗辖区，1958 年后划归阜新县管辖。此庙也是土默特右翼旗内仅次于佑安寺的大刹，其活佛在理藩院院册有名，被清廷册封为“额尔德尼莫尔根呼图克图”，是蒙古贞地区四大活佛之一。
同善寺在大巴镇小洞村境内，始建于清顺治年间(一说康熙年间)，蒙语名“海天阿贵音苏木”，亦称小喇嘛洞庙。同善寺无论其占地面积或规格，皆为蒙古贞地区较大寺庙之一。盛时曾有喇嘛三百余人，至解放前夕仍有喇嘛一百多人。寺庙分两个大院落，除几个大殿外，还有萨尼特扎仓(因明学院)，正房汉式结构 7 间;阿华扎仓(密宗学部)，正房汉式结构 5 间;丁阔尔扎仓(时轮学部)，正房汉式结构 5 间。这些学院皆自成院落。另有管事喇嘛之高级住所小院数处，皆精巧细致。还有喇嘛僧房 167 间，环绕于寺庙之主体建筑。
广法寺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是阜新地区较有影响的寺庙之一，坐落于沙拉镇西北元宝山下。开始建于喇嘛营子村西坡上，后迁至现庙址。此庙的活佛虽不及瑞应寺、普安寺、佑安寺、普顺寺(此四寺的活佛可入洞礼年班；洞礼年班是由清廷理藩院任命每六年进京一次向皇帝纳贡物并向皇帝念颂保佑皇帝的“千秋万世经”的呼图克图大喇嘛)之四位活佛的影响，但在本地也是有影响、有地位的大活佛。此庙共传活佛五世，盛时曾有
22 喇嘛近四百人。
（3）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时期的阜新佛教文化。清朝虽推崇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也不排斥。但阜新地区近代汉传佛教寺庙均建于民国时期。据《阜新市志》记载，随着阜新地区汉族人口的增多，到民国年间，阜新地区已有 8 座汉传佛教寺庙，有和尚 20 余人、比丘尼 80 余人。其中较大的寺庙有：
聚安寺，位于今海州区韩家店镇南瓦房，1931 年由南瓦房因义(韩氏)主持修建，佛殿 60 平方米，东西厢房各 60平方米。住持因义，有比丘尼 4 人。
万寿庵，位于今彰武县彰武镇西南街，有平房 280 平方米，1932 年修建。住持赵姑子，有比丘尼 4 人。
普安寺，位于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东门外，1935 年阜新县人赵福臣献出 20 亩地，由裴善主持修建，盖平房 140平方米，中间 60 平方米为佛殿，两侧共 80 平方米为住房和客堂。住持裴善，有比丘尼 11 人。
龙真寺，位于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民镇三塔子沟。龙真和尚于 1937 年在长春市般若寺受戒后，到三塔子沟主持修建 60 平方米起脊大殿，两侧配房 80 平方米，东西厢房各 80 平方米。住持龙真，有和尚 10 余人。
普济寺，位于今细河区四合镇六家子村，1941 年由净光比丘尼主持修建，前殿 30 平方米，正殿 50 平方米，后
23 殿 50 平方米，正殿前东西各有寮房（和尚或比丘尼宿舍）100 平方米，后殿两侧各有配房 60 平方米。住持静达，有比丘尼 15 人，1944 年招收僧学预科班 30 余人。
近代，阜新地区佛教逐渐走向衰落。道光二十年(1840 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随之日益加深，中国开始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下，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和众多的喇嘛，便失去了政治支柱和经济依赖。1919 年的“五四”运动，使蒙古族群众反对迷信、信奉科学的思想被唤醒，逐渐对藏传佛教淡漠起来，开始兴办新式学校，让子女上学读书的多起来。新旧军阀混战的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内外反动统治阶级出于对蒙古族统治的需要，对藏传佛教采取了限制利用政策，政治上绥抚、拉拢上层喇嘛，经济上对寺庙苛收捐税，使寺庙的收入渐为困难，下层喇嘛与贫苦蒙古族群众一样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阜新地区的藏传佛教更加日趋衰落。1946-1947 年，藏传佛教处于自流状态，寺庙经济每况愈下，有些寺庙荒无人烟。清末，阜新地区有喇嘛 15418 人，1935 年尚有 4700人，到 1947 年仅有 3000 人左右。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为了全中国和全民族的解放，阜新地区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喇嘛们纷纷参军参战。辅国寺（八大王庙）活佛噶
24 拉藏离庙携经投身革命，被誉为“红色活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北京雍和宫住持。佑安寺（于喇嘛寺）19 岁的喇嘛道尔吉（韩廷）参加革命，曾任蒙民十一支队支队长、土默特中旗旗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巴彦淖尔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 年，瑞应寺组织了喇嘛武装队，有 260 多名喇嘛集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俗称“喇嘛营”。当时，阜新县共有 400 多名青年喇嘛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阜新乃至东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僧侣也获得解放，他们同公民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参加社会活动。僧侣们享有宗教自由权利，正当的宗教活动得到尊重和保护。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各级政府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向僧侣发出了“劳动光荣”的号召，动员僧侣参加劳动生产，允许青壮年僧侣还俗，分给土地。年老的僧侣在寺庙里允许正当的宗教活动，由政府妥善安排其生活。贯彻执行“以庙养庙，政府补贴”的政策，对僧侣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使僧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青壮年僧侣纷纷要求还俗，参加生产劳动；寺庙的负责僧侣也表示愿意自力更生，以庙养庙，努力减轻国家的负担。
