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对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办学效果的记载

[摘 要] 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在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其长达30余年的办学经历中，学界对于不同的时期在读学员和毕业学员人数情况，以及学员来源地等相关信息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相当匮乏，最终造成学界始终无法对其办学效果做出一个客观、精确的评价。而1915～1940年间的《申报》对上述重要信息均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弥补了已发现的相关史料的不足，这对研究中国近代的出版教育、函授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申报》；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办学效果；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 G5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3）02-0015-05

1 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创办的历史背 景和学术价值

从世界范围来看，正式的函授教育在1858年发端于英国的伦敦大学[1]。我国正式的函授教育肇始于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以下简称函授学社），商务印书馆最先将这种起源于欧美的先进的开放式教育体制引入到中国，“商务印书馆默察我国社会情形，觉函授学校之设，足以辅学校之不及，而为失学者开一方便之门，因于民国四年创设本社，是为我国有函授学校之始。开办之初，仅设英文一科，承各界之信任，学员来学者甚多”[2]。其办学时间长达30余年，直到1946年9月因缺乏教学管理人员而停办[3]。在1915～1932年1月期间，函授学社根据社会发展和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办英文科、算学科、国语科、商业科和国文科[4]；但在1932年2月～1932年7月期间，由于受到一二八事变的严重影响，商务印书馆遭遇国难，其开办的函授学社亦遭受重创，不得不暂时停办；在1932年8月，函授学社重新开办英文科和国文科，其他科目给予停办；截止到1938年9月，一二八事变后的函授学社依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先后开设了英文科、国文科、日文科、图书馆学科、算学科、自然科和史地科，共计7个专业。除了一二八事变前开办的商业科可以授予毕业学员中等兼顾高等学历之外，函授学社开办的所有专业的学历程度均相当于普通学校的初级及高级中学的毕业水平[5]。

《教育杂志》称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为“国内历史最久，设备最善，成绩最著之补习教育机关”[6]；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函授学社“有着显著的成绩和光荣的历史”[7]，它堪称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丰碑，其在中国近代远程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显然，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极具个案研究价值。

至今，学界对于不同时期在读学员和毕业学员的人数情况、以及学员的来源地等相关信息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相当匮乏，最终造成了学界始终无法对函授学社的办学效果做出一个客观、精确的评价。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有关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研究成果及其所引用的史料状况，请参阅《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一二八事变后重订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简章>》一文[8]。翻阅1915～1940年期间的《申报》，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关函授学社的广告、通告和布告，它们对上述的相关重要信息均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已发现的相关史料的不足，这就为考察函授学社的办学效果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史料支撑。

2 《申报》对函授学社办学效果的记载

根据《申报》的记载，至1916年8月，“本社开办仅十阅月，学员入社已逾八百，……，现由低级毕业升入高级赓续来学者，亦复络绎不绝”[9]；至1917年4月，“本社自民国四年九月开办以来，仅及年余，学员已逾千数，……。查本社学员，除现任教员及在校学生外，商界、工界尤占多数。”[10]；至1917年7月，“本社开办以来，未及两年，学生人数已近二千”[11]；至1917年10月，“本社自民国四年九月开办，迄今仅两年，来学者已达两千人”[12]。

至1918年3月，“本社开办仅两年，社员多至两千数百人”[13]；至1918年7月，“本社开办未久，海内学子报名入社者已达两千五百人，已经毕业者亦三百余人”[14]。至1921年1月，“开办迄今已历六年，学员共有六千余人，毕业者已有千余人”[15]；至1921年7月，“学员共有七千余人，毕业者已有千二百余人”[16]。

至1922年1月，“开办迄今已历七年，学员共有八千数百人，毕业者已有千五百余人”[17]；至1922年4月，“学员共九千余人，毕业者已及一千五百余人，均有成效可观”[18]；至1922年6月，“学员共九千七百余人，毕业者已有一千七百余人”[19]；至1922年9月，“学员共一万余人，毕业者已有两千余人”[20]。至1923年1月，“学员一万一千数百人，毕业生二千一百余人”[21]；至1923年5月，“现在学员一万三千人”[22]。

