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历史时期保定书院初探
摘 要:在古代书院初创阶段的唐代,全国共有地方书院49所,河北拥有3所书院,其中保定地区有2所,这在全国书院分布的相对比例较高。全国大部分地区书院的发展大多在两宋时期,保定书院同期水平与全国其他地区书院发展态势相比,明显落后。但到了元代,保定书院呈现出一种上升现象,就河北省域而论处于前列。考察区域书院教育的沉浮变动,可以发现与现代教育之间的渊源关系,从而为当今教育提供某些启示。
关键词:保定;书院;唐宋元历史时期;教学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0)11-0004-05
一、保定书院概述
学界一般认为,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置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这里所称的书院是兼具某些政治职能的图书搜集、整理与收藏机构。唐代也有一些私人读书处被称之为书院,基本上是学者个人读书或研讨学问的场所,其中虽有极少数书院已有讲学活动,具有社会教育功能,但作为书院制度尚处于肇始时期。五代十国期间,南唐境内已有几所书院。[1] 据当代书院史著名专家邓洪波先生所著《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的统计,合计地方志和唐诗中的记载,唐朝全国共有地方书院49所,河北共有3所书院,其中保定地区有张说书院、棠荫书院2所,由此可见保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河北社会文化史及教育史的重要地位。
唐朝建立的“张说书院”被邓洪波教授认为是唐代最早的4所书院之一,也体现河北在书院起始发展中的领先位置。张说书院更是保定书院发展的源头,点燃了保定书院的星星之火。张说书院,又名张相公堂,在满城县花阳山中,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张说创建,为其读书藏修之所。[2] 棠荫书院,始建于唐代,在旧易州(今保定易县)署东召公祠,原为学者自修场所。宋代改为官办肄业学校,明代永乐十三年(1415年)御史张维恕在兴庆寺建书院,清雍正五年知州彭人瑛重修,后移到东大街新建,有房舍百余间,占地30亩,并改为棠荫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州立中学堂,招易州、涞水、广昌(涞源)三县学生,学生同时也来自附近各县。因学堂经费由易州、涞水、广昌三县筹集,故对本州学生的学费有所优待,凡该三县的学生,每月缴大洋一元,凡外县的客籍学生,则每月缴大洋二元。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直隶省立第八中学。[3]
书院这一独具特色的文教机构虽萌芽于唐朝,确是在宋朝形成制度。书院从唐末的萌芽到壮大形成制度,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即使在唐代并未有书院形式出现的地区也都相继创建书院,并且书院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一种快速崛起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与全国书院发展的整体趋势不同,两宋时期保定地区的书院发展却相当缓慢,数量极少,落后于全国其它地区。据可见的文献材料,目前可知两宋320年的时间,保定地区仅有1所张子书院,在安国县境内。《安国县志》中记载:“宋仁宗时,著名理学家张载莅任司法参军,于县城东北角辟馆讲学,‘启群蒙于旭旦’,时人称为张子书院。张载离任,书馆寻废,书院改为张子祠。”[4]
在宋代全国其它地区书院蓬勃发展之时,保定地区书院的发展并没有以唐朝书院发展的良好态势为基础形成新一轮攀升的繁荣景象,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战争的冲击。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辽、金两国曾在河北境内拉锯作战近百年。北宋立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只得以驻扎重兵作为“天险”,作为直接与辽接壤的广大河北地区,就成了宋防御辽进攻的前沿地带,屯驻了重兵。北宋与辽国以拒马河为界,对峙于河北平原中部。屯驻重兵严重影响了河北经济的发展,人民又要以赋税养兵,生存和生活尚不能保证,文教等精神方面的需求自然退而居之。书院往往是择胜地而设,追求清净雅致,讲究环境选择,当时河北一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显然不适合书院的发展。