但是，自 1957 年起，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滋长，
25 60 年代中期更进一步严重化。1960 年４月，受“左”的路线影响，阜新地区将当时喇嘛之间私下的议论和宗教语言视为“政治问题”，开始在藏传佛教中错误地进行“肃清反革命”运动；以阜新市的公、检、法部门为主，组成 500 多人的“藏传佛教肃反”工作团，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各寺庙、村庄以及彰武县和阜新市郊区、海州区各寺庙，进行“藏传佛教肃反”，对一些喇嘛逮捕关押、强制集训。通过刑讯逼供，搞出了所谓的于寺公社的“蒙汉联军”、佛寺公社的“宝格道军”（圣军）和以沙拉公社二郎庙为中心的“北蒙自治军”等“叛乱武装”；认为仅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就有“一个军、四个师、两个团，分布在全县 69 个生产大队、108 个生产小队”。原东北人民解放军某部俗称“喇嘛营”的副营长吴天宝（原瑞应寺喇嘛）被打成“叛乱集团参谋长”，被捕后病死。1960年 10 月，省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到阜新市检查工作，发现有问题，提出“紧急刹车”，对案情进行复查核实，运动才停止下来。
在阜新地区“藏传佛教肃反”运动中，有 990 多名喇嘛和干部、群众被触及，其中判刑 84 人，集训 600 多人。还有众多蒙汉族群众受到株连。这场运动造成了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1962 年７月，中共阜新市委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对“藏传佛教肃反”运动
26 进行了甄别平反，对被打成“预谋武装叛乱集团政委”的于寺公社原党委书记赵殿元给予平反。1963 年年底，该县县委作出“藏传佛教肃反扩大化”的结论，并给予受害者一定的经济补助。
1966 年开始的“文革”，使党的宗教政策遭到严重破坏。阜新地区残存的寺庙全部被拆毁或被占用。瑞应寺大雄宝殿成为粮库，圣经寺被供销社当仓库，海州庙成为街办企业的厂房。佛像全被毁坏，有的寺庙大铜锅被砸碎作为他用。昔日兴盛的佛教在阜新地区消失了。
2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古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到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人们遭受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佛教对阜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1）阜新佛教文化的消极影响。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
27 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在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我国各种宗教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 在阜新地区，首先，藏传佛教的快速发展，过多占用了土地，耗费了大笔财力，特别是大批青壮年当喇嘛，脱离了劳动，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佛教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束缚了人们思想。佛教教义认为六道轮回（佛教语,六道即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指众生轮回的六大去处,即在这六道中轮回生死），“每个人都有前世、今世、来世更替的规律”。这是唯心主义的，同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对立的。
最后，藏传佛教也阻碍了阜新地区蒙古族人口的增长。在清代，蒙古贞曾经家家有人当喇嘛，兄弟 2 人必有 1人当喇嘛，兄弟 3 人必有 1 人甚至 2 人当喇嘛。而喇嘛是不能结婚的，致使蒙古族人口的繁衍受到严重影响。何氏、戴氏两个家族于 17 世纪 30 年代迁至蒙古贞，这两户到阜新解放，男性共381人，当喇嘛者96人，占25%；传到戴氏七世、何氏八世（1790-1830 年），当喇嘛最多，男性 81 人中当喇嘛者 26 人，占 32%。
（2）阜新佛教文化的积极影响。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
