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家门榜文化的德育功能

摘 要 客家门榜是客家族群重要的德育教育材料，有着丰厚深刻的修身励志内涵。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承载了“忠、孝、节、义、廉”等道德理念，大力旌扬忠臣孝子、节夫义士、清官直吏，用中华历史文化名人的高贵品质和丰功伟绩进行道德劝诫，以影响、规范着世人的心灵言行，教化民众追求"真善美"的生活目标和精神境界。

关键词 客家门榜 民俗文化 德育功能 道德典范 修身励志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3-15

Abstract Hakka Mengbang is an important moral education material， which has rich and profound moral cultivation connotation. Taking Confucianism as the core， it carries important moral concepts such as loyalty， filialness， chastity， righteousness and honesty， speaks highly of loyal， filial， chastity， righteous and honest people， conducts moral exhortation with noble qualities and valiant deed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elebrities， in order to influence and regulate people"s mind， speech， behavior and to teach people the life goal of pursuing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Keyword Hakka Mengbang； folk cultur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moral model； moral cultivation

在民居正大門的上方镶挂一块题有三字、四字格言的匾额，号称“门榜”，这是赣南、闽西、粤北客家乡村盛行了几个世纪的重要民俗。门榜高悬于门楣，端庄醒目，时时接受客家人的参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它可以装饰、美化民居，为民居渲染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诗意空间；可以追溯、昭示主人的姓氏归属与族群根源，团结宗亲，联络友朋；可以纪念祖先功德，传扬家族荣耀；可以表达理想情志，寄寓奋发进取的人生向往。而最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进行道德劝诫，教育箴规子孙后代修身养性，成就美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门榜是客家族群重要的德育、教育材料和手段，具有厚重的德育功能。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特别重视道德教化，提倡“明明德”“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们要自强不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自我完善，养成较高的道德素质和人格境界，以厚德载物，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因此，《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客家门榜秉承这一思想，多以修身励志为主题，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的生活目标和精神境界。如通用门榜“积善余庆”“博懿衍庆”“忠厚传家”“耕读传家”等，都倡扬世人积德行善，乐善好施，勤劳勇敢，诚信节义，养成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富有仁爱之心。“见贤思齐”采自《论语·里仁》，号召世人要志存高远，有坦荡无私的心地、虚怀若谷的品格，勇于向他人学习，择善而从，取长补短，天天向上。“三省传家”同样源自《论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一曾氏门榜将儒家的道德教训格言化、家规化、生活化，垂诫族人要像先祖一样严以律己，时时反躬反省，常常自我批评，察举内疚，改正过失，以期养成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的君子人格。吉姓门榜“穆如清风”典出《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要求宗亲后代要领会、遵从远祖吉甫寄寓在诗歌中的训导，以美德为昄依和追求，因为美德就如温暖和煦的清风一样，陶冶天地，化育生民，惠及万物。

门榜文化的德育功能不仅表现在它对“修身”重要性的强调，还表现在它对儒家思想核心观念“忠、孝、节、义、廉”等的承载。它大力旌扬忠臣孝子、节夫义士和清官直吏，用他们的事迹影响、规范着人们的心灵言行，教化世人忠君爱国、孝悌友善、诚信廉明。

如谢氏门榜“芝兰玉树”形象地彰显了先贤谢安、谢玄叔侄的忠诚美德。据《晋书·谢安传》记载，简文帝病危时，谢安为顾命大臣。大将军桓温意欲篡夺天下，扣押了谢安，要求其合作，谢安坚决抗争，宁死不从。他尽心尽责地辅佐孝武帝，挫败了桓温的阴谋。此后数年，谢安出任宰相，前秦苻坚率军南侵，东晋政权又陷危境。谢安运筹帷幄，从容调度。其兄子谢玄为车骑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御敌，叔侄俩配合无间，终于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秦军，挽狂澜于既倒，再次为东晋王朝的安定立下了赫赫功勋。[1]2073他们的耿耿忠心感天动地，他们的风度、轶事也为文学作品津津乐道，《世说新语·言语》记述说，有一天，谢安问他的子侄们：“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有谢玄神采飞扬地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2]106用“芝兰玉树”来形容谢氏叔侄的高贵品德与历史功勋真是无比贴切。