至1926年8月，“本社创办以来，已历十二载，学员两万余人，毕业四千人，数百人成绩久已卓著”[23]；至1926年9月，“学员两万两千数百人，毕业者四千数百人，在社会上任重要职务者亦数千人，成绩久已卓著”[24]；至1926年10月，“学员二万三千人，已卒业而在社会上得到荣誉的，已有四千余人”[25]。至1927年3月，“现有学员二万五千数百人，实为海内最有名之函授学社”[26]；至1927年8月，“学员二万五千八百余人，卒业者四千五百余人，皆在各界担任重要职务”[27]。

至1929年12月，“开办十五年，学员三万人，毕业五千人”[28]；至1931年2月，“我国之有函授学校自本社始，开办迄今已十七年，学员共三万六千余人。学而升入大学者、出洋游学者、游学归国已在社会任要职者亦六千三百余人”[29]；至1935年2月，“学员前后统计已达五万余人之多。在本校毕业出任要职于各界者亦数千人”[30]；至1937年7月，“学员共五万六千余人，历年毕业于本校者，数逾万人。办理成绩，久已蜚声海内外”[31]。

《申报》除了对函授学社历年在读学员总人数和毕业总人数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之外，对其学员的来源地也多有提及。现在举例如下：仅仅至1916年8月，“内而全国，外而南洋，无不有本社之学员”[32]；到了1925年10月，“本社商业科开办至今，甫及二年，学员已遍全国。即海外，如南洋群岛，菲列滨，日本高○等处，入社者亦不少”[33]；至1929年1月，“已办国文、国语、英文、商业、算学五科，学员遍全国及南洋各地”[34]；截止到1930年11月，“加入本科之学员已遍于全国及日本、朝鲜、南洋群岛等处，以其所具之新商业智识，均已获得优越之地位”[35]。类似的广告还有很多，受制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3 《申报》的记载对研究函授学社所具有 的史料价值

1）上述新发现的报刊资料对研究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办学效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首次从整体上动态地、清晰地、连贯地展现了函授学社在1915～1937年之间学员人数及毕业人数的历史图景，这对探讨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办学效果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因为数字图景是证明其办学效果最直接、最客观、最精确、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

2）这幅动态的数字历史图景生动地为后人描述了函授学社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在读学员、毕业学员总人数的递增幅度、递增速度，以及在读学员总人数与毕业学员总人数之间的比率情况，这都是证明其办学规模、办学影响力、办学信誉的最有力度的证据之一，最终将指向其办学效果。

引人注意的是，函授学社历年的在校学员总人数与毕业学员总人数基本上保持在6∶1的比例。而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以开办时间最早、办学历史最久、声誉最著、影响力最大的英文科“本科”（学历教育）为例，“本科”分为四级，每级读完可以获得修业证书，读完四级后可以获得相当于普通高中毕业水平的文凭，最快可以2年、最慢可以8年毕业[36]，由此可见，函授学社实施的是一套富有弹性的教学体制。综合新发现的史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说明了函授学社采取的是一套“宽进严出”的函授教育政策，有力地保证了函授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提高函授教育的办学信誉和社会影响力，从而有助于函授教育在民国社会的推广和普及。

截止到1937年7月，函授学社在读学员已经多达五万六千余人，“历年毕业于本校者，数逾万人”；根据这个数据，单单从绝对的数字层面来看，如果用现代的视角去评估其办学效果，与现代的任何一所专门从事远程教育的省级办学单位相比，其办学效果纵然称不上显著，但至少处于一般的办学水平层次。由于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现代的社会背景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显然，这种纵向的比较是有失历史公平与公正的；即便是如此，这幅动态的数字历史图景仍然让后人真切感受到了这种新型开放式学校的生命力之旺盛、办学效果之显著。

3）如果把这幅动态的数字历史图景，分别与同时期的其他函授学校和普通中学的在读学生总人数进行一个比较，这又会对研究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办学效果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这对研究函授学社的办学效果又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民国时期报刊文献资料的记载，自1915年以来，在中国开办的函授学校接踵而起，至1917年12月，中国的函授学校数量已经接近50所，其中，大部分函授学校都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所经办的。几乎每所函授学校的在读学员总人数都保持在50～200人之间[37]，而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学生人数却为2000多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函授学社的总人数至少是其他函授学校的10倍以上。显然，在办学初期，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办学规模已经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了。

