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其中味

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年会在华西村开幕，会议期间，适逢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传来，这个突然到来的喜讯，像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在平静的文坛掀起层层涟漪。在向“会讲故事的人”——小说家莫言祝贺的同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同时也在深深地思考，思考报告文学作品应该如何走向世界。

会议期间，常务副会长炳银君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让我写写报告文学写作的艰辛。说实在的，这篇文章不好做，首先，凡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都有过这种艰辛的经历，从创作成就上来说，也应该让他人先讲。其次，写这一类文章很容易招来“自我标榜”的非议，又是何苦呢？炳银君是我们“报告文学家族”的“管账先生”，德高望重，不得有违。尊重不如从命，我受领了任务。

当今世界，文坛之上，对于报告文学的社会地位和它巨大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人质疑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社会性、批判性越发受到读者的青睐和执政者的关注，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文化新军。

稍稍回顾一下，从2008年开始，我先后写了《小岗之子》、《大巴山的女儿》、《唐山好汉歌》、《都市寻梦人》、《好大一个家》、《汶川，我们来了》《西风烈》等7个中篇报告文学，全部是命题作文，全部上了《中国作家》杂志的头题和封面。有两篇分别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获2012年度“五个一工程奖”，有两篇获在“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一篇获“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另有一篇获“中国人口文化奖”。

有人给我开玩笑，说我是获奖专业户，说我是写“表扬稿”的作家，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我心里明白，因为我是临时受命写的“表扬稿”，如果换别人去写，别人同样能获奖，只是这一类题材很多人不愿意去写。

且不说写作的艰难，同样付出的是艰辛的劳动，获取的或得到的并不实惠。如果你写的是一个大型企业或是一个企业老板，你可能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报酬，如果你是“遵命”去写“表扬稿”的，有时报销差旅费都会遇到困难。尽管如此，依然不能说“不”，力争做到随叫随到。一个作家，不能只为金钱而写作，还是要讲政治，讲文品，讲文德，讲担当。下面就说说我所经历的几次采访与写作吧，借用《红楼梦》作者的感叹而感叹：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009年年底，我正在外地采风，突然接到编辑部电话，通知我尽快赶往凤阳小岗村，参加中央新闻采访团的集体采访。一时间，上百名新闻媒体的记者云集凤阳，把目光和镜头聚焦在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小岗。

我是第一次来小岗，第一次听说沈浩其人。提及小岗，人们并不生疏。32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18个曾经拎过要饭棍的铁血汉子，秘密地聚集在一起，以“托孤”的悲壮，共同签署了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约”，并庄重地摁上了自己的手印……令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张承载着身家性命的“生死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提及小岗村近年来发生的变化，不能不提及沈浩这个人。2004年初，他从省城来小岗村任职，担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令沈浩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第一个任期期满即将打道回府时，小岗村的村民又一次以摁手印的庄重仪式向上级请愿，恳请他继续留在小岗再干一个任期。沈浩没有辜负小岗村父老乡亲的期冀，继续留了下来。时光荏苒，就在沈浩第二个任期届满时，他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小岗村人悲痛欲绝，再一次摁下红手印挽留……这一次不是留人，是“留魂”。这是怎样的不舍啊！

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进富裕门。这是小岗村当时的真实写照。沈浩来小岗任职那年，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笔账，一笔是人均收入2300元，另一笔是村委会欠债3万元。这就是小岗村的现状和家底。这一切说明，有“中国改革第一村”称号的小岗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在贫困线上徘徊。6年后的今天，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家家住楼房，户户有存款，喝的是纯净水，用的是太阳能，上的是互联网，骑的是摩托车，看的是大彩电，人均收入提高到6600元。城里人有的这里都有了，这里有的城里人却没有：这里的高天厚土，这里的碧水蓝天，这里的清风明月，这里的绿色食品……这里一切的一切，都让城里人羡慕不已。

2006年，小岗村跻身于“全国十大名村”行列，一个美丽、和谐、文明、富裕的小岗村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出她迷人的风采。