28 传播，对阜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一，对繁荣和发展阜新地区蒙古族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起到了积极作用。很多男孩从小出家，学习蒙文，有的成为著名学者。海棠山摩崖造像，堪称中国民间艺术的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瑞应寺喇嘛作家恩可特古斯不但精通蒙文，还兼通满、汉、藏文，并且擅长胡尔心说书；30 多岁时，他根据多年阅读小说和说书的经验，开始创作《兴唐五传》。成书后，被人们争相传抄，很快流传于蒙古贞和内蒙古东部各地，成为蒙古族人茶余饭后阅读消遣的好作品。查玛舞、经箱乐对蒙古族舞蹈、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第二，藏传佛教对蒙古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300 年来，瑞应寺门巴扎仓（医药僧院）共培养出 4000多名蒙医，他们行医于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等广大地区，继承和发展了蒙医蒙药。
第三，清代在阜新地区广建喇嘛庙宇，为阜新地区培养了大批的建筑匠人。史料记载，仅在瑞应寺的寺庙建筑中培养出的喇嘛技术匠人较有名气的就有 15 人，有铜匠、木匠、画匠、雕塑等人才。
第四，藏传佛教频繁的庙会和众多的佛事活动，也在一
29 定程度上促进了阜新地区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如阜新玛瑙雕刻，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勒津刺绣，现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新时期阜新佛教文化 1
首先，阜新佛教文化的恢复。1980 年，省、市对“藏传佛教肃反”运动的定性问题再次进行甄别，认定是冤案，但未能给予彻底平反。1987 年年末，为落实民族宗教政策，阜新市民委、宗教处做了大量复查工作，为市委、市政府起草了《关于 1960 年阜新地区藏传佛教肃反一案的平反决定》。市委、市政府将该决定上报省委、省政府。1989 年３月５日，省委、省政府批复指出：1960 年阜新地区进行“藏传佛教肃反”运动，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搞起的一起冤案、错案，对受害的喇嘛、干部和群众给予彻底平反。经济上对现有喇嘛给予关怀照顾，并由省财政部门拨给阜新市 100 万元，以解决平反后的经济资助费用。同时决定，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投资，对瑞应寺逐年修复完善，供喇嘛开展宗教活动。
在改革开放新政策与新经济形态的背景下，阜新佛教开始全面恢复，并开始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性转变。1986 年 8 月 1 日，阜新市佛教协会成立，王扎拉活佛任会长，阿斯冷、释光远、洛布桑任副会长，韩宝
30 财任秘书长。
其次，阜新佛教文化的发展。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经过层层申报，1996 年 2 月，国务院宗教局和辽宁省委批准了瑞应寺寻访六世活佛转世灵童。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寻访工作领导小组，在甘肃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指导下，从 10 月 8 日开始寻访工作。经过历时半年多的寻访，嘉木样活佛两次举行法会，从 82 名人选中最后测定 5 名重点人选，又从 5 名重点人选中测定刘海龙、徐宝和、马常亮 3 人为转世灵童“银盆选丸”候选人，最后是刘海龙、马常亮 2 人。1997 年 4 月 15 日上午，瑞应寺六世活佛转世灵童“银盆选丸”认定仪式在拉卜楞寺曼巴扎仓正式举行。认定结果，刘海龙为瑞应寺第六世察罕殿齐活佛转世灵童真身。嘉木样活佛当即赐予转世灵童法号为“洛桑• 义希成来坚措”（藏语，意思是智慧、功勋和事业像大海一样的智者）。1997 年 10 月 9 日，瑞应寺七世活佛洛桑• 义希成来坚措举行坐床盛典。瑞应寺七世活佛现任阜新市佛教协会会长，辽宁省和阜新市政协常委。
七世活佛坐床后，奉行“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的宗旨，广摄化缘，对瑞应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重建。十余年间，在社会各界资助下，瑞应寺累计投资 2 亿多元，修复了大雄宝殿、山门殿等原始建筑，在原址上按原貌重
31 建了活佛宫、哲学院、九大臣祈愿殿、天王殿、藏经阁、护法殿、关帝庙、舍利殿、度母庙等殿堂，又请回了释迦牟尼、文殊菩萨、观音菩萨、药师佛、绿度母、宗喀巴、弥勒佛等佛像。瑞应寺再现昔日辉煌，现已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党和政府不断深化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阜新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佛教得到健康发展。除瑞应寺外，普安寺、积庆寺、海州庙、佑安寺、辅国寺、宝力根寺（白泉寺）、千佛山妙音寺、关山牌楼庙、太平寺等寺庙也相继恢复重建或部分恢复重建。
阜新市不仅藏传佛教得到恢复，汉传佛教也有所恢复，如来寺、报恩寺、吉祥寺、龙海禅寺、文殊寺、龙华禅寺、甘露寺、灵缘寺等相继恢复或新建。
到 2012 年，阜新市已有依法登记的佛教活动场所 38 处，其中藏传佛教场所 10 处，汉传佛教场所 28 处,甲类寺观8 处（藏传佛教场所 6 处，汉传佛教场所 2 处），固定处所 30 处（藏传佛教场所 2 处，汉传佛教场所 28 处）。有市佛教协会 1 个，宗教教职人员 150 人，信教群众约 8万人。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各级统战、民族宗教等具体工作部
