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传道.学道
摘 要: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关键词:《原道》; 《原性》;《师说》;《进学解》;教育学经典;韩愈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0)02-0072-07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抵除异端,攘斥佛老”,提出了与佛道抗衡的儒家“道统”论及“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攘斥佛老”的斗争中,韩愈又提出了他的人性论,作为仁义道德和“先王之教”的理论依据。在当时官学衰落、世风日下,人们耻于从师的背景下,他奋然不顾俗流的嘲讽,重振师道,乐为人师,积极教诲和提携后生,培育了一批以李翱、张籍为代表的优秀人才。无论在治学或教授方面,韩愈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见解,对教育的目的和作用、教师的任务和标准以及教学和治学等各方面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世之作《原道》、《原性》、《师说》和《进学解》中。这些教育名篇妙语连珠,真知灼见泽被如今。
一、生平及教育活动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氏先世居昌黎,后人称其为韩昌黎,因官至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韩愈出生于中下级官僚家庭,3岁时父母双亡,在兄嫂的抚养下,自幼学儒,精通六经百家之学。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擢进士第,此后,三试于吏部而未成,十年犹布衣。贞元十八年,经他人推荐,开始进入官场,做观察推官,后调任四门博士,次年升监察御史,因直言极谏被贬为连州阳山令。元和初年(公元806年)和元和七年,先后两次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升为吏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内迁为袁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召韩愈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任兵部侍郎,次年改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病卒,享年57岁。
韩愈曾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活动。任职四门博士期
间,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明确提出学校的任务在于训练官吏,通过培养合格的官吏去推行德教,治理国家。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等教育专论,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实行了诸项改革:一是改革招生制度,放宽入学的等级限制。太学八品子弟即可入学,四门学也适当放宽,无资荫者只要有艺能也可入学,而工商子弟不得贿买入学。这既保留了官僚贵族的教育特权,也吸引了更多下层官僚子弟参政。二是以艺能为标准遴选学官。韩愈注意选拔人才,认为“千里马”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有无慧眼去识别和选拔的“伯乐”。他推荐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当学官,让他们与诸生一道研讨儒家学说,教育诸生。三是端正学风。当时学官多为豪族子弟,好以门第和外表论人。韩愈则有意亲近、推荐那些有学问、出身寒微、不善交游的教师,由此树立起以道德学问为尚的学风。在任地方官时,他十分重视兴办教育事业,写下了《子产不毁乡学颂》,借此批判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状。他做潮州刺史时,不仅重视郡治教化事宜,致力于恢复州学,还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兴办乡学,促进了当地教育文化的发展。
在学术思想上,他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求恢复儒学在社会思想中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总之,韩愈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不断学习、研究和借鉴。
二、韩愈的教育名篇
(一)《原道》:“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
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当时佛教泛滥,道教盛行,儒家旗帜不明、学说不彰、世道衰微、人心不古。韩愈深切地感受到佛老盛行、异端泛滥给儒家带来的强烈冲击,为了重塑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他对佛老之说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原道》就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文中观点鲜明,有破有立,引证今古,从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层层剖析,驳斥佛老之非,论述儒学之是,归结到恢复古道、尊崇儒学的宗旨,是唐代古文的杰作[1]。
所谓原道,即是推究探讨先王之道的本原。先王之道实即儒家学说。儒、道、佛三家都讲道,但在韩愈看来,儒家的“道”与佛老之“道”,却有着根本不同的内涵。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里韩愈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博爱叫做仁,从仁心而产生的适当的行为就是义,按照仁义的原则去做叫做道,内心具备仁义的本性、不需要外力的帮助和支持叫做德。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的“道”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佛老之道所追求的是个人宗教修养的出世原则,向往的是清静无为的彼岸世界。韩愈主张的“道”,则是一个有为的现实世界,追求的是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原则。“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点出了他作《原道》一文之主旨,划清了儒家道德与道家道德的界限。
韩愈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他对佛老横行、儒道衰微的现状深表忧虑,并多角度地剖析了佛教和道教的危害性。一是从社会生产方面揭露了僧侣道士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白白消耗社会财富的现实。“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二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批判佛教和道教,“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他批评了佛老两家置天下国家愈不顾的新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他们对封建社会的伦常道德的破坏作用。从而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韩愈认为,教育目的就是恢复儒家的仁义之道,即“明先王之道”。其实,“明先王之道”也就是“明先王之教”。何谓“先王之教”?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他把“先王之教”概括为“仁义道德”四个字,他认为仁义道德载之于文,就是《诗》、《书》、《易》、《春秋》;施之于法,就是礼、乐、刑、政;见之于事,就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以及饮食、衣服、宫室等人伦之道和人生之事[2]201-202。由此可见,仁义道德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小到家庭的饮食习惯,大到社会的典章制度。儒家仁义道德的全面体现,也就是封建社会制度。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学好仁义道德,便可安身立命、受益无穷了。“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于是遵守先王之法,诵习古圣之书,顺乎人伦,本于人生,就成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二)《原性》:重振儒学的理论依据
