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妙之音与天籁之声的交融

【摘要】佛教，蒙古人称之为喇嘛教。晨钟暮鼓的余音曾缭绕于蒙古地区的上空几百年之久。几百年来，广大的蒙古族群众习惯了倾听从神庙中传出的或為嘹亮或为深沉的诵经之声和使人心平气和的佛教音乐。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族的民歌在创作与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曼妙之音与天籁之声的有机结合，对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杜尔伯特蒙古族；佛教；民歌；促进作用

晨钟暮鼓的余音曾缭绕于蒙古地区的上空几百年之久。几百年来，广大的蒙古族群众习惯了倾听从神庙中传出的或为嘹亮或为深沉的诵经之声和使人心平气和的佛教音乐。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自从接受佛教开始，他们生活的各方面都无不受佛教教义的影响。同样，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族的民歌在创作与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曼妙之音与天籁之声的有机结合，对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佛教在杜尔伯特的传播

佛教，蒙古人称之为喇嘛教。佛教何时影响了蒙古族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早在契丹时期佛教文化就影响了蒙古族文化。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南部为契丹、北部为室韦，其中蒙兀室韦是室韦中的一个部落。蒙兀室韦受契丹文化影响究竟有多深，现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研究人员认为藏传佛教和蒙古文化的接触是在公元1206年开始的，其原因是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称成吉思汗之后，亲率蒙古大军企图统一中国向信仰佛教的金国和西夏进行了战争，从而导致了对佛教文化的接触。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攻破积石、西宁等州，对佛教等宗教采取普遍接纳的政策，于是甘、青藏族部落，以及西藏的蔡巴噶举派首领便遣使向蒙古军“纳牧输诚”[1]，开始了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联系。从史料记载分析，这时的佛教对蒙古地区的文化还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社会并对蒙古族文化产生影响始于元太宗窝阔台掌政时期。他的军队在进驻凉州、控制甘、青地区之后，又准备向西藏进军。当时西藏地区的佛教势力强大，要想占领并统治西藏，就必须争取掌管当地精神世界的佛教首领的归顺。当时的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学有“五明”，在民众与信僧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被迎请到凉州，协商西藏事宜。元太宗窝阔台于1241年驾崩的第三年后，他的三儿子阔端又派人入藏召请萨班，萨班带领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至凉州。他和阔端的会晤，首先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初步建立了蒙藏政治关系，萨班在在给卫藏统治者的公开信中说到：“大施主对我言：今我用世法来治理世界，汝用佛法来护持世界。”[1]此时佛教其影响范围应该只限在甘、青、藏范围之内的蒙古族统治阶层中，还没有影响到广大的蒙古族群众之中，即使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八思巴被推崇为国师之时，佛教也未深层次地传播到蒙古族群众当中的这一史实也在证明这一点。

