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意蕴
[摘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重新恢复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深刻论述，这对于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各种误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中国化”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胡锦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惠晓峰，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韩琳，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延安716000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5—0006—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和论述的。之后，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中，并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中间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但七大以后，在党的文献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却再也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理论研究过程中，这一概念才被理论界重新使用，并得到理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过半个多世纪，胡锦涛在许多重要讲话中，恢复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胡锦涛总书记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蕴深刻，意义重大。
一、澄清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各种误解，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党的七大以后，出于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考虑，避免民族主义的误解和苏联的不满，在党的文献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再也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不科学的，更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恰恰相反，我们党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所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可见，胡锦涛重新使用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非偶然，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胡锦涛重提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澄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各种误解，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各种误解。一是“取消论”，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弱化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早在延安时期，叶青就宣扬说，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依据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形，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根本修改，使它变成另外的东西。对此，艾思奇尖锐地指出：“依他的意思，如果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丢掉，变成另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强调中国的传统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这些认识显然不符合实际，是错误的。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前提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离开这个前提来谈“中国化”，就不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讲别的什么“中国化”。其实，早在1941年，毛泽东为了防止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解，就向全党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胡锦涛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总是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见，“取消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曲解。二是“民族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民族主义”。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尽管有的是从语义学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不明白党内政治思想斗争而产生的一种误解。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的新论断，正是深入研究我党的发展历史而提出来的。他也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决非宣扬什么民族主义。恰恰就在这一论述的前后文中还在讲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或普遍性，要求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三是“倒退论”，即认为延安时期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特定含义和意义的，但这一提法本身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混乱”，相对于我党后来提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提法和思想“还是一种倒退”。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胡锦涛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常常是这三种提法同时并列使用的。据笔者的学习体会，在胡锦涛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总之，胡锦涛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恢复使用和论述，对于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消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误解和怀疑，继续坚持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二、科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中国化”规律，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中国化”规律，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为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之后，《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说：“一部包括红军长征在
内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的新论断，不仅揭示了党发展的“中国化”规律，而且告诉我们，建设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党建设成为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和指导的党。
胡锦涛的论述言简意赅，意蕴深刻。首先，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谛就在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被中国化，就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回顾党的历史，从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长征，不难看出，什么时候我们能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事业就胜利、就发展；相反，则是教条主义横行，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因此，胡锦涛多次强调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先导”。这些论述意味深长，意义重大，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其次，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为我党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并深刻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赋予其“解放思想”的新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江泽民、胡锦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新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不难看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再次，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就是要不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党。在党的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已经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正是有这些不断创造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总之，在胡锦涛总书记看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党永葆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上的先进性，把党建设成为用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是新时期搞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任务和根本保证。
三、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的新任务，指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向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时代、列宁时代不一样，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也不一样。我们正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迫切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理论的回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明确提出了继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早在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他又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还说：“我们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就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胡锦涛不仅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还指明了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向。他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这里指出的“三个更加”和“三个特色”，正是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着力追求的目标方向。
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加强实践性，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必须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过程。因此，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反对教条主义，不断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升华为科学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新的理论，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使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征，就成为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
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重民族性，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全世界的世界化、普遍化的过程，也是它具有各民族风貌、风格、气派、作风的民族化过程。离开“普遍化”谈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同样离开“民族化”来谈马克思主义，也是非科学的，有害的。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种形式不是“洋八股”，亦非教条主义，而是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胡锦涛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论述，正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在新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途径和方向。
最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时代性，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归纳起来，就是要实事求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说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中国国情，体现民族特色，也要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特色，在实践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所以，胡锦涛不仅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同时强调其时代特色。这“三个特色”辩证统一。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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