邱氏门榜“忠实家声”更加直接地描绘了历史文化名人报国济时的壮举。门榜故事的主人公丘岳，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知太平州兼江东运判，八月，改知江州兼沿江制置副使、江西安抚使。次年四月兼两淮屯田副使，一直战斗在抗蒙前线，勇猛顽强地抗击着蒙军的入侵，爱国热情深得朝野敬重。《元至顺镇江志》卷十八云：“丘岳，宋镇江丹徒人，字山甫，号煦山。具文武之才，誓死报国，理宗书‘忠实’二大字以赐，封东海侯。”[3]826他的赤胆忠心激励着后人长葆忠贞爱国之美德，家道永恒。

与“忠”相辅相成，“孝悌”也是儒家大力推崇的美德。“孝”即孝敬父母，“悌”是友爱兄弟，“孝悌”体现的是家庭内部的亲情之爱。儒家认为，只有在家中先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才有可能在进入社会后移孝于忠，移悌于长，从理家上升为治国，以至忠孝一体，家国合一，仁民爱物，故《论语·学而》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客家乡村中也有许多门榜凝聚此思想，将此思想作为人生信条教育启迪后人，如田氏门榜“紫荆荣茂”、陈氏门榜“义门传家”等。

“紫荆荣茂”故事源于梁吴均的《续齐谐记》，说的是京兆田真兄弟三人成婚以后闹分家，所有的房产钱财都分完了，只有房前的一株紫荆树还没有分。三人约定将其砍倒，剖为三片，各取其一。没有想到第二天早起，紫荆树竟然已枯死，仿佛被大火烧焦了一般。田真大吃一惊，悲不自胜，对弟弟们说：“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于是兄弟复聚，和好如初，不再分家。过了一段时间，紫荆树又复活了，而且比原来更加繁茂。三人受到感化，兄友弟恭，都成为了孝悌之人，田真因此出任太真大夫。[4]1004这一门榜故事告诫人们，孝悌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属性，是立身处世之根本，不可轻忽。只有讲孝悌，重团结，兄弟和睦，家人友爱，才能家运昌隆，兴旺发达。

“义门传家”讲述的是一个令人更加震憾的“孝悌”故事。据《江州义门陈氏四修宗谱》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义门陈氏始祖陈旺由颍川来到江州，定居于浔阳县蒲塘场太平乡永清村（今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他“以孝悌治家”，严家规，建书院，重教育，到唐中和四年（884）时，已是数代同居150多年，朝野传为佳话，唐僖宗御笔题“义门陈氏”匾额予以表彰。至宋仁宗时，发展至3900余口、19代人，却仍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睦相处，创造了330余年不分家的人间奇迹，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多、合居时间最长、团结最紧、文化最盛的和谐大家庭。嘉祐七年（1062），出于封建统治的考虑，宋仁宗下旨让他们分庄，共析出291庄，迁往全国72个州郡144个县，从此义门陈氏族人遍布全国。义门陈氏不愧为古今孝悌仁爱的家庭典范，北宋朝廷在旌表他们的诏书中赞曰：“乡里率化，万民仰之。”[5]14定居赣闽粤赣客家地区的陈氏后人也以此作为他们永久的骄傲，激励族人恪守家规，继承传统。

清廉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客家门榜对这样的仁人志士同样不遗余力地予以讴歌，如杨氏的“四知家风”“清白传家”和周氏的“爱莲世第”等。