《原道》中一开始就说“道”由“仁”、“义”而至,而“仁”、“义”则涉及所谓“性”的问题,那么仁义的依据何在?韩愈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把道落实到人性上[3]。人性问题是中国历代哲学家最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
佛教和道教也有自己的人性论,如佛教宣扬世人皆有佛性,人人可以见性成佛;道教宣扬世人皆有道性,人人可自我修炼,得道成仙。这些理论成为众生之所以学佛或修道的根本依据。为了与佛道相抗衡,韩愈也意识到“性”与“道”的连接,即“率性之谓道”,从而对性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性三品说”,从而论证儒家礼法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证明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乃天经地义,不容侵犯,为其所张扬的儒家仁义之道确立一根基与现实之出路。
从历史上看,性三品说滥觞于董仲舒,但至韩愈而集大成在《原性》一文中,文章由人性论主题与传统人性论评价两部分组成。人性论主题部分,论述了人性的由来、内涵,情的由来、内涵及人性之品。韩愈认为“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就叫“性”,性是人生来就有的,情是性接遇外物时的表现。“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者也。”每个人都有性有情,性的构成有五种,“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依据是否具有仁、礼、信、义、智这五种道德,韩愈将人性分为三个品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上品之性是至善的,中品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下品之性是至恶的。“上焉者之于五者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即具有上品之性的人,只要是五种善性中有其主要的一种,则其他四种也相应地同时具备。中品的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或偏多或偏少,而其他四种也杂而不纯。下品的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偶尔得到一点善的因素,则其他四种都悖逆了善性。
性与情的关系是“性之于情视其品”,有什么样的性就有什么样的情。情的构成有七种, “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这七种情感的不同组合,使情也有三品的区别。“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也;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也。”即情为上品的人,其情感表现为动静适中,温文尔雅;情为中品的人,其情感表现为变化无常,但求不失中庸;情为下品的人,其情感表现是任其发泄恣肆,无所持守[4]77。对于传统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韩愈认为都有缺陷,“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他认为言善、言恶或是善恶混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得一失二,只有性三品说才是全面的。
韩愈从人性三品的理论出发,一方面说明了在人性中天生固有的性和接物而生的情之间的矛盾统一,号召人们为了追求善行,就必须遵从相应的道德规范,顺性而克情,正确处理性与情的关系,这也为以后宋明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做了思想铺垫。另一方面也论述了属于中品之性的社会大多数人,在顺性克情,以求善行的过程中,有必要接受以仁义礼智信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教育[5]。
韩愈从其对人性的划分,还导出其教育的作用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就是说,对上品的人,学习和教育也是必需的,因为经过学习和教育,其善性便可更加发扬光大,日臻完美。中品的人有向上或向上发展的可能,关键取决于不同的教育学习的环境和措施,良好的学习和教育条件及环境,可使他们朝上品方向发展;反之,则向下品方向发展。下品的人,虽然不能完全改变其恶性,但却可以起到控制和改造作用,不致使其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说,无论哪一类人,都具有可教育性,教育对于上、中、下三种不同的人,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4]77-78。
《原性》一文写成后,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写出文章,发表了对人性问题的看法。至宋儒遂愈演愈烈,“性情”问题成为理学的主题。经韩愈倡导,宋儒的发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学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新儒学取代,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确定了下来[6]。
(三)《师说》:“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观
韩愈以儒学“道统”继承者自居,其文学创作以宣扬儒道为基调。他的古文理论的出发点是“文以明道”,即以儒家精神作为文章的思想内核。脍炙人口、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师说》一文也不例外。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通读全文,作者处处皆从师道与儒道的关系着眼,重点强调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其目的在于通过增强教师的“传道”意识,重振儒学之尊。
文章开头说:“古之学者必有师”,点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开门见山,一目了然。接着对“师”这一重要概念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定义式判断,概括了教师的任务和作用。
