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中观、宏观看外语教育中的技术发展

[摘要]中国的外语教育經历了几个阶段。每一次外语教育方法的变革都与教育技术的革新休戚相关。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对外语教学的推动，教育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看外语教育中的技术发展可见，外语教育的技术发展依赖于语言学习的科学技术基础。同时，教育技术的发展也受到外语教学理论的激励和促进。

[关键词]外语教育；教育技术；微观；中观；宏观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7）050029050引言

技术驱动的学习方式不断促进外语教育的发展，在外语教育发展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次外语教育方法的变革都与教育技术的革新休戚相关。从纸张、笔墨到粉笔和黑板；从计算机介入到语料库分析；从媒介辅助到教育技术，外语教育由传统的固定空间集中讲授转向基于资源的学习方式和在线开放式学习方式。一百多年来，教育技术伴随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史不断发展，在当代朝着更加多元化、泛在化的方向繁荣壮大。

根据外语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技术的发展形态，将其分成三个维度：微观，即早期以电化教育为主的课堂内设备辅助性外语教学；中观，当代教育技术和网络信息支持的新型外语教学手段；宏观，教育技术信息化带来的外语教学理念的巨大变革。本文将从上述三个维度论述外语教育中的技术发展。

1微观：外语教育史中的电化教育

几乎始于外语教育的发端，教育技术就以早期的电化教育形式伴随着外语教育的发展。电化教育的重要性在外语教学大纲中得到明确体现。虽然电化教育只是当代多元化教育技术中比较微观的一个层面，但其发展最能体现教育技术与外语教育的紧密联系。

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开端期（1919～1949年）、改革调整期（1949～1984年）、繁荣发展期（1985年至今）。外语教育史中的电化教育出现在改革调整期，并在繁荣发展期不断得到强化和改善。

从外语教育史中的电化教育简史来看，我国近代外语教育中的电化教育是后来教育技术发展的前身，其发展期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具体可以分成五个阶段：（1）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金陵大学最先开办短期培训班，培养了一批电教人才；（2）新中国建立之后，外语学科开始使用电化教具；（3）20世纪60年代，国外有关电教的经验和资料不断介绍到国内；（4）1978年，教育部成立电化教育局，《电化教育》出版；（5）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外语电教协会成立[1]。

从外语教育中电化教育的具体推行措施来看，早在1964年，外语电化教学就已经成为外语教育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例如，1964年10月颁布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主要条目：（1）新建和扩建一批高等外语院校；（2）举办外语训练班，培养和提高科学技术干部的外语水平；（3）千方百计解决师资问题；（4）大力改革外语教学；（5）改进招生工作，保证学生政治学业质量；（6）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7）改善和充实外语教育的电化设备；（8）加强外语教育工作的领导[2]。针对外语电化教育，《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还明确指出：“电教设备对于提高外语教学效果，弥补师资条件不足有很大作用。7年内，要分期分批按不同标准把高等外语院（系）、外语学校的电教设备装备起来。”[2]

从电化教育在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来看，已把外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明确写入本科教育改革意见。例如，1998年6月，《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主要涉及：（1）思想观念的转变；（2）复合型人才的培养；（3）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建设；（4）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5）教材建设；（6）非通用语种的建设；（7）师资队伍的建设。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有了明确的规定：“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课堂教学重在启发、引导，要为学生留有足够的思维空间；课外活动要精心设计，要注意引导，使其成为学生自习、思索、实践和创新的过程。广播、录音、投影、电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利用和开发，为专业外语教学手段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前景。”[2]关于教材建设，也指出：“注意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2]

2007年2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充分运用优质教学软件和教学资源，深化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推动高校建立网络环境下的英语教学新模式。”[2]

当前，外语各专业的国家标准里都有对教育技术及其相关资源的分层次描述，并且将教育技术与教育资源列为专业评估的一个主要内容，督促外语教学单位重视教育技术的建设与应用。

2中观：教育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对外语教学的推动，教育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突显。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研究”课题组2010年发表了对国外教育信息化的调研结果，表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都普遍建立了安全和高效的教育信息化应用平台与数字校园环境。英国还积极思索如何利用现有环境为个人潜能的最大化发挥服务。韩国则进一步挖掘应用服务的深层次需求和发展。印度由政府推动积极开展和推广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全面运用。巴西则重新审视并加强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3]