“四知家风”“清白传家”讲述的是东汉名士杨震的故事。《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他自幼好学，博闻强记，才华富赡。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能，举荐到朝廷，先后出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县，他的学生王密时为昌邑县令，为感谢他的培养、知遇之恩，特地晚上去拜见他，送他十斤黄金。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得无地自容。杨震甘于清贫，他的子孙生活非常艰难，亲朋故旧都劝他置产业以改善窘境，杨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6]1760杨震由此人称“四知太守”“清白吏”。他把慎独敬畏、清廉美德、磊落气度作为财富留给后人，鞭策来者，也赢得了历史的赞誉。

“爱莲世第”说的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他博学多才，为人刚直，嫉恶如仇，清正廉明，曾作散文《爱莲说》，有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达了自己尚节崇义的操守，为世人传诵。

门榜在灌输道德观念的同时，还为客家人树立了道德典范、人生楷模。这些典范楷模多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发展演进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人。他们的高风亮节、丰功伟绩鲜活真实，是世人克己修身的绝妙参照，可以为我们培养浩然正气、育就赤胆忠心注入永恒的动力。

如吴姓门榜“三让传家”树立在人们面前的是三个完美的“圣人”吴太伯、仲雍、季札，《史记·吴太伯世家》记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7]1175。

为了让弟弟季历及侄子姬昌（周文王）能顺利继位，周太王长子、周文王伯祖太伯及二弟仲雍主动让位远逃。太伯逃到吴地后，当地人感于其“仁”“义”，争先恐后来归附他，推他为吴太伯，建立了吴国，吴姓也由此而来。吴太伯的让位之举又影响到后人，其20世孙季札贤能，深得吴人信任，欲立其继位。但季札为了让位于兄诸樊，“弃其室而耕”，也逃了，这就是“三让”。相较于后来“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太史公自叙》）[7]2476的残酷争斗与杀戮，吴太伯、仲雍、季札自然成为历代思想家、道德家推崇的“仁人”“圣人”，孔子赞其有“至德”，《史记》也列为“世家第一”。吴氏以“三让传家”为门榜，当然是为三位道德完美的先祖而骄傲，而更重要的是希望后人能继承先祖美德，养成仁爱谦让的君子品格。

黄姓门榜“叔度高风”塑造的是另一个“至德”的典型：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邪？”（《后汉书·黄宪传》）[6]1745

黄宪家世贫贱，却风度娴雅，器量宏深，安贫乐道，年仅十四岁时即可与孔子德行最高的弟子“复圣”颜回相提并论，史书也不吝用“道周性全”，“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等语句赞誉他，足见其操守出众、品行优良，被当时一众贤达名流荀淑、戴良、陈蕃、郭林宗、周举等誉为“师表”，认为其可引领社会风尚纯洁向上，是青少年当之无愧的道德楷模。

张氏蔚为大姓，分支众多，门榜格言各有“曲江风度”“相国遗风”“金鉴流芳”“风度流芳”等，却都是旌扬唐代名相张九龄的。史传记载张九龄为韶州曲江人（今广东省韶关市）。他是唐代杰出的诗人，其《望月怀远》中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脍炙人口。他更是具有远见卓识、丰功伟绩的政治家，是开创“开元盛世”的重臣，唐玄宗对其极为赏识和倚重，以至于后来用人时，必问“风度能若九龄乎？”张九龄针对唐玄宗在位日久，怠于政事，特于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公、王并献宝鉴，九龄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敢于将自己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皇帝生日贺仪，劝皇帝励精图治，其胆识和为人可想而知。至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忆起张九龄的忠言，悔恨交加，特遣使至曲江祭奠张九龄。[8]4429这一系列门榜赞美了张九龄忠诚坦荡、能言直谏、秉公守则、选贤任能的美德，传扬着他伟大的历史功绩，对客家青少年的道德养成无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总之，客家门榜教育启迪民众要人性良善，道德完美，有非常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这正是客家人智慧和灵巧学习、运用儒家思想的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门榜是儒家经典的独特式缩微化，是极其个性化、生活化、细腻化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及运用方式。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刘义庆.世说新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3]俞希鲁.元至顺镇江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4]吴均.续齐谐记[M].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江州義门陈氏四修宗谱[Z]：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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