二是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北宋时期,河北境内蝗灾严重,受灾区域广,持续时间长。灾情对民众的生活影响较重。今河北境内的有大名府、磁州、沧州、赵州、深州、雄州、邢州、冀州、乾宁军等州军府在北宋时期都曾遭受蝗灾20余次。农业收入是地方经济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农业靠天吃饭,蝗灾对河北各地的农业生产影响巨大。百姓受灾无粮,经济发展屡遭毁坏,民间和官府都缺乏经济实力发展文教机构,开展文教活动。书院作为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无经济的支持,更不能在此地有大发展。
元代(1279～1368年)是蒙古族统治下的封建王朝。元朝政府对于书院采取奖励政策,积极加以保护和提倡。早在元太宗八年(1236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征宋时,就收集大量宋儒所著书籍送到燕京,并建立宋儒周敦颐祠,设立太极书院。这是元代建立的第一所书院,也为全国书院的恢复和创建建立了信心。
元朝政府不仅在政策上保护并鼓励创立书院,而且还采取一系列切实的措施扶持书院的发展。主要措施有四个方面:一是为书院赐匾额。二是为书院设立专立的官员,并授予官衔,领取官俸。至元十九年(1282年)颁布的《郡县书院官职员数》规定“书院设山长两员,钱粮官一员,学正、学录各一员,斋长、教谕各一员”。 [5] 山长级别与州府儒学学正相同,所领俸禄也是每月粮米三石,钞三两。三是恢复书院的学田并拨给书院经费。四是规定在书院肄业的学生 “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材辈出矣。”[6]
这些措施使学者和民众对书院恢复往日的辉煌充满信心,并愿意为重振书院尽自己的力量,也正因为元代对书院采取一系列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扶持,书院得以修复发展,其数量在一些地区甚至超过宋代。元代河北书院的勃兴并非偶然,在种种复杂的因素之外,还应注意到保定作为毗邻元朝京城大都之要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然使其不乏卓有成效的知名书院。元代全国共有书院406所,直隶省书院(不包括今北京、天津两直辖市及所辖区县)共拥有书院18所,在当时全国各省书院中排名第9位。其中保定有3所书院,在今河北几个地市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石家庄。以下对这3所书院作一简介。
静修书院,保定安新县,“始建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院址在三台,前身为刘因讲学处。”[7]
刘因(1249～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初名骃,字梦骥,雄州容城(今保定徐水县)人,元代教育家、诗人。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题所居之所为“静修”。《元史·刘因传》称其“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刘因的家业门第世为儒家,攻习程朱之学,设塾教授,弟子造其门者,因其材而教之,皆有成就。”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又命于宫学中教近侍子弟。未几,以母疾辞归。1291年,再受诏徵,未赴。一生主要以传授弟子、从事著作为业,其门人有当时显官郝经之弟郝庸等,死后追赠翰林学士。
刘因在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北方教育有一定的影响。他提倡“士希贤,贤齐圣”。认为民与贤在人性上并无区别,都禀有“五常之性”、“材无不全”,后来所产生的“学术之差,品节之紊”,乃“异端之害惑之也”。经过“读大圣大贤惠世之书”,分别正邪、诚伪;通过精修,“不与物接”,专一而不动心,皆可以由贤入圣。在读书的次序上,主张先读《六经》《论语》《孟子》,然后依次读史及诸子书,认为“古无经史之分”。[9] 刘因同时是元代诗人,他的诗是元初文人中反映移民思想较多的,虽然隐晦曲折,但感情比较真挚沉痛。其著作有门人、故友所编《精修文集》。
观光书院,保定安新县,即后世的“正学书院”,始建于元代安新,时称安州,书院位于安州城东北角,由旧葛城县衙改建,改称正学书院,元代名流刘因曾在此讲学。[8]
忠孝书院,在保定完县(今顺平县)县城南门内,据康熙《畿辅通志》卷6“书院志”·《保定府志》卷3“建置志”所记载,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王庸创办,自为山长,教导邑人。明嘉靖年间,合并养正书院,改为乐群书院。