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势态良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数字资源体系雏形基本形成，信息化教育与应用取得一定成效，教育电子政务蓬勃发展，标准化建设、关键技术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信息化保障机制建设逐步得到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得到较大发展，教育软件产业走上市场化发展之路。”[4]

李帅军等人的研究表明，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19世纪的孕育时期；（2）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以来的奠基时期；（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建立与发展时期[5]。比较一下本文第一节关于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分期时间，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与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同步，特别是在现当代，教育技术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外语教育发展越来越快。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慕课教学。慕课是国内外学者结合媒体技术、网络学习和在线资源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慕课的发展与教育设计密切相关。具体来看，支撑慕课发展的教育设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育设计与技术（IDT）运动的初始阶段（1940～1960年）；第二个阶段是教育设计与技术（IDT）运动的发展阶段（1970～1990年）；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6]。在万维网的推动下，建构主义方法在教育设计体系中开始被使用。在这一阶段，教育的成本有效性、电子支持系统（EPSS）以及远程学习技术开始介入教育过程。以上三个阶段以及后来西门子（Siemens）的联通论都成为后来互联网时代慕课教学的技术理念支撑。查孔-贝尔特兰（ChacónBeltrán）[7]的研究表明，使用慕课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外语学习，因为慕课提供的技术使得在外语学习领域获取更多经验成为可能。慕课教学中发现的新的学习环境，可以为教学活动提供适合语言学习的条件和语境，主要涉及隐性学习、远程学习、学习者自治、材料设计、学习策略发展等几个方面，这是传统教学所不能完成的。外语教学中的学习资源多是以硬件拷贝或者电子类型的方式呈现出的文件或者媒体，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互动与反馈更为直接突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都需要通过在线环境来反馈和改善，而外语学习项目表现、参与学习情况的衡量等对于评估学习者的成绩非常重要，这些都需要借助教育技术来准确采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资料。

第二，翻译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翻译技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很多分支组成，包含不同类型的任务。其中，应用很多的计算机工具来提高效率、速度或者质量。”[8]就其范围来看，翻译技术涉及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机器翻译工具、一般工具和电子资源[9]。对于翻译技术涉及的范围，阿尔奇纳（Alcina）将其分成四个层次：（1）建构与翻译相关的计算机应用的不同方法；（2）讨论不同的分类；（3）定义领域界限以及选材标准；（4）对翻译工具和资源进行分类[8]。教育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外语教学的发展。首先，翻译技术规范了翻译流程。涉及工具技术、译前术语水平、译中术语水平、译后术语水平、译前切分层次、译中切分层次、译后切分层次、翻译流程及双语管理等。上述翻译技术对于规范外语教学流程、定量评价和监控外语教学过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次，有利于分层次的外语教学。例如，奥斯特慕尔（Austermühl）提出了综合模式的本地化教学方式，涉及软件翻译、工具和理论三个模块。其中，软件翻译模块又可分为三个层次：（1）本地化程序导入、计算机系统的术语导入、翻译主流文本类型；（2）网站本地化，涉及超文本类型、工具、网页本地化以及翻译记忆；（3）软件文本类型与工具[10]。

第三，教育技术对外语写作评测手段具有推动作用。利用教育技术作为二语写作中语言准确性的测量手段目前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波利欧（Polio）和谢伊（Shea）描述了二语写作的语言准确性测试方式。他们首先回顾了最近十年的测试方法，包括整体测试、无错误单位、错误数、特定错误类型属等。然后讨论了这些措施与1997年波利欧（Polio）报告相关内容的差异，认为关于写作间信度和详细的编码规则仍然估计不足，使得研究成果的复制非常困难。如果将这些测试措施应用于MSU数据，能够非常好地表现写作行为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波利欧（Polio）和谢伊（Shea）的测试措施包含整体测试和无错误单位，并对具体的错误类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研究者获取关于这些措施的信度超过80。此外，通过观察数据的相关性和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发现，数据的相关有些明显，有些不明显。研究发现：权重的无错误单位与标准的无错误单位不同。只有整体性测试以及介词错误的数量随着时间变化[11]。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语言准确性研究，写作评分系统也一直引起研究者关注。建构式回应评估比传统的多选项评语有很多优势，但是这种大规模评估方式所需的评分成本和精力极大。利用教育技术发展自动评分的建构性回馈系统，有助于减少成本，也可以促进学生更多的反馈。作文自动评分系统在很多年里已经成为人工评分的一个真正的可变的选项和补充。早在1966年，佩奇（Page）就表明，自动评价与人工评价有很大不同。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系统发展起来，其中最为突显的系统包括写作自动评分系统（Intelligent Essay Assessor）、自动作文评阅（Intellimetric AES）系统。人工通常借助几个不同的内部变量来评价写作，例如词汇、流利度、语法等，而AES系统则是使用这些内部变量之间的概率或可能的相关度来进行评分统计[12]。