由文中第一部分论述可知，在1938年9月之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办学层次、课程设置均相当于民国时期一所普通中学的教学水平。将函授学社的在读学员人数、毕业学员人数与同时期一所普通中学进行比较之前，为了更好地论证上述数字图景的重要史料价值，很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做概括性的介绍。

我国中学教育制度自1902年8月“壬寅学制”颁布确立后，普通中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及师范教育等相比，一直是整个学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虽然在民国初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方针和学制系统，但从民初指定并颁布的各项教育法令、政策上可以发现，全国教育的发展重心仍集中在初等和高等教育的层面上，尤其是特別重视义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但是，面对中等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扶持政策[38]。

民国初期政府的消极保守态度使得中学教育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虽然中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上有了显著的增长，但中学的增加速度与高等教育的增加速度相比仍显缓慢。据统计，1919～1927年民国公立大学增加了10倍，政府认可的私立大学也增加了2倍多，可是全国的公、私立中学加起来却不到1000所，在校学生竟然还不到20万人，可见当时中学教育发展的缓慢。而在这一时期，鼓励初等教育的倾斜政策使得小学毕业生日渐增加，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广大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提高学识、智力及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其求知欲大幅度上升，小学毕业生渴望升入中学者日益增加，但相对数量极为有限的中学却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39]。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首先回顾一下1912～1928年中学教育发展的概况，分别选取1918年、1922年和1928年作为个案来考察：1918年全国公立、私立中学共计484所，学生总数为77621人，平均每所中学所容纳的学生数量大约为160人左右；1922年中学共计547所，学生总数为103385人，平均每所中学的学生数量大约为189人；1928年中学共计954所，学生总数为188700人，平均每所中学的学生数量198人[40]。而新发现的史料显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在1918年7月、1922年9月和1927年8月，在读学员的人数分别是2500余人、10000余人和25800余人。经过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1918年，函授学社所容纳的学生总数是同一时期一所普通中学学生总数的16倍；在1922年为53倍；在1928年为130倍。也就是说，从容纳学生人数的层面而言，仅仅一所函授学校，在1918年就相当于16所中学的功用，其总人数是全国中学在校学生总人数的1/31；在1922年它相当于53所中学的功用，其总人数占到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10；而在1928年它却相当于130所中学的功用，其总人数居然占到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7。

然后，再来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中学教育的发展概况。到了1936年，中学教育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各类中学共计1965所，学生总数为482522人，平均每所中学所容纳的学生总数为246人。可是到了1937年，由于受战乱的影响，大批校舍被日军炸毁，师资严重流失，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中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各类中学总数下降至1240所，学生总数下降至309563人，平均每所中学所容纳的学生总数为250人[41]，显然，普通中学没有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同一时期或接近同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在1935年2月在校学员已经达到50000余人之多；至1937年7月，在校学员共计56000余人。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即使是在1936年中学教育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高度的时候，函授学社所容纳的学生总数仍然是一所普通中学的203倍；到了1937年，函授学社所容纳的学生总数竟然是一所普通中学的220倍。也就是说，单单从学生人数的层面来看，一所函授学校，在1936年它相当于203所普通中学的功用，其总人数依然能够占到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9.7；在1937它竟然能够相当于220所普通中学的功用，其总人数居然能够占到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5.5。