自元顺帝妥欢帖木尔1368年退出大都回到蒙古故土后，佛教势力也曾企图在蒙古地区继续发展，但成效不佳，最终导致佛教势力的影响一度在蒙古族民众中几乎销声匿迹，人们的宗教信仰又回到了原始的撒满教上。信奉撒满教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北元时期土默特部的阿拉坦罕，汉文史书上记录为俺答即成吉思汗的第十七孙时代又重新从青海引进了佛教即喇嘛教中格鲁派即黄教，借助当年忽必烈皇帝和八思巴国师的影响向蒙古族各个阶层广泛传播佛教教义，蒙古族贵族阶层纷纷皈依喇嘛教，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宣传与影响，广大的蒙古族群众也逐渐开始信奉了喇嘛教。在蒙古科尔沁地区传播喇嘛教的人是内齐脱因阿毕达。后金天聪八年（1634），内齐脱因应皇太极之邀，带领察罕佃齐呼图克图为首的众弟子前往盛京拜见皇太极，归附后金。皇太极请他到科尔沁部传教。清崇德元年（1636），内齐脱因首先到达图什业图旗，科尔沁图什业图亲王巴达礼、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等人在内齐脱因的教化下皈依佛门。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杜尔伯特蒙古族地区的传入时间是清朝初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为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后旗、札赉特旗各勅建一座旗一级喇嘛庙”[2]。是年，开始筹建杜尔伯特著名的富裕正洁寺。此后各种形式的喇嘛教寺庙遍布杜尔伯特草原，从此，喇嘛教从一开始的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贵族的蒙古包中传播发展到了在佛教庙宇中传播的时代。喇嘛教在蒙古族地区传播的时候，虽然遭到了撒满教的强烈抵抗，但是因蒙古贵族广泛支持喇嘛教教义，撒满教在抗争之中处于下风，只好隐于民间。在杜尔伯特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仍有撒满活动的就象[3]。由此可见宗教在民间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也是从清朝二十三年开始，进入杜尔伯特蒙古族地区的喇嘛教的传播者逐渐离开了蒙古包进入了香火缭绕寺庙，在固定的场所向广大的蒙古族各界群众用藏语或蒙古语宣讲佛教教义，人们在悦耳的佛教音乐的陪伴下是懂非懂地在长期的耳闻目染中接受了喇嘛教文化。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的蒙古族民歌是当时整个蒙古社会真实写照的一部分，在其民歌中也深刻地反映了喇嘛教对蒙古族民歌内容及思想的渗透与影响。在这一时期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同样也受到了喇嘛教的渗透与影响。

二、喇嘛教对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的根植与影响

民歌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这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以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至今。蒙古族民歌，蒙古语称之为阿尔笛音道兀即民歌。蒙古族民歌具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她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是在蒙古民族当中广泛流传的一种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形式，能说唱、能吟诵、多为韵文。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蒙古族的先民，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劳动中，以天空为背景，以草原为舞台，为了寻求心灵的解放，向着蓝天高喊，对着大地放歌，创造了音乐，唱出了他们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原始的蒙古族民歌内容，同古代蒙古人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快乐，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古代蒙古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蒙古族历史的发展，蒙古社会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蒙古族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喇嘛教对蒙古族民歌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大背景之下开始发挥作用的。

借助本土文化根植喇嘛教义。杜尔伯特蒙古族在信仰佛教之前，全民信仰萨满教。自古以来，萨满教在蒙古族群众之中根深蒂固。自喇嘛教进入蒙古地区开始，佛教和萨满教或以血雨腥风的形式或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开始了统治蒙古族群众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贯穿清朝康熙朝以后及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本土的萨满教由于缺乏经典教义和失去当时政府的支持，分裂成黑白两道萨满，黑道萨满由于坚持原始宗教，在各种势力的打压逐渐走向衰亡，白道萨满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生存于宗教争夺的夹缝之中。

