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对高端产业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影响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36-09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通过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构建了现如今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体现了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状况，各国不同的分工位置决定了获得真实贸易附加值呈“微笑曲线”的分布状况。长期以来，“微笑曲线”上高贸易增加值的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等核心技术环节，营销网络与售后服务等运营环节，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掌握。我国利用劳动力禀赋优势，通过发展加工、组装贸易，也融入这一全球价值链之中成为“世界工厂”。

如今的国际贸易以中间品为桥梁进行全球化生产链条布局，使得中间品贸易规模远超传统的最终品贸易规模。决定商品出口增加值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国，而是链条上的所有国家，使贸易增加值分散化。所以，传统贸易总值口径的统计方法无法体现中间品贸易所有生产环节所创造的增加值，而以贸易增加值衡量我国贸易收益时，我国实际贸易利得远低于传统计算结果，导致出现“统计幻象”（陈继勇等，2016）。因此，增加值贸易（Value-Added in Trade）成为全球贸易、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应用日益广泛的统计体系，如果长期以出口最终消费品为主，会导致我国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位置的边缘化趋势，并且容易形成产能过剩。由于低端位置具有较大的地理弹性，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目前面临着来自其他更具劳动力优势的地区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体系下，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难以改变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因为对于GVC的构建者和主导者来说，为了维持自己的“链主”地位，会采用一系列隔绝机制以阻碍嵌入者位置的升级。由此可见，我国必须打造由自己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提升价值链位置，跳出“悲惨增长”的陷阱。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我国提出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围绕“一带一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结合我国装备制造业领域的成熟做法，通过“差异化”策略推动富余产能与沿线国家合作，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从而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以，“一带一路”对于我国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实现构建高增加值环节的区域价值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在增加值贸易的分析框架下，以我国价值链分工位置变化和高端制造业增加值结构状况分析反映我国新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依据，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我国新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影响机理和效应。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如何基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价值链嵌入位置升级问题。比如，刘维林等（2014）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部门的面板数据，基于产品与功能双重嵌入结构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测算框架，论证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及嵌入结构的影响及其两面性。李惠娟、蔡宏伟（2017）利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邱国栋等（2014）着眼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实现过程，提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延伸对策。

目前，关于我国“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增多，比如，闫磊（2016）从中亚与我国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技术优势等角度，分析通过产能转移与产业合作共赢的博弈重构国家价值链。魏龙等（2016）从“一带一路”经济可行性角度，分析我国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转变的可能性。或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和产品空间理论，分析“一带一路”的价值链升级机制（李军、杨学儒，2016）。黄先海等（2017）从国际产能合作的视角，提出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双向“嵌套型”价值环流，重塑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王领（2017）则从国家战略、国际分工、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构建我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前景与挑战。

可见，关于“一带一路”价值链的分析，大多侧重于从战略布局的宏观层面进行讨论，在较少的定量分析中，基于增加值贸易的分析框架，探究“一带一路”对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多。主要有Weil、Diniz（1985）认为企业在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增加值，但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加值的大小不一样。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Pascal Lamy（2011）指出在进出口贸易中应将国内增加值的变化作为对外贸易统计的标准。

关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Hummels（2001）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提出的垂直一体化（Veritcal Specializaiton，VS）宏观估算法，该方法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将一国出口中的增加值分为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和来自国内的增加值两个部分。Hummels、Isihi和Yi（2001）首次将一国出口贸易分解为进口成分（VS）和作为中间品被其他国家进口的成分（VSI）两个部分，该测算方法简称HIY分析框架。但是在出口附加值测算中，该方法存在进口中间品在出口产品中具有相同比例的等比例假設问题。此外，在对外贸易中也未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因此该方法在运用中会导致高估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是Koopman等（2010）提出的KPWW法，该方法将一国的出口贸易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并将增加值贸易统计法运用到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之中，将一国出口总值分解为国外增加值和国内增加值。Koopman（2008，2012）基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类投入—产出表，对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设定不同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改进了出口产品的增加值贸易测算方法。KPWW法作为事后核算，在会计分析框架中，将投入产出表纳入其中，分解出口贸易总值，能够准确解决重复出口和转出口等问题，在实际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邓军（2013）、王岚（2014）基于KPWW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分别探讨我国制造业的实际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罗长远、张军（2014）基于增加值贸易，实证分析我国出口贸易中国内增加值的动态变化。王直等（2015）根据出口贸易品的价值来源以及中间渠道的异质性，从多层面进行国际贸易流的分解，建立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则。林斐婷等（2017）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分解，分析中美在制造业贸易中的失衡状况。魏龙等（2016）利用KPWW方法分析“一带一路”对主导区域价值链的经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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