我们在小岗村采访，记者们分别住在村民的家里，我的房东是“农家乐”的老板，格外地热情和客气。我是从重庆赶来的，身上穿的是单衣，中宣部新闻局的刘汉俊副局长托人给我找来一件军大衣，房东给我买来棉鞋和棉被，每天给我安排可口的饭菜，晚上看我加班给我送来夜宵。我离开小岗的时候，按照团里的规定，每天给房东交50元食宿费，我住了7天，交了500元。起初，房东说什么不肯收，我“上纲上线”说服她，钱她收下了，却回赠我一篮子土鸡蛋。我借口说乘飞机不好带婉言谢绝，房东是个实在人，她把一篮子鸡蛋煮熟了一定让我带回去。千里迢迢带一篮子鸡蛋回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份感动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来小岗村那天，小岗村下了第一场冬雪，雪后的第二天，是农历十月初一，照当地风俗，这是一个祭祀的日子。这天，天格外的冷，心也格外地凉。小岗村笼罩在悲痛之中。沈浩的骨灰安葬在小岗村公墓，墓碑周围摆满了花圈和鲜花。墓地的塔松在寒风中摇曳，上面缀满了白色的绢花，远远地看去，像一片盛开的滁菊，每朵绢花都是小岗人亲手制作的。上面浸透着泪水和无尽的思念。我站在沈浩的墓碑前致哀，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已经融入小岗村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小岗村公墓，只有沈浩一个外地人，他永远留在了小岗。小岗村的父老乡亲们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烧纸、焚香、接火。这些原本由亡者亲属所做的祭奠活动全都让小岗村的父老乡亲做了，如果沈浩在天之灵有知，也该瞑目了。在前来烧纸的人群中，我看到一个又一个感人的场面：72岁高龄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立坤一直卧病在床，他不顾家人劝阻，执意来墓地给沈书记烧纸，过于悲痛，他晕倒在轮椅上。

一位从省城来的作家，跟踪采访沈浩6年，和沈浩是忘年之交，他是专程来祭奠的，在沈浩墓碑前，他虔诚地双膝跪地，从身上取出一瓶用体温焐热的白酒，默默都对沈浩说，老弟啊，刚下过雪，天冷，我给你拎来一瓶好酒，你喝了暖暖身子吧！一个名字叫殷广勇的村民，他是冒着风雪从10多里外的家里赶来的，这么远的路不说，他背上背着一个3岁的孩子，手里领着一个5岁的孩子，另一只手拎的是用借来的钱买的鞭炮和纸钱。这是何等的虔诚啊！殷广勇一边烧纸，一边流泪，口中喃喃：沈书记，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殷广勇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以后每个节令我都会来给你烧纸。我要让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记住你……这无比感人的一场场，一幕幕，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我写的中篇报告文学《小岗之子》在中宣部规定的时段内完成，宣传局刘副局长在送审稿上做了如下批示：“艾克拜尔主编、郝敬堂同志：《小岗之子》仍然是这次中央采访团中最好的一篇作品。作品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基调昂扬，读来荡气回肠又令人潸然泪下，生动刻画了一位基层共产党员敬民如父、爱民如子的形象。这崇高伟岸和质感强烈、血肉丰满的形象，闪烁着党的光辉和人性的光芒。作品厚重深沉，也说明作家住宿农家，克服天寒地冻、生活不便等困难，融入小岗、深入沈浩内心，方得到如此滚烫之作。感谢中国作家杂志的大力支持，感谢作家的辛勤劳作！”

2010年1月12日下午，一场特别的“亲人聚会”在北京安徽大厦举行，30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在这里会见了小岗村已故书记沈浩的妻子和王晓勤和女儿沈王一，她们是来京参加“沈浩先进事迹报告会”的。参加见面会的全都是到过小岗村采访的记者，母女两人都曾接受过记者们的采访。再次见面，感到格外亲切。

记者们都是“有备而来”，他们都带来了自己写的作品和自备的礼物，有电脑笔记本、电子书、电子相册、收音机、电子狗、毛毛熊、羽绒服、围巾……记者们送的礼物各式各样，或轻或重，表达的是一样的情感和爱心。

沈王一频频向记者们鞠躬致谢，然后动情地说：“爸爸虽然走了，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爱，我要告诉爸爸，有这么多在关心我，我们一定过得更好。爸爸，我感谢你，我的人生因为你的陪伴才更精彩，18年，注定是一辈子的缘分，汪汪永远是你的女儿，爸爸，我会努力的，因为沈浩不仅仅是‘汪汪’（沈王一的乳名）的爸爸，更是一个闪光的名字，我为爸爸感到骄傲……”

每个记者都用浓缩的情感给孩子留下一句赠言，这是她一生的财富：

——“父亲是灯，照亮你的人生，父亲是山，给你一生的支撑。”