第四，利用教育技术可以整合基于资源的教学方式。（1）将教学资源库嵌入到具体学科门类的教学实践中去，例如，斯卡塞（Scase）等人的研究是在本科心理学课程中嵌入基于学习材料资源（RBL）的教学与技术项目，主要是使用计算机辅助的相关教学资源。该研究表明，成功使用资源材料有利于持续有效的学习。将在线资源嵌入到外语教学中，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并且进行有效的形成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就会在外语教学中起到積极作用。（2）分析高校资源库对教学过程的影响，例如，诺拉西比（Norasibah）等人的研究表明，就效果来看，使用资源库鼓励了学生之间的小组学习，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而且促使学生关注某一个特殊主题的内容。（3）研究在线资源环境下的合作学习效果，如哈奇森（Hutchinson）的研究表明，合作学习应该与网络学习环境中的诸多因素进行有效结合。“信息技术实践”的信息技术大学生团体为此项研究提供了验证理据，这是一个主要由学生作为参与者的全程网络学习团体。哈奇森（Hutchinson）的研究关注课堂设计的主题与评价以及一些灵活多样的内容安排，同时关注资源共享环境下如何组织有效的网络学习，关注与之相关的教学策略以及网络教学环境中小组管理的策略。（4）针对基于网络资源库的外语教学研究，如平普鲁姆（Pingprom）的研究表明，网络在线资源促进了教育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整合了知识管理概念与网络辅助语言学习。研究进一步调查了来自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网络资源库的外语学习反馈，整个评价效果表明，参与外语学习的师生对网络资源的质量和可用性持有肯定态度[13]。

3宏观：外语教育中技术发展的理论框架

从理论层面来看，外语教育中的技术发展主要涉及学习维度、发展维度和教学维度三个方面。

3.1学习维度

外语教育的技术发展依赖于语言学习表现的科学技术基础。同时，教育技术的发展也受到外语学习理论发展的激励和促进。教育技术包含嵌入外语学习、丰富语境的复杂技巧与概念范畴，如信息加工、认知分配与认知学徒制。认知学徒制是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认知科学发展和情境运动影响而在北美兴起的情境学习理念和模式之一。该理论提出后虽倍受关注和推崇，不过由于受到教学条件的局限，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得到推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com”一代学会了用一种数字化读写方式和这个世界互动，特别是学习的情境参与隐喻，重新唤起人们对认知学徒制教学的兴趣[14]。认知学徒制的特点包括真实性、同一性、关联性、反思性、周期性与多媒介性，还体现出协作性的社会互动、支架以及对认知过程的阐释等[15]。外语学习中的“认知学徒制”特别突出信息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

综合来看，教育技术对外语教学的支撑理论作用在学习方面的体现主要包括：（1）学习过程流利度。教育技术介入外语教学有利于学生灵活、准确、有效、合适地展开学习进程。具体涉及对工具的使用、合理使用技术手段和算法等来解决外语学习中遇到的问题。（2）范畴理解。对外语学习范畴的理解包括清楚明了地理解教育技术应用于外语学习的相关概念，理解教育技术可以提供的有利于外语学习的操作领域及其工作原理，理解概念與操作之间的关系。（3）策略能力。是指应用教育技术来规划、再现、解决复杂的外语学习问题的能力。（4）顺应推理。是指语言学习过程中逻辑思维、反思、解释与判断的能力，通常借助教育技术使其定量验证。（5）积极的倾向。是指具有习惯性倾向，将外语教育看成明智、有用、值得的教育，同时坚信通过技术辅助、勤奋学习和个人能力能够解决语言学习的问题。