论点确定后,作者就紧扣论点,逐步展开论证。“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就从反面论证了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接着作者进一步对如何从师做了论述,指出从师的原则即“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文章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接着《师说》转而分析“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具体成因,主要通过“今之众人”与“古之圣人”、“为子择师”与“其身耻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三组纵向、横向的比较,揭示了不从师问学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然后从“圣人无常师”说起,从而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石破惊天之论。最后一段则交代写作缘由,同时对李蟠向师问学、志于儒道的精神予以充分的表彰,寓有作者针砭时弊的良苦用心。
《师说》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强调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这些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其对教师作用的高度概括传道、授业、解惑,不仅当时无人能够企及,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人们完全可以赋予其全新的内涵。
“师”、“道”二字为《师说》的灵魂,韩愈强调师与道的统合,不仅着意于从师而学与传承道统这一继承性的一面,其根本性的目的仍是要重建儒家的文化,使现实中的人成长为儒家理想中的人,这是韩愈倡导从师学道的终极目标。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就在于前者能“从师而问”,而后者“耻学于师”,因此,从师学道的意义在于通过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让人学做圣人,建立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从根本上与佛教所谓的“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相分离。
(四)《进学解》:“勤”、“思”并行的学习观
韩愈认为学先王之道的基本途径在于六艺之文。六艺之文体现了儒家的仁义之道,所以他要求学生勤奋读书,以求博学。《进学解》是韩愈在元和八年(813年)任国子博士时所作。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
《进学解》全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开始到“无患有司之不公”,大意是先生勉励学生刻苦学习,在“业”和“行”两方面努力进取,只要“业”达到了“精”,“行”达到了“成”,就无须担心不被重用,因此不要把精力和心思放在有司的“不明”和“不公”上。那么如何达到“业精”和“行成”呢?他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说,要想使学业精益求精,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勤学,否则懒惰贪玩,终至学业荒废;要想使品德有所成就,凡事要三思而行,否则放荡成性,随波逐流,必然品德堕落。这句格言式的警句凝聚着作者治学、修德的经验结晶,闪烁着绝代英才之智慧,成为千古之名言,不易之真理。第二段从“言未既”到“不知虑此,反教人为”,文章没有顺接上文,而是逆转。写学生对国子先生的论点表示怀疑,连用了“先生之于业”,“先生之于儒”,“先生之于文”,“先生之于为人”的层层叠问,指出先生在“业”和“行”方面具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通过学生的这些质询,作者含蓄地讽刺身居高位的权贵不辨贤愚,以发泄自己大材小用的牢骚和愤慨。第三段从“先生曰”到文章结束,写国子先生以工匠选材、良医用药为比喻说明“宰相之方”“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即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又以孟坷、荀况不遇于世的遭遇,聊以自慰。
《进学解》虽然是韩愈嘲讽当权者昏庸腐朽的“不平而鸣”之作,但是其关于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论述还是颇有见地的。在学习态度方面,要求学生刻苦用功,勤奋好学,“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要夜以继日,手不释卷,长年不懈。
在学习方法方面,一是善于思考,要求学生读不同的书,采用不同的方法“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构其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即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探索其要旨,提纲挈领,掌握要点,还要深入钻研文本内容,细微咀嚼与体味其中的精华,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二是由博返约。不仅要求学生有博学的精神“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而且还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三是“宏其中而肆其外”,要求文章不仅要内容丰富,而且要文意放肆,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反对“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
三、 韩愈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明道:探究真理,抱定教育宗旨
作为儒家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古文运动的改革者,韩愈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创作原则,即将儒家精神作为文章的思想内核,成为宣传儒学的工具。这种思想在教育领域则具体化为“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即通过教育手段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借此维护社会秩序。毋庸讳言,韩愈的教育思想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从他所倡导的“道”中仍然可以抽出当代特别需要的东西,诸如规则、秩序、真理等[7]。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是指事物运动变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即客观真理。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是指具体的器物,也是西方哲学中称之为“表象”的东西;“道”即比事物表象更高层次的关于事物的真理,也是西方哲学中曾被称为“超验”的、“超越”的事物。大学是主要研究形而上,探究世界最具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真理和学理的场所。
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为了寻求一个可以不受限制地寻求真理,并且为了真理而真理的地方。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学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及大学生数量的急剧扩大,我国大学中学术腐败、学风浮躁和极端功利化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导致教育功能异化,使教育在不同程度上遮蔽、模糊、消解甚至背离了教育宗旨。
