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度转变对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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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伴随我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计划经济时代通过政治理念和单位制所树立的“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正在向市场经济强调性别差异的方向转变。这种变化一方面给女性带来了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使部分女性被排除在国家应有的保护之外。关于“单位制”的变迁以及其与女性就业的原保障和现行作用的探讨诸多。尽管单位制度已经终结，但对我国城市的影响仍以更加“隐形化”的形式存在。揭艾花认为，单位制是城市女性平等地位的制度保障。而单位制的变革改变了这种制度条件，使女性平等就业面临新的挑战。计划时期的社会动员和国家赋予妇女就业的政治意义，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支持妇女继续就业具有了最广泛的人文基础和群众基础。对于单位制的变迁过程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概述
本研究中，研究者将通过个案研究描述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实施前后，原女性职工在社会融合和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性别角色重新建构的过程，由“单位人”变成“市场人”或“阶层人”的机制，并探讨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
为有效且显著地反映这一变化，研究者把“单位”作为多个案采集点。此“单位”即为闽北SW贮木场。SW贮木场创建于1957年1月，是福建省集木材加工和贮运为一体的综合性国有大型企业。全场在职职工1217人（包括“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企业为职工以及职工家属提供住宅、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卫生所（社区医院）、电视台、独立的发电供水设备等等。20世纪末，林业局对SW贮木场进行“分块搞活”，组建成了3家民营企业。于是，贮木场的一千多名职工在1999年、2000年、2001年，分数批全部“下岗”。大部分“下岗”员工通过被3家民营企业返聘、SW当地打工、出外打工等方式实现了再就业，部分在这10年内达到年龄已退休，也有部分现在处于待业状态。
这项个案研究，采集了19份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想获取这些妇女的经历资料，从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来透视“下岗女工”或“下岗男性”的至亲女性们的记忆以及她们的鲜活经历，认识“组织化依附”瓦解时的女性的遭遇和应对，帮助读者了解在单位制变革、市场引入、家庭处境困难等多方互动下，女性工人的性别角色的重新构建。
三、单位制度变迁及其对女性的影响
（一）人事制度及其影响
SW中存在着有两类员工，一种是全民所有制“编制内”职工，还有一部分集体所有制的“编制外”职工。SW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多为男性，而有着“家属工”性质的集体工，多为女性。贮木场（全民所有制）女职工占比22.9％，而木制厂（集体所有制）女职工占比高达76.5％。原因是组建贮木场时在60年代，男女平等就业的指令还未深入传达，因此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多为男性，即使是“补员”（在场职工（全民所有制职工）退休后，可由其子女顶替他/她的岗位）将岗位传给子女，亦大多“男传男”。而有着“家属工”性质的集体工，来源是婚姻关系或未“补员”与“下乡”的子女，故不可避免地多为女性。
企业改制阶段，SW贮木场对两种体制的职工施行了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处置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把“集体工”转换成了“集体合同工”。因此，在“下岗分流”阶段，对于一般的全民工是按照工龄和工资支付不同的“买断工龄费”（大约2万左右），而对于集体工，则只需支付“合同解约费”（大约1万左右），金额相差一半。另外，集体合同工的两批下岗均发生在1999年，而全民工的下岗多在2000年与2001年。
下岗的不同时期，对集体工再就业最大的冲击表现为从本质上封闭了集体工就业的一条渠道——“返聘”。即在贮木场改制后，经历“下岗”，后在短时间内就被贮木场分块拍卖后形成的3个私人企业聘请继续担任原职或相关职位的再就业途径。私人企业与政府约定必须返聘有意愿就职的全民工，而把集体工就业推向市场。在所有职工的去向中，返聘的比例27.5％，是总去向中占比最大的一项。而其中，贮木场的返聘职工占贮木场所有职工的32.7％，而木制厂职工占比19.3％；相应地，男性职工返聘的百分比是29.7％，高于女性职工的24.7％。
由于体制上遗留的问题，两种体制的职工在退休工资上的差别，尤其是很多职工，原先在厂时工种一样、工资差不多，但是退休金却因为是全民工和集体工的不同，而差距4-5倍。调查得知，全民工的社保，贮木场帮交，一年800元，工龄等于保龄。但是集体工就不是了，保的是人保，不算工龄，贮木场只当时帮每个人付了两千多元，所以集体工现在的退休工资才300-400元。这样的区别不仅体现在两种体制职工的退休金上，更提醒我们的是大部分女性与男性职工退休后的收入的差距。
（二）住房分配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投资建房，然后分配到单位组织，再由单位组织以低租金的方式分配给单位成员的国家单位福利制。经过1980年代初起到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单位成为城镇居民住宅的主要供给者。