结合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作进一步深论,例如元朝采取的保护和提倡书院发展的文教取向,科举取士南北配额,并且向北方倾斜的政策以及书院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规定综合发挥作用,刺激了包括河北在内的北方书院的增加,同时又迫使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移动。
二、保定书院举要
张说书院在保定市满城县抱阳山深谷处,江西教育学院书院研究专家李才栋教授曾经提到张说书院(今保定满城),又称花阳山书院,在中国书院发生史上的独特地位。[10] 花阳山,因南山谷内“气暖山无雪,天寒树未秋”,草木葱郁,花香四溢而得名,位于满城县城西3公里处,属太行山东麓的余脉,抱阳山北峰为主峰,海拔3165米,占地约8平方公里,自主峰两翼向西南和东南延伸,呈环山抱日月之势,故又名“抱阳山”。1989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现今去抱阳山可见其八景之一的读书堂,为天然石洞,即为“滴水堂”的一部分,堂前荆盘藤绕,岚气升腾,壁间刻有“大唐张燕公读书处”8个篆书大字,“大唐张燕公”即为张说,由此可见,读书堂即为张说书院的所在地。
张说(667～730年),字道济,一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州),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弱冠应诏对策及第,历官太子校书、右補阙、右史内供奉、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兵部侍郎、弘文馆学士、中书侍郎、尚书左丞、中书令、相州刺史、岳州刺史、右羽林将、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朔方军节度大使、中书令、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等。
由于资料限制,对于张说书院的建制规模、入院条件、生徒人数等基本情况几无了解。但从书院的选址花阳山这样的事实,我们又可对其遥想一二:风景雅致的山林花木掩映之间,静水鸣虫、清风飞鸟相伴……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场所。
宋代是书院的形成时期,然而,与全国书院发展的整体趋势不同,两宋时期的河北书院发展却相当缓慢,数量极少,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唯一能显现河北书院在宋朝的发展与全国有相同之处的就是保定张子书院的理学教育特色。
张子书院,在安国县境内。《安国县志》记载:“宋仁宗时,著名理学家张载莅任司法参军,于县城东北角辟馆讲学,‘启群蒙于旭旦’,时人称为张子书院。张载离任,书馆寻废,书院改为张子祠。”[11]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陕西凤翔眉县横渠镇人,时人称横渠先生。张载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学4大学派(濂、洛、关、闽)之一的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两代政府视为哲学的代表之一。张子书院的讲学内容应是理学要义,理学思想。
两宋的很多书院,因宣传理学思想而创立,久而久之又成为某一理学学派或某一理学大师思想传承的重要阵地。当然,与闻名全国的理学书院相比,张子书院的存在并没有突出的位置和显赫的名声,但却依然能宣扬理学思想,为地方文教贡献力量。
虽然宋朝河北书院的发展停滞、落后,但元代河北书院已有转机,虽远逊于南方书院发达省份,如江西、浙江、江苏等,却也翘楚北方。在此主要就静修书院加以说明。
静修书院的创建时间及创办者,不同的资料有所差异。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记载为“元皇庆元年(1312)刘因创建于县西三台乡”。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河北省志·教育志》51页则记为“元大德四年(1300),元刘因设教处”。根据刘因的生卒年代刘因(1249～1293)可知,《中国书院辞典》不准确,静修书院并非刘因本人兴办,是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创设的。《中国书院辞典》有关该书院释文称:“保定刘先生以道德学问高于天下,既殁之七年,安新县三台乡作颛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庙与明伦堂、诸生斋室”。因此,其他的材料中以刘因为该书院创办人也是错误的。皇庆元年(1312年)的说法却透露了其他消息,是年朝廷赐额曰“静修书院”。
