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引发的国宝争夺案

10年前，著名导演陈凯歌拍了一部大片名叫《无极》，这部电影引起了持续的轰动。说是持续，是因为有个叫胡戈的人把《无极》改编成了一个短片，名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这种恶搞的做法让众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其结果是引得陈凯歌大为震怒，要起诉这个胡戈。最终因为胡戈道歉，此事才算了结。

我在这里重提这些尘渣，是因为感到有一个故事跟此事极其相像。当然了，以我窄得不能再窄的视野聊的话题肯定跟书有关，这是部大书，这个故事是关于收藏七部四库全书之一的文溯阁的故事。我觉得，文溯阁的这部四库全书，虽然跟《无极》不是一回事，但也有很类似的地方。这个故事虽然没有引发血案，但引起的轰动绝不在那个馒头之下。请听我细细道来：

1966年，中国跟苏联发生了珍宝岛争夺战。因为打仗的地方紧挨四库全书文溯阁存放的省份，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毕竟还有仁人志士在，担心战火会波及文溯阁，于是经过打报告得到了总理的指示，秘密地把文溯阁四库全书藏在了甘肃兰州。本来这只是战争原因的暂时存放，到了80年代，文溯阁所在的辽宁省沈阳市就想把四库全书运回去，但他们把问题想简单了。从80年代开始索要，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一点儿能要回去的希望。这期间，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支运亭就多次在省政协提交议案，之后又通过人大代表把这个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

1992年，辽宁省图书馆新馆建成，专门为文溯阁四库全书建造了500多平方米的专用库房。辽宁省文化厅为此事给文化部打报告，请求将四库全书运回。文化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专家调查组，对辽宁和甘肃的两地保存情况做了考察，其结论是：四库全书应当运回沈阳。随后，文化部向国务院递送了将四库全书运回辽宁的请示，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公允，上面写明了运回去的原因，同时也提出因为文溯阁四库全书放在甘肃省30多年，为此该省也付出了很多费用，所以书可以运回，但辽宁省要给甘肃省一定的补偿费用。2000年5月，当时国务院负责文教的副总理李岚清批准了文化部的这个请不。

既然国务院已批，甘肃和辽宁两省就开始商议具体细节和经济补偿的数额，可是在补偿数额这个问题上，双方却难以达成统一意见。究竟这个数额是多少，我在资料上查不到，私下曾问过辽宁的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大概数，并且嘱咐我不能写出来。我听到的这个数额并不是十分的巨大——也许我是忽略了时代概念。总之，辽宁认为甘肃提出的这个数额不能接受，由此将这件事情搁置了下来。

可能是担心这部国宝会被运走，甘肃省在兰州黄河边的九州台上也加紧建起了一座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这座楼现在已经建成。辽宁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不断地向全国人大报提案，以至于国家的领导人都关注了这件事。但是双方各说各的道理，甘肃方面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央批准交给甘肃保存的，就是说明这部书是国宝级的文物，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辽宁，只要在中国范围内，保存在哪里，只要保护条件更好，就是最佳的选择。他们说，因为甘肃气候干燥，四库全书来到甘肃之后，书上的一些黄斑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同时，他们称辽宁想把四库全书要回去的想法很不合国情，因为敦煌也在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国宝散佚到了全世界，国内有很多家图书馆都有珍藏，如果按照辽宁的说法，那甘肃是不是应该把各个馆收藏的敦煌藏经一一都要回去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辽宁也同样有很有道理的说法。比如，他们说当年乾隆皇帝把四库全书放一部在东北，并且起名为文溯阁，这个“溯”字就是追根溯源之意，乾隆把这个书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以此来表明康乾盛世的发源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经济补偿应该有个合理的要求，不能漫天要价。并且认为，甘肃说当地干燥，比辽宁保护条件好，这个说辞站不住脚，因为太过干燥，反而让纸张的纤维更易断裂。在甘肃保护期间，因为前些年当地保护经费有限，曾经因为管道老化和水管冻裂，致使其中的500多册四库全书浸水变形。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辽宁人很生气，因为四库全书在沈阳的时候，他们尽心尽力地保护这部大书，当年移交给甘肃的时候做了细致的登记查看，没想到在当地却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

