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史铁生

我和史铁生是清华附中初中同学。同是一九五一年出生。他一月四日出生，属虎；我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属兔，比铁生差不多小一岁。

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九六六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一九七一年九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一九七七年，我惠“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一九七八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他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各位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二十六号小平房里，直到一九七九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一九八一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出国留学。一九九一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癌细胞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北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一九九七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矾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一九九八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

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的，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上次见面是二〇一〇年秋天，带延安“老插”纪子英和其女儿杨霁一起去，并外出吃饭。杨霁在十年前上中学时读了《我与地坛》，一直盼望能与铁生见面，愿望终于满足。铁生送给她一本《务虚笔记》。

铁生在小说《务虚笔记》中描写小时候见过的一个大房子。进去看，阶厅壁廊走得曲折；随手推开一扇扇门，装饰与气象各异，给人印象迥然不同，门后藏着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不止一次，我面对着铁生，有时也对着我的爱人，暗自想：你是谁？从哪里来？我以前并不认识你，怎么就成了好朋友？怎么就成了夫妻？……路走得多了，人走得老了，心走得累了，思想慢慢生出感悟，答案逐渐变得明朗。人生就是被这些命定的偶然连接成路途，路途上景象万千，路途中遭遇别的人生；路途前歧路如麻，交织成个人命运的奇妙与独特，演绎出幸运与悲剧、苦难与精彩。

巧合就是命运。命运为我和史铁生在同一天推开清华附中的校门，学校注册表格在这一天把我们的身份从小学生定义成初中生。人生际遇从此为我们展开了四十多年的相识、相知、友情与交融。

我以为，“朋友”泛指人生路途中的同行者，说到底是指某种关系，是孤独的个体面对社会生存而必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有四种境界：相识是相互观察，你是你，我是我，心中还藏着恐惧，存着戒备；相知是指打破盔甲，袒露内心，在动机和价值观上达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友情是我在困境和苦难中无处可逃，你抢过身来拉住我大声说：别怕，还有我呢交融是你定义了我的存在，你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流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我心里明明想着你，念叨的却尽是我自己的事情。

清华附中，顾名思义，是为方便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就近入学而设立的一所中学，建在清华校内；其原名“成志中学”，历史追溯至一九一五年；学生曾经全部走读。

上午，同学们下了课，三五成群结队回家，吃了饭眯个午觉，再走回教室修下午的课，不用急，一准儿赶得上。高手们算得精准，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清华园离北京市中心的前门或西单牌楼有几十里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交通不便，进一趟城要先走土路到郊区汽车站，等半小时坐上一趟公共汽车，和马车、三轮车、自行车一起把狭窄的柏油马路拧成麻花，到北太平庄或平安里车站换车，无论怎么好运气，也得两个小时才能到城里。因此，虽然听说城里有历史悠久更传承洋派的名牌中学，对于我们这些偏居清华一隅的小学生们却是可闻而不可及、可羡却无法体验的。名震北京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如清华荷花池中的莲花，香远溢清，只可远观焉。比如，我在“小升初”报考学校时，第一志愿是清华附中，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别是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离家不远，都在郊区海淀。

史铁生是城里王大人胡同小学千里挑一的顶尖学生。三道杠的大队长袖标在臂膀上戴了好几年。这骄人的成绩既培育和巩固着铁生的自尊心，也鼓舞着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他家住城里北新桥附近，汽车、电车四通八达，可以选择城里的名校很多，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呢？

这也许要从清华附中在六十年代时正经历的巨变说起。一九六〇年，清华附中在清华北墙外约半里路的一大片稻田上盖起了新楼房，在原有的初中基础上建立了高中部，校舍搬到了大学校门外。六层的教学主楼撑着一身钢筋混凝土骨骼，按苏式超高举架设计建造，在周边大片农田映衬下，显得高大威武，像是羊群中闯进了一头大象，逼得众目仰视。主楼宽大的门庭前伸展出来一个标准的运动场，细细碎石铺成的外周跑道上，画着白色分隔线，两侧有跳高和跳远用的沙坑，可以开展所有的田径运动，也可以踢全场足球。穿过大操场是一座四层的学生宿舍楼，位于主楼正门左前方。宿舍楼西、南两侧，分别是两组篮球场和排球场。

在“又红又专”的办学思想引领下，清华大学派来了万邦儒先生担任附中校长。万校长锐意实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招生面向全北京，一时声名鹊起。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市内学生报考清华附中，录取分数线扶摇直上，其势头之猛已经盖过一〇一中学，比肩男四中。后来又通过考试在高二年级设立了两个“清华大学预科班”——把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优选生源与毕业分配的去向串成“一条龙”供应链，在人们的想象空间里打通了一条成为“红色工程师”的绿色通道。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分。铁生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带着铁生的父亲和其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三十九号，三世同堂。铁生的大爷史耀增，一九五一年一月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住、玩儿、念书等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辗转回京。铁生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里收藏着父母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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