由上述可知，作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专门函授学校，相对于传统学校课堂教学模式而言，它可以突破校园、教室的制约，打破时空的藩篱，并不受职业的任何束缚；可以充分利用沿海“有限”的先进教育资源，惠及到“无限”的社会教育对象，将其教育功能发挥到最大的极致。并且战乱对函授学校的破坏程度要远远低于普通的学校；它投资小、见效快、社会办学效益高。这幅数字历史图景充分地显示，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凭借其雄厚的人才智力资源和媒介资源的优势，使其所从事的这种新型的开放式教育，不仅为由于受普通学校资源所限而无法进入中学继续求学的失学青年，也为广大在职人员，更为抗战期间辍学在家的莘莘学子提供了接受继续教育、完成学业、实现人生梦想、改变人生际遇的极其宝贵的机会。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普通中学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和匮乏，而且还有力保证了民国时期中、高等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民国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中级“专业知识+技能型”复合型人才，他们纷纷走向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工作岗位，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从而大力推进了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教育变革所彰显出来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人们所理解的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42]。显然，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潮流中担当了重要的推手的作用。在函授学社问世以前，中国近代的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始终无法摆脱课堂教学模式的束缚，无法使得沿海的教育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的限度。而函授学社的创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远程教育史的序幕，而且也为中国近代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教育模式的新途径。函授学社通过这种新型的开放式教育体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在职和非在职学员，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的优越性、便利性和包容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通常选择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有力地促进了国人传统教育价值理念的更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在中国近代出版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难以磨灭的印迹。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外部西方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愈发呈现出了多元化、多样化、多维度的历史面相，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变得更加不平衡，再加之中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因此中国近代的现实国情是相当复杂多变的。上述新发现的这幅动态的数字历史图景更加充分地说明了，这种新型的开放式学校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毫无疑问这种新型的开放式教育体制尤其适合像中国这样的以“后发外源型”的态势而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是符合中国近代复杂多变的现实国情的，是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的实际求学需求的。上述新发现的史料最強有力地证明了，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办学规模之大、办学影响力之强、办学信誉之高、办学效果之显著都是毋庸置疑的。

4）上述新发现的报刊资料也充分地表明，在办学初期，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就已经成为一所国际性的开放式学校了，确实它无愧于“东亚创办最早、设备最全之补习机构”这一荣誉称号[43]。这座国际性的开放式学校彰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和穿透力，它的生源遍布国内各个省区和东南亚各个国家，仅仅从学员的来源地这个层面来考察，其显著的办学效果已经窥豹一斑了。

综上所述，随着上述新史料的浮出水面，它使大家意识到了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在中国近代出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它值得大家更进一步深入发掘相关文献资料，持续深入研究，认真反思和总结其办学实践活动，以期为当今的出版教育事业、陷入困境的高等函授教育、“向何处去”的高等成人教育和方兴未艾的计算机网络远程教育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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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讲习英文之捷径——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启[N].申报，1916-8-13.

[10]勤学者有奖——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启[N].申报，1917-4-7.

[11]暑假補习英文之好机会——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谨启[N].申报，1917-7-10.

[12]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N].申报，1917-10-7.

[13]奖励金第一名现洋五十元——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谨启[N].申报，1918-3-4（47）.

[14]紧要通告——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谨启[N].申报，1918-7-15.

[15]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招生广告[N].申报，1921-1-1.

[16]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招生广告[N].申报，1921-7-6.

[17]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招生广告[N].申报，1922-1-4.

[18]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N].申报，1922-4-5.

[19]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N].申报，1922-6-9.

[20]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N].申报，1922-9-16.

[21]从来没有生下来就聪明、就有学问的人——国语科、英文科、算学科——我们这三科的讲义：英文、国语、算学使人得到学问的利器[N].申报，1923-1-10.

[22]阁下不是有志求学而苦于无入校的机会吗？请即日加入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N].申报，1923-5-24.

[23]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优待学员办法[N].申报，1926-8-3.

[24]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半费优待、截止在即——纪念期限只余六天[N].申报，1926-9-25.

[25]家产百万，不如薄技在身——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谨启[N].申报，1926-10-17.

[26]有志求学者公鉴——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館函授学社谨启[N].申报，1927-3-12.

[27]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为我国成绩最佳、信用最著之通信教授机关[N].申报，1927-8-10.

[28]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N].申报，1929-12-6.

[29]历史最悠久的、设备最完善的、成绩最卓著的補习教育机关：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N].申报，1931-2-23.

[30]上海市教育局登记私立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国文科、英文科招生[N].申报，1935-2-24.

[31]上海市教育局登记私立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添设日文科、图书馆学科——联合四科、减收学费、征求新学员[N].申报，1937-7-4.

[32]讲习英文之捷径——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启[N].申报，1916-8-13.

[33]告有志于商业者——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启[N].申报，1925-10-12.

[34]商务印书馆对于社会的贡献[N].申报，1929-1-1.

[35]君欲深造为一商业人才否？请即加入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商业科！[N].申报，1930-11-11.

[36]丁伟.民国时期（1915年～1930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的英文科》（上）[J].广西社会科学，2008，（9）：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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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谢长发.中国中学教育史[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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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总前言[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

[43]孙中山先生的嗜好——东亚创办最早、设备最全之補习机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N].申报，19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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