两家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我的心里就跟看体育比赛一样，总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某一方，对这部四库全书的归属，当然也是如此。但我不想拉偏架，绝不说出自己心属哪一方。原因很简单，我还要在这个圈子里混，得罪了哪一方都会给我今后的看书和拍照带来麻烦。无奈只好在这里和稀泥：别管存在哪儿吧，只要能让我看书就行了口不好意思，在这里不小心暴露了我的功利。

你看，这部四库全书的争夺案到今天还没有个结果，这是不是比那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影响要大得多？当然，这种想法肯定是我的意淫，在今天的人民大众之中，知道陈凯歌大名的肯定要比知道四库全书的人多1万倍，无论这部文溯阁四库全书有多么大的文化价值，或者引起了多么高层的关注，都不可能像胡戈的那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自己应当努力地不断念叨这类话题。有多少人能在听到我的唠叨之后对四库全书的事情感了兴趣，我没什么把握。但有句歌词说“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以我对书的爱，或者对书的故事之爱，能够做到这两点是我的最高目标，只要能多一个人来爱书，我的这个唠叨就不算白费。

四库全书所藏的七阁，没有比文溯阁更加颠沛流离者。1914年，袁世凯准备称帝，围绕在他手下的一帮人想以此来创造一种文化上的热闹，于是，在北京故宫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四处往这个所里汇集珍宝，调运最多者是热河的避暑山庄和沈阳的故宫，沈阳故宫调运的数量就达10多万件，其中也包括这部四库全书。这部书运到北京之后存放在了故宫里的保和殿，袁世凯不久病故，这部书存放在保和殿竟达10年之久，这也是文溯阁与其所存之书第一次分离。

1924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当时的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来京参加善后会议，他在保和殿看到了这部四库全书，就给当时的省长王永江写信，让他想办法把这部书要回去。王永江就向张作霖提出此事，张马上答应了这件事。两个月后，这部四库全书又回到了文溯阁。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政府为了免让这部国宝受到损失，又从文溯阁把四库全书运了出来，先后藏在了黑龙江的讷河和北安。直到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之后，这部四库全书又运了回来，这是此书跟文溯阁的第二次分离。而那第三次，就是我前面提到的1966年的珍宝岛之战了。那次运出之后，直到今日已经快50年了，至少在我看来，能够运回去的概率越来越渺茫。真应了那句老话：事不过三。

文溯阁当然是我必访之地，来到沈阳的第一站就是去朝拜此阁。从外观上看，这个阁基本跟其他几座四库全书藏书楼很相像，同样是明二暗三的设计，同样是黑琉璃瓦镶绿边，唯一不同之处，是阁前没有水池，不知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我后来查资料，说文溯阁楼前没有水池是因为地方窄，不够用，而就我实地所看，似乎这个原因不是很成立。

因为是旅游季节，沈阳故宫内的游客极多，文溯阁的门前拉着界线，不让游客进入，但门是开着的，可以站在门口向里面拍照。一楼的格局跟文渊阁很相像，也同样是在宝座的位置摆有条案。我在拍照期间，几乎每一分钟都会有两到三拨的游客在此探头探脑，而导游无一例外地都是只介绍御座前的那个紫檀条案，并且都会一个字不差地加上这样一句话：“三年长一克，一克一两金，这张桌子老值钱了。”这句话我听了许多遍，也没有明白为什么这张桌子三年会长一克，难道是当地湿气太重？我随口向一个导游询问：为什么三年长一克？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可能看我像是一个不想付导游费而占便宜的主儿，他要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

从门口望进去，二楼夹层用黄色的围幔遮挡了起来，唯有正中的部分比较仁义地露出了一角，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夹层中的书架，以及书架上摆放的楠木匣。这些书匣让我看上去特别有亲切感，不知道当年把四库全书运出阁时是否是带着木匣？因为远在兰州的原书我还没去看过，如果为了运输方便，很可能是把书从木匣内取出以缩小运输的体积。宝座的背面顶上挂着匾额写着“圣海延回”。两柱上的对联是：“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对联的侧面也陈列着左右两个书架，书架的式样跟文溯阁原架有些不同，架子上也同样摆放着一些楠木匣。我站在这里拍照约20多分钟，在此经过了数十个参观的队伍，我仅听到一位游客问向导：四库全书还在不在那些木盒子里？那位导游仅简单地说了一句：“书不在这里了，架上的盒子是空的。”