喇嘛教借助白道萨满的机会主义动机把佛教的思想根植于当时萨满（勃额）的宗教行为之中。在具体的根植过程上佛教是通过渗透于蒙古族日常生活习俗上开始进行活动的。敬天、敬地、祭祀、祭山、祭水、祭尚西等是蒙古族古老的一种宗教活动形式，喇嘛教进入蒙古地区后从一开始的参与逐渐发展为主持，其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古老的祭祀民歌的曲调及歌词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敬天、敬地、祭祀、祭山、祭水、祭尚西时都有固定的形式。进行活动时都有主持者，主持者在佛教渗入之前是萨满佛教渗入之后为喇嘛或为长者。从清朝康熙朝主持者借用传统的祝词或赞词为引导，在主持过程中不失时机地植入喇嘛教义，以此来迎合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广大教民的需求。在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存有大量的祝词、赞词遗存。“祝赞词分为祭祀祝赞词、节庆祝赞词、礼仪祝赞词三种。祭祀祝赞词有：《祭天词》、《祭火词》、《祭星词》、《祭宝木勒词》、《祭白老翁词》、《祭成吉思汗词》、《祭成吉思汗陵词》、《祭祖词》、《祭敖包词》、《祭日词》、《祭月词》、《祭雷词》、《祭风雨词》等；节庆祝赞词有：过春节时的《新年赞》、《贺春词》，猎节时的《归猎词》，天仓节时的《仓廪赞》，马奶节时的《神马赞》，打鬃节时的《驹马赞》、《套马鞭赞》，那达慕大会时的《那达慕赞》、《头马赞》、《骑手赞》、《弓箭赞》、《摔跤手赞》、《弓箭手赞》，打印节时的《塔姆嘎赞》、《马鞍赞》、《马嚼赞》，千灯节时的《佛灯赞》等。礼仪祝赞词有：婚礼中的《婚礼祝词》、《荷包赞》、《新娘赞》、《红顶子赞》、《沙恩图赞》、《喜宴赞》、《盛装赞》、《拜火颂词》、《祭天颂词》、《揭帷幕词》、《入洞房词》等；丧礼中的《祭奠词》、《丧仪祭词》、《离别祭词》等；迎接前来的客人时的《迎宾词》《赞马词》、《送客词》等；举行宴会时的《祝酒词》、《哈达赞》、《德吉赞》等；婴儿出生时的《摇篮赞》等。”在这些祝词与赞词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无不渗透着喇嘛教的教义。由此可见，喇嘛教思想在杜尔伯特蒙古族群众中潜移默化，在极度地影响广大蒙古族群众生活之时对蒙古族民歌的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人影响。

杜尔伯特蒙古族中流传的宗教歌曲在民歌中也占有相当的份量。蒙古族在历史上曾经信仰过萨满教和喇嘛教。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古族放弃信仰萨满教的时间较长，在现代的蒙古族民歌中萨满教的影响已相对很少，即使是有萨满教歌曲，其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均已受到了喇嘛教思想和音乐的影响。宗教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更多的是喇嘛教的成份。宗教民歌的内容多以赞颂佛为核心，如《杭盖敖包》中喝道：“间色嘹亮的花野雉/争先恐后在歌唱/远方来的朝圣者（瑰讷吉娅）/来到艾海召才如愿/……”[5]《罕山颂》、《圣贤之佛》、《寺庙颂》、《宝格达之歌》等。都是美化神佛，歌颂寺庙，乞求保佑為内容的歌曲。宗教民歌的内容方面虽然有些陈旧，不宜作为广泛宣传的作品，但是其表现形式和方法均可以为我们古为今用提供良好的素材。

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对蒙古族人民的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向靠自身的努力创造财富而争取幸福生活的蒙古族群众在长期接受喇嘛教教义的同时，放弃了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改变人生的态度，把一切美好的愿望来生转世之上。如《求生歌》，又名《喇嘛之歌》中唱到：“……磕头拜佛在许愿/用心听讲圣僧经/身心向佛的老妈妈/祈求来生的幸福。/顶礼膜拜在倾听/深刻领会求生经/灵魂向佛的老妈妈/但求来生的吉祥。”[5]如此种种，喇嘛教教义深深毒害了一个曾经战斗民族积极向上的斗志，削弱了蒙古族创造未来美好生活的理想，使其沦为懦弱无为的民族。喇嘛教的流毒在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中得到流传之时，觉醒了的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喇嘛教的毒害，用民歌的形式揭露喇嘛教的实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喇嘛教的影响日益萎缩，很多地方已被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所取代。

参考文献

[1]论藏传佛教对蒙藏文化关系的影响[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2]波·少布.黑龙江蒙古研究[M].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1990.

[3]波·少布，何学娟.黑龙江蒙古部落史[M].哈尔滨出版社，2003.

[4]波·少布.蒙古风情[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5]包明德.文化搜集，金立军汉译.嫩江流域蒙古族民歌选[Z].齐齐哈尔大学艺术学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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