《安新县志》对刘因及其静修书院有更详实的描述:金末元初刘因拒官不出,潜心治学。三台是其主要授徒之地,影响很大。刘死后7年,即1270年,其挚友梁志刚、弟子刘英等人为纪念他,为其修祠堂一处,并在孔庙西兴建书院。至元五年(1268年)知县达鲁花赤花赤普化公、山长王朝佑增修了两个大堂房,绘从祀像。至正十五年(1355年),乡贡进士、山长杜禹请示县尹刘德亨修建神庙,绘先生及弟子梁泰等4人像以供祀奉,并建碑石以记事迹。元末兵荒,书院、文庙均废。[12]
其它更多相关文献对此介绍或描述大同小异,但详略有别,以下要缕列,可丰富认识。如有的认为,以“静修”为书院之名,是因为“静修者,先生之别号也”。 [13] 清代方志典籍的观点有所不同:静修书院“乃元儒刘因设教地,当时隐居子梁浩然修宣圣庙,绘四配十哲像,大德中石刻有加封先师语。既而达鲁花赤普化公督儒士王荣祖重修七十子及从祀大儒三十四于壁门,山长兰阳王朝佑为记,先师庙西,建静先生祠三楹。” [14]静修书院“在三台社,元至元中,乡耆梁浩然建置,当时留守助成之。闻于朝,赐额,设山长以主教。”[15]
静修书院在元代以后仍延绵不衰,表明其存在的价值以及自身的地位。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安新知县周伦、正德七年(1512年)知县李升、嘉靖二十年(1541年)知县周冕、隆庆三年(1569年)知县王德新、崇祯二年(1629年)知县胡士栋等先后增修。如李升建两廊各三楹,胡士栋重修院门,匾曰:“先贤风教之地”。行世的书院记有元危素《静修书院》、吴宽《建静修书院记》、刘恺《重修静修书院记》。其中以危素的“书院记”最勘笃实谨严,体现其中赏识阐发的用意、邃密深沉的思虑,而略加考察又可发现著者与书院有极为密切之渊源联结关系,故需加以追踪,以增益对静修书院教育学术及门派人脉等多种因素的理解。
危素(1303～1372),元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字太朴,至正元年(1341年),以大臣荐授经筵检讨,历官国子助教、翰林编修、太常博士、监察御史、大司农丞、礼部尚书等。预修宋、辽、金三史。1358年,参议中书省事,兼经筵官。1360年,拜参知政事。1364年,除翰林学士承旨。及孛罗帖木儿入相,出为岭北行省左丞。[16] 作为一代教育家,危素对教育教学问题有深刻而独到见解。他认为兴学设教目的是“作成人材、备国家之任使”,教育对国家社会绝非小事;虽人性皆善,但后天环境容易使民“陷于最罟”而不自知,所以无论“长才秀民”或“蚩蚩之氓”,都待教而后明,当政者应该注意兴学明教。但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学者往往徒事空言,学风败坏;而到元末,士子亦“沉溺于雕琢之文”,“局于章句文词之末”,背离儒家“明体适用”的为学传统。对此,他站在心学教育立场,主张“德者本吾之所固有,而非自外至”,但为矫正学风,也吸取理学教育思想,提倡为求义理真知而读书,还捐束脩为国子监刻书购书。危素主要的著作有《说学斋稿》《云林集》《危太朴文续集》。[17]
三、保定书院的管理与教学
通过对历史时期唐宋元保定书院的探讨,限于所见资料信息的可能性,我们对历史时期保定书院的管理与教学当中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现主要分析如下:
1.书院的环境。同全国许多书院一样,河北保定的书院也多建于风景雅致的山林花木之间,如张说书院所处的花阳山便是自然风光荟萃漪尼宜人的胜景:山上名胜古迹繁多,寺院遗迹遍布景区,形成了以佛教为主的抱阳山文化。此山亦名花阳山,为“满城第一名胜”。主要有八景:“一亩石”,名为一亩,实有数亩之多;“百步廊”,有天然石廊百余丈;“上天梯”,有天然石蹬数十级,直通苍穹;“托天树”,为山崖突兀向前,如奋力托天;“滴水堂”,是坐北朝南的一溶洞,面阔和进深两丈多;“乾坤柏”,是两株并生的古柏;“牛角洞”,为一弯似牛角形的溶洞,深数十米,洞内有泉,终年积水;“明珠窝”,为百步廊上一半圆形凹坑,传说是一个蜘蛛千年修炼的地方,因拯救当地百姓而违背天意,遭雷轰电击,留下一个光滑而又洼陷的窝窝。为了雅气,后人把“虫”旁“蛛”改为“王”旁“珠”。 [18] 抱阳山除了拥有雄伟壮观、幽静清雅、郁郁葱葱的自然风光外,历代古刹、金石碑刻和文人墨客的诗词墨迹衬托着人文历史的深厚积淀,收拢了沧桑历史的悠远与变幻,而这符合中国文人的择胜而居、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也体现着书院创建者们对于自然的陶冶功能的认同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视。
2.书院的经费。限于材料的缺乏不能对唐宋时期保定书院的经费来源及使用管理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元朝时期书院逐渐官学化,书院的经费除恢复书院的学田外,还由政府拨给书院经费,有些书院还接受民间个人捐赠。这一方面保证了书院的正常运转,为其育人讲学、学术探讨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官方对书院的控制。