文溯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此楼的费用是由皇帝划拨的，乾隆下旨说：“由内库拨银七万两，交荣柱等带往盛京建文溯阁应用。”文溯阁的式样也是按照乾隆的指示，是以天一阁的蓝本又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乾隆对文溯阁比较看重，因为他觉得这个阁寄托了他自己对先祖开创基业的缅怀，他在《御制文溯阁》中讲到了北四阁名称的由来：“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这几句话只是说明了乾隆帝想以水来压火，而此后的那句话才解释了这四个字各自的用意：“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关于这个“溯”字，乾隆觉得这种解释还是过于艺术化，他为了让后世的人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此地制阁要用一“溯”字，于是，他不再用韵文，而是直白地写道：“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离文溯阁不远处，其实还有一座著名的藏书楼，书楼的名字叫崇谟阁。此阁从外观上看，跟文溯阁很是相像，也同样是二层建筑，同样是黑瓦镶绿边，但此阁门口没有悬挂匾额，仅在地上立着一块说明牌，上面写着：“崇谟阁建于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十三年，是盛京皇宫内存放清历朝《实录》《圣训》等国史秘籍之处。著名的《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图》亦收藏于此。”

《满文老档》是后金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年）让儒臣翻译和注释的典籍，这些档案记录着满清在建国之前的一些历史，对研究清朝的早期发迹史很有价值。清朝建国后，也对此很是重视。到乾隆时，命令舒赫德等人对此进行了整理，总计整理出两部，其中一部放在宫里，以备皇帝御览，被称为久黄绫本。之后，又根据大黄绫本誊录了一部，称为小黄绫本。而崇谟阁里所藏的那部就是小黄绫本。崇谟阁里还藏有两套《满洲实录》，一套是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的，另一套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这两套都有插图，属于较为珍贵的史料。

日本有个汉学家名叫内藤湖南，他曾经多次来中国访探史料。1912年，他受京都大学的委托，前来故宫拍摄《满文老档》，用了8个星期把这部老档全部拍成了底片，带回了日本。当时的盛京内务府事务总管是金梁，他知道内藤湖南来此拍摄，有些紧张，因为这个内藤在此之前就买过一些珍贵的史料。例如，在1902年，他在奉天的黄寺中发现了《蒙文大藏经》，认为这部大藏经是“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于是用了3年时间请日本军方帮助压价，最终将这部《蒙文大藏经》和新发现的《满文大藏经》一起运回了日本。这两部经后来藏在东京大学。令人痛心的是，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使这两部极重要的文献灰飞烟灭了。

金梁想到了内藤的过往，他担心内藤会惦记这些《满文老档》，于是金梁觉得应先下手研究。他“延请满汉学者十余人参与翻译”，用了两年时间将这些老档翻译出了一部分，然后将其出版，名称为《满洲老档秘录》。

《满文老档》的原本后来运到了台湾。2005年，台北故宫文献处的冯明珠研究员将这40册的老档经过编排整理，分订10册影印出版。这个出版物标明了原来老档的尺寸，对研究者非常实用。而今，冯明珠已经当上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去年我跟她几次见面，与之所谈都是关于影印出版天禄琳琅珍藏之事。因为涉及挂名的问题，两岸难以达成共识，冯院长向我解释着他们院的立场，我也告诉了她大陆方面难以答应她要求的真实原因。但可惜的是，我却忘记了问她，她是否到沈阳参观过存放老档的崇谟阁？而今，我站在阁下，大门禁闭，只能从窗棂向内探望，当然，我也知道道不可能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还在这里，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冯院长的库房之内。想到这一层，该轮到我后悔了：在台北故宫参观时，为什么没有想起请冯院长将《满文老档》调出来，让我瞻仰一下它的真容呢？

责编 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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