32 门的正确领导与帮助支持下，瑞应寺洛桑• 义希成来坚措活佛带领全市佛教界广大僧众，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爱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政府管理，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与其他教派和睦相处，在抑恶扬善、慈俭济人、怜贫悯疾、奉献社会、倡导和谐风尚等诸多方面，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体现了“利乐有情，普度众生，劝人向善，报效祖国，促进人类文明”的佛教根本宗旨。各宗教活动场所积极开展“双文明”活动和平安宗教活动场所创建活动，不断加强教风建设，投身公益慈善活动，已经成为了整洁清净、环境优雅、教职人员礼仪规范、深受信教群众喜爱的文明和谐宗教活动场所。
2011 年，瑞应寺被确定为全省佛教教职人员教育培训基地，已承办三期全省佛教培训班，效果显著，得到了省委统战部和省宗教局的高度赞扬和肯定。2010 年 12 月，瑞应寺荣获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2012年 8 月，在全省第四次宗教界“双文明”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上，洛桑• 义希活佛等荣获文明信教公民，普安寺等寺庙荣获文明宗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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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阜新佛教文化恢复与发展的原因：一是政策导向，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正确。二是经济基础，多种经济
33 形态并存，一些私营业主和个体户成为信众。三是社会基础，一些群众的信仰和心理需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一些人从宗教中寻求心理慰藉，这使佛教对部分群众生活的影响有所增强。四是历史根源，阜新地区佛教有过兴盛时期。五是文化基础，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中，藏传佛教在阜新佛教中处于重要地位，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
一是有三座佛教摩崖造像名山：海棠山、千佛山、塔子沟山。海棠山现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千佛山景区地处彰武县大四家子乡阿古庙屯，亦称阿古庙，位于彰武、法库、康平三县交界处；千佛山海拔 246 米，坡长 735米。这里主要以峰峦、峭壁、古枫、怪石等自然景观为特色，以佛、洞、水盛名于世。千佛山现存摩崖造像 158尊，大部分位于山脊，刻于玄武岩上，高的达 3 25 米，矮的仅有 0 18 米，基本按藏传佛教仪规、图样，兼蓄内蒙古大草原的古朴艺术灵性。1988 年,千佛山被辽宁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是有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群。
34 三是有新时期国家宗教局批准的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唯一活佛洛桑• 义希成来坚措等高僧。
四是有阜新蒙藏佛教博物馆。该博物馆是由积庆寺住持海春生创办的。2000 年以来，他耗费巨资，历尽苦心，收藏了 2000 多件藏传佛教文物。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海春生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美丽的塔子沟山里修建了博物馆。博物馆建筑面积 800平方米，首批入展藏品 600 多件，包括藏传佛教老照片、喇嘛服饰及生活用品、佛像、唐卡、法器、查玛、经书、蒙医蒙药器械等八大类，已于 2014 年 7 月正式开馆展出。这些藏品主题性强，全面、系统、清晰地反映出了蒙古贞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文化脉络。此充满地域特点的蒙藏佛教博物馆，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首开先河。
五是阜新藏传佛教在东北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阜新籍贯的大德高僧，如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雍和宫住持噶拉臧活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原教务处长吴占友活佛，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雍和宫住持胡雪峰都是阜新人。可以说，阜新是东北藏传佛教文化的中心。（三）阜新佛教文化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
2002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宗教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主
35 要表现在：一些地区宗教活动混乱，发展不正常，乱建寺观教堂、滥塑露天宗教造像和以各种借口聚敛钱财的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地方早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死灰复燃，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情况有所抬头；因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