3.书院的师资。无论是书院还是学校,优秀的师资都是良好教育的保证。保定地区的书院也同全国书院一样,留下了很多名师俊秀的足迹。无论是创建张说书院的张说,还是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张载,都是名师大儒,这些优秀的师资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书院树立良好的风气和培养优秀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书院教师品性及风格是与理学学派由南向北迁徙、流变相关的,而这本身又是北方书院走向兴盛的内在机理或踪迹线索之一。书院向北方推广与理学的北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逐步取得了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官方哲学,但是由于金灭北宋以后的宋室南迁以及大批知识分子南下,江南地区逐渐取代中原地区发展成为新的理学重镇,程朱理学缺少在北方进行大规模传播的条件。金朝灭亡后,随着蒙宋战争的大规模爆发与南北隔绝的状态的打破,南宋理学北传,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往。蒙元统治者采取了与武力相将结合的文化掠夺政策,即通过俘虏南宋的士人、掠夺汉书的书籍等形式,达到为其所用的目的。在文化掠夺的基础上,蒙元统治者建立了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使其成为程朱理学北传的大本营。
在这种学术文化的背景下,保定元代书院的师资主要是理学宗师,体现理学教育家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如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下学上达、孔颜乐趣、开放教学、讲会辩论、主体探究、学无常师以及读书的有序性、讨论的质疑精神与师生情感的培植等等。
从整体上看,唐宋元时期保定书院的嬗变有着与各历史时期全国书院发展一致的地方,受到全国书院发展态势的影响很大,同时它又有与全国不尽相同的方面,甚至滞后于全国书院的发展,这又体现了书院发展的地区特色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对地区书院发展的影响。如果作进一步地深思,将悠久的历史资源、独特而古老的教育机构与当代教育联系起来,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教育的连续持久的生命力。如源于唐代的棠荫书院,在清代兴学运动中脱胎为易州州立中学堂,而现今的“河北易县中学”校史资料对该书院的后续沿革及当今的状况成就作了较为详实的描述:[19]民国三年(1914年),该校由清末易州州立中学改为省立第八中学,由直隶省教育厅直辖。由于办学经费不再由本地筹措,学生学费才一律改为大洋一元。州立中学改为八中后,学生的招收范围进一步扩大,除附近的定兴、新城、徐水、满城、完县、曲阳等县外,远离易县的房山、涿县、束鹿、安平、新安、定县等县也有学生前来投学,学生范围前后共涉及十五六个县份,是保定地区西北四县的第一所中学。学校位于河北省易县城内中心地带,坐落在狼牙山下、易水河畔、燕下都旁,西接紫荆关、清西陵、荆轲塔,北傍112国道,人杰地灵,交通便利。校园门庭气派大方,求知花园和生态园树木葱茏、花草茂美、凳架相连、环境优雅。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具有一支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学管理队伍。学校现有专任教师217名,学历达标率100%,中高级教师占60%,有外籍教师2名、特级教师2名。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从严治校、以德育人”的原则,教学成绩逐年提高,科研兴校初见成效。高考上线率2004年达99%,本科上线率81%。学校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重点大学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通过上述河北唐宋元书院历史的梳理及文献的考辩,尤其是河北易县中学的古昔与当代发展脉络关系的追忆,使我们感悟到教育现象及实践活动的历史传承与后世发展之间的某些割舍不断的渊源,教育事业是古老而又年轻的,沧桑而又充满活力,更昭示了其博大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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