——“感谢冬天的鼓励，柔弱的水会变得坚强起来。”

——“王一，你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现在是你隐形的翅膀，会陪你飞得更高更远。”

34位到场的记者，捧出34颗爱心，滚烫的话语滚烫的心，温暖着母女俩受伤且痛苦的心灵。

沈浩走了，带着那么多的眷恋和不舍，也留下那么多的遗憾和感动。人们永远铭记：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这个村有这样一个村长。人们不会忘记那个叫小岗村的村庄，那个叫小岗村的村庄不会忘记那个叫沈浩的村长。

《大巴山的女儿》是遵命文学，也是一个急就章。在我的印象里，时令快到年关了，很多作家都在做着“回家看看”的准备，就在这时，任务来了，而且是特急任务：中宣部通知中国作协，派一名报告文学作家赴四川南江采访，后天准时出发。主编艾克拜尔立马落实任务，接连联系了几位实力派作家，均因公务或家务缠身而没能允诺。主编无奈之际找我商量，希望我能当一个“替补队员”，我是军人出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讲困难，不讲条件，一声令下，勇往直前。

我放弃所有的春节安排，包括回老家看望病中的母亲，按时随团出发了，出发那天是1月15日，距离春节还有一周时间。

受领任务后，我又陷入迷茫。南江在哪里？距北京有多少路程？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王瑛的主要事迹是什么？动员全国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典型有何背景？对于这一切，我一无所知，打开电脑，获得的信息也不尽人意，当时王瑛同志刚去世不久，地方媒体还没有开始宣传，网上能搜索到的也只有几条王瑛同志去世的简讯。后来得知，宣传王瑛同志的先进事迹是胡锦涛总书记批示的，贺国强同志在接见媒体时强调说：要认真贯彻胡总书记指示，运用新闻媒体的作用，采取生动有效的形式，广泛宣传她的事迹，弘扬正气，凝聚人心，振奋精神。

那是一次艰难地采访。我们从北京方向去的记者，一开始就不顺利，我们乘坐的飞机原计划在重庆降落，结果备降在成都，不得不改乘汽车从成都开往南江。由于飞机晚点，行程出现紊乱。我们赶到南江已是午夜时分，前来迎接我们的政府官员已经在宾馆等了7、8个小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整个县城漆黑一片，只有我们下榻的宾馆大门口亮着几盏灯。后来得知，为了迎接中央新闻采访团的到来，南江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作出一条规定：把全城的路灯点亮，午夜12点关闭，仅此亮灯一项，需要额外增加1万元电费，必须集体研究决定。这就是南江人民的生存状态，这就是王瑛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中央采访团队伍庞大，记者来自四面八方，除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外，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文汇报分别派记者前往，新华网、人民网、工人网、新浪网等网络媒体闻讯而来，浩浩荡荡有60人之多，加之四川省、市、县媒体积极参与，记者有百人之众。

如此多的记者前来采访，接待方也只能安排集体采访了。在这上百人的记者采访团中，我是年龄最长的一位，因为年长，不好意思和年轻记者们抢话筒，也只能一起“听”人家采访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整整7天的集体采访中，我只拿到过一次话筒，我提了一分钟的问题，被采访对象用3分钟时间回答了我的提问。仅仅这一次“话语权”是新闻局刘汉俊副局长特别“授予”的。整个采访，他一直跟踪，见我每次采访总是默默无闻地“坐”着，给我“抢”了一次话筒。

采访艰难，写作同样艰难。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大都属于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作为文学期刊的以作家身份来采访的只有我一人，我是中国作协指派来的，代表的是《中国作家》杂志。对于纸媒记者来说，宣传典型已是轻车熟路，发一篇整版的长篇人物通讯，配上一篇评论员文章，也就可以“交差”了，加起来也不超过1万字，而且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大媒体，大都是“一老带一新”的组合模式，可我是单枪匹马，而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规定时间”由中宣部新闻局协调发布，集中宣传的日子定于2月1日。

从南江采访结束回到北京是大年三十，距离交稿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个星期了，恰恰这一个星期又是过春节的7天长假。老婆孩子回了老家，我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加了“防火墙”的现代城堡里，关上电视，关上手机，连阳光也毫不留情地关在窗外，饿了，吃两块过年的点心；渴了，喝一杯饮水机里的自来