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以制度创新求解社会公正作为和谐社会

  “公正即和谐”这一古训虽然由来已久，但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黄金发展和矛盾凸现并存的改革关键时期，仍然存在着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或者能否兼顾效率公平的经济社会难题。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试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获得正解，这种方法尽管对实现市场经济转型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却出现了总体小康中的不平衡和总体和谐中的不和谐实践结果。于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首次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如果不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对社会公正这一难题的求证，而是要在实践上不必将社会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就可以实现社会和谐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在经济社会整体统筹意义上诉诸制度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刚刚落幕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至于制度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实际上把社会公正难题纳入到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发展目标的制度创新求解过程。

　　在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导向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社会公正难题求解显然不能采取对社会不平衡和不和谐的单纯危机应对，这与过分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一样都是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肢解。发展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事实上，社会公正方面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区域、城乡与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业就学就医的民生艰难等，都必须要在较高的发展门槛上来加以解决。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发展，也不在于以牺牲效率达到社会公正。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现实的效率性公正。但因人们在劳动能力、拥有的资源、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必然在参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造成一定分化，因此时下必须要注重考虑和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成了通过建构合理的制度，破除人为的行业垄断、市场壁垒、资源独享等不公平现象以不断提高科学的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从政策体系、法律制度、分配机制、社会体制等方面为社会成员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使效率与公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机统一起来。

　　把社会公正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必然要求中国政府职能上的公共服务角色定位。我国曾长期关注经济改革，尽管为了消融快速发展经济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也曾进行相关制度调整（如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和通过修宪保障正当私有财产等），但从总体上说，这种制度调整还是围绕着快速发展经济。各种经济制度改革远远快于公共管理制度改革，公共管理制度改革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的总体制度难以消除由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某些社会不公，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和官员腐败及其引致的社会不公。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更没有人去试图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人们对制度的期盼变成了政府如何面对今日社会高度分化和断裂局面，为更多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措施。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一切制度创新的本质要求，政府必须要走出方便自身管理的制度设计原则，从全能型或经济型行政管理者角色变成公共服务者角色，走到面对公众或公民的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轨道上来，把维护社会公正作为主要职能，为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

　　在公共服务制度方面，首当其冲的是财政制度需要面对社会分配公平问题。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公共产品为主的二次分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保、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公共财政供给增长迟缓。我国财政支出快速增长，每年基本保持在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近13年来基本无增长。公共需求快速增长，社会分配不公，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不仅是公民经济收入差距问题，更体现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和政策的错位显然在于，非市场失灵领域涉入过深而市场失灵领域又没有完全到位。因此必须要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便既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又确保社会分配公平，同时要在制度意义上采取公开公正透明的资金使用方法，使财政支出不断进入到市场失灵的社会领域中来，体现出财政资金“取于民用于民”的公共效益。

　　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将一种能够保障基本社会公正的制度环境建立在广泛涉及社会成员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着重从体制和机制上保障社会公正，逐步形成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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