就SW贮木场而言，大部分的夫妻都是两人均为贮木场（包括木制厂）职工，因此贮木场的职工几乎都住在贮木场投资建设的“单位房”里。近几年，我国房价暴涨。原先贮木场单位房的市价（5万内），已经不及SW新建社区普通住房的1/5，更不及大中型城市住房贷款的首付价格。一定程度上，正是房子的存在，使得大部分夫妻，在选择打工时，倾向于留在SW打工。在SW打工（不包括返聘）的职工占总数的24.2％，是所有去向中排在第二位比重的一项“房子”之于传统的中国人就是“家”，是一种安定。贮木场虽然不再存在了，但是它曾提供的房子，却维系了下岗职工的安定倾向，也成为他们流动的羁绊。可见，单位的“向心力”，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仍是非常强的。
（三）社区建设
传统单位制度下，单位除了承担了一定的专业职能、社会职能，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能，是城市社会组织和管理的主要载体。SW贮木场的工厂厂区和生活社区是紧挨着的，也可以说生活社区镶嵌在厂区里。改制前的单位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居住场所，个人的所有需求都能够在单位内部得到满足，个人生活与单位组织密不可分，单位中的人际关系与社区中的人际关系相互交错，社区活动多被单位活动所替代，“单位大院”实际上成为一个个封闭独立的社区单元。“单位办社会”落实到空间上，构筑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封闭、狭隘的社会生活空间。而当贮木场改制，“单位房”仍是大部分职工唯一的固定住所。社区在居住层面的作用，对于大部分职工没有改变。然而，随着改制的完成、厂的解体，社区在满足个人需求、构筑居民日常封闭生活的功能发生了改变。熟人社区日益分裂，留在场里的都是些老弱病残，陌生人越来越多，小区的环境又脏又乱。当国有企业结束后，贮木场所附属的社区陷入了一种“无人管”的局面。原先厂提供的服务停止了，而街道的服务没有跟上，又因为没有社区开发者，所以也得不到现代社区的物业服务。去向的多样化，人们由于不在一起工作而疏离，不再直接地互相监督，小区中很多人乱扔垃圾，大家也都不愿出钱修理路灯、楼灯。
（四）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关于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冲突，在此研究中，最突出的不是保障的提供问题，而是社保、医保的缴纳几乎成为未退休下岗职工的生活最大支出，对某些人来说，可谓“经济负担”。
有职工表达了对退休的憧憬。对于女性企业工人，早退休可以使她们更好地得到休息，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她们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由于贮木场的许多工作接触到有毒化学物质，因此，贮木场的退休制度包含“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为，女性干部55岁，女性工人50岁，特殊工种的女性工人45岁。正是由于此特殊的分级制，和女性工人们对“退休”的迫切需求，导致大家纷纷申请特殊工种退休。通过采访改制前退休的老一辈女性工人得知，总体而言，老一辈退休的女工，由于都是全民工，随着国家政策导向的改变，她们的退休工资至少一千多，因此无论是夫妻健在，或只有一人过活的，至少在生活吃穿上没有经济压力的。也正是因为老一辈退休工人“赚得多，花得少”，他们成为了许多子女的依附。
四、进一步的探讨与引申结论
单位制的变迁使SW贮木场的人事制度、住房分配、福利与社会保障以及社区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了女性职工们与男性职工的女性家属们的工作和生活。由于女性职工们多为贮木场职工子女或职工配偶，因此贮木场的改制不仅影响了她们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也通过影响其他人，影响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影响了女性职工的家庭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家庭内部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改变
贮木场女性职工大部分为“补员”其母岗位的全民工和因父母、配偶乃厂职工而被照顾收入的集体工。她们进入贮木场工作时，贮木场的工作还被认为“铁饭碗”，因此，她们的上进心也只体现在既定岗位上努力工作。而在她们进入工作之前，她们的童年、上学都是在贮木场社区内进行的，因此，在采访中可以看出，她们儿时的志愿工作仅限于在贮木场出现的工种。
下岗后，采访对象表现出了更多依赖父母和依赖子女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下岗后，没有固定收入的女性职工，很自然地得到了父母的同情；二是因为年龄而言，几乎所有女性职工的父母都已是退休年纪，花费少，又有稳定的退休金，有能力接济子女；三是因为下岗后，没有固定工作，出外打工增加了流动的可能，而其子女大多已毕业工作，向其子女所在城市迁移，成为“养儿防老”的中国人很自然的应对措施。
与纵向依赖的普遍性相比，横向关系，即夫妻关系的改变，就不确定性多得多。采访中看到了更形式化的夫妻，由于采访对象的意愿，在此不做详述。而原因阐明如下：一是外出打工导致异地分居，感情的不稳定性增高；二是经济状况的下降，也影响了夫妻感情；三是由于都出外工作，不再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工作，接触的人和事多了，俩人的思想都会发生不同步的改变。
（二）社会资本的挽回和集体记忆的修复
对于原本的贮木场职工而言，朋友就是同事和邻里，这是单位制造成的封闭空间所形成的简单格局的小范围的人际关系。而厂的解体，虽然没有在立刻带来社区的解体，然后邻里感情已不如从前，在行为上互相约束的力量也减弱了。但是，在采访中，笔者同时记录了在厦门谋职的几位原SW贮木场女性职工的联系和聚会状况：一旦在外地重逢，她们都以极快的速度联系起来，即使之前在厂里关系一般；而且，利用这些关系，她们不仅填补了精神生活的空缺，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她们寻找就业机会以及各类生活互助的网络，可见，这些社会资本并非因厂的消失而立刻消失。而在“社区记忆”未能及时建立，也相对难以建立的当下，女性职工发挥了很强的能动性，在挽回社会资本的同时，开始主动修复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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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