3.2发展维度

技术或者数据驱动的外语教育方式对于综合能力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料库给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数据驱动的学习方式、基于语料的语言教室、计算机技术条件下的语言评价等不断涌现，丰富和促进了外语教学的手段、内容和方式。以翻译教学为例，教育技术介入翻译教学，对于教学过程中的核心能力、外围能力、亚能力以及日常能力都有促进，有利于综合能力的发展。认知教育理论家戈夫瑞克认为，外语教学（含翻译教学）的核心能力包括策略能力和动机，还包括外围能力，主要涉及专业能力，不仅要理解专业知识，还要发展填补个人知识断层的能力。在“外围能力”里，重要的一项是技术工具应用与研究能力，文字处理、术语和翻译管理以及机器翻译和机辅翻译能力都应考虑在内。与此相关，外部信息资源与可用工具、工作环境（如时间压力）、翻译规范、翻译任务能力等也是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训练的重要主题。

此外，基于教育技术的外语教学也将社会文化因素作为重要的能力发展参数。例如，梅（Mey）认为语用能力与学生下列能力的发展相融合：语言意识、跨文化想象能力、对语境变量的理解能力、使用修辞手段来加强意义的能力[16]。这些特点在语料库语言学分析中尤为明显。社会文化能力在翻译能力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凯利（Kelly）认为，翻译能力包含交际和语篇能力、文化能力、主题能力、职业—工具能力、心理—生理能力、人际能力和策略能力[17]。

3.3教学维度

肯尼迪（Kennedy）和米塞利（Miceli）[18]以及贝尔纳迪尼（Bernardini）[19，20]都指出，教育技术支持的外语教学方法，使得归纳法与演绎法更加顺利地融合在一起。虽然技术支撑和数据驱动的外语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观察能力、归纳与推理能力要求很高，但是这种新的教学方法的融合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不管是基于纸、笔的语料库教学法，还是手动检索的语料教学法，与教师主导的学习方法不是互相冲突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互相丰富。

弗劳迪尔（Flowerdew）[21]的研究表明，在充满合作与互动主导的教学环境中，技术支撑、数据驱动的学习方式对于专业划分非常精细的学生非常适用。但是，即使在以教师讲解为主导的课堂，例如传统的语法课（教师讲解语法规则，然后举例说明），语料库仍然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灵活学习语法的路径[22，23]。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语言结构被看成是语言成分的横向组合性排列，语言的级阶是各范畴自下而上的不同层次的联系。系统被看作是一组能够在结构里的某个位置上相互替代的纵向类聚性单位。语料库为分析语言系统提供了具有理据意义的实例化实践。数据驱动的外语教学对于直观展示由语言构成并通过语言表达的意义潜势具有深远的意义，并能够明晰语言深入细分的程度，描述其在系统中前进的方向。可以说，语言的系统以文本的形式被实例化，其潜势是意义产生的来源。如果说文本是语言分析时使用的数据形式，那么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描述多基于文本。多个文本形成的语料库对于语言分析来说非常重要。首先，基于教育技术处理的语料库数据庞大，而且来自于第一手资料，真实可信。其次，语料库提供的实例化证据包括口语、书面语、正式语言、日常生活语言、方言、俚语、网络语言等等，可以为学生提供各类语言变体。同时，基于教育技术支撑的语料库资源更新快，可以随时吸纳新的语言资源，其优势是周期短、进程快，是对传统纸笔教学的一个有益补充[24]。博尔顿（Boulton）[25]等人的研究表明，数据驱动的学习方式在外语写作教学方面显现出卓著成果，特别是在错误的鉴别、反馈与修改方面，作用显著。

4结束语

外语教学的特殊性质，使得教育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互联网已经成为教育的新资源和新场所，外语教学在面临互联网挑战过程中，慕课、数据驱动的学习方式、基于资源的教学方法也逐渐构成一个全新的教育生态环境。在这个全新的教育生态环境中，教育技术起到了支撑性作用。当代教育技术驱动的外语学习方式的动因、特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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