因此,大学应超越现实的功利,应着眼于依靠自由知识来培养自由人而不是职业人,应着眼于向学生传授最基本的思想、知识和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使其养成创造性、批判性思考的习惯以及热爱真理、追求真理、服膺真理的高尚品质,将传授社会主义世界观、价值观,造就高尚、文明、理性的高水平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宗旨[8]。
(二)传道:传承文化,增强创新能力
在韩愈“师”的内涵中,“道”无疑是核心因素。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在“传道、授业、解惑”三项任务中,传道为首位,授业为第二位;传道是主导方面,授业为从属方面,“道”统率“业”,“业”体现“道”。在他看来,教师的任务重在传道,如果教师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习其句读”,而不去传道,那是“小学而大遗”,因“小”而失“大”,忘掉了自己的根本任务[9]。这里,韩愈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教师在人类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人类的文化经验是不可能通过遗传方式获得的,而只能通过传播方式才能继续发展下去。教育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的“社会遗传”机制,承担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正如英国动物遗传学家奥丁顿所指出的:“人已经发展了一种社会遗传的或心理社会的进化机构……这样一种机构依靠教与学的方法而对知识进行社会遗传的传递。”文化传递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才能实现的,离开了社会关系,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文化传递既不存在,也不能实现。而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传承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
从现代意义上来讲,“道”不仅包括儒家之道,还包括古代到当代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化成果。“传道”即传承文化,使文化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社会文化转型和信息化、大众化、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大学教师应该担负传承人类文化的使命。大学教师的文化使命包括文化知识的继承、传递和创造几方面。作为高等院校知识传播者的教师,担负着传授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特殊使命,更责无旁贷地成为人类文化传播的神圣使者,应勇敢地承担起宋人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所赋予的传承文化的伟大使命。
文化的生命在于它不断地创新,只有实施更新的文化才能源远流长,历久常新。现代大学的性质决定它不仅传授高深知识,而且还担当着创生高深知识的社会文化使命。因此,高校教师还应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给文化输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吐故纳新、日益盎然[10]。
(三)学道:树立理想,讲究学习方法
虽然《进学解》将学习内容局限于儒家之道,但是其中有不少关于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的精辟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韩愈认为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将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刻苦学习上,不要放在有司的“不明”和“不公”上,韩愈认为修德进业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和《论语•里仁》里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思想是相契合的。
韩愈勉励学生勤奋向学,树立理想,坚定学习的信念,这些思想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当前,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现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目的越来越功利化,教育逐渐沦为青年学子获得工作岗位的工具。有调查显示,多数学生重功利、讲实惠的人生取向突出,注重物质利益和短期的回报,而对远大理想和精神价值的追求显得软弱[11]。这与传统儒家“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精神境界相差甚远。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他们是否具有崇高的理想,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未来。
崇高的教育理想是学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当代大学生应该树立起高远的教育理想,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最终成就“大道”。学生除了确立明确的教育理想之外,还要讲究学习方法,科学的学习方法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否则,就会导致“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高耗低能的现象。
当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领域处在一个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时期,社会越来越需要通识型人才,这就要求学生不能只精通本专业的知识,而是要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细大不捐”,形成广阔的思维视野和广博的知识素养。在广泛提倡培养创新人才的今天,韩愈的独创思想也很有现代意义。
韩愈在儒家思想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以恢复儒家思想为己任,为提高儒学的地位,他力辟佛老,犯颜直谏,指陈时弊,具有极大的道德勇气,赢得了后人的景仰。皮日休称韩愈“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使儒学“巍然而自正”。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颂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欧阳修也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评价他:“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传而有也。”[2]201韩愈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他以中唐世情说穿了百代通理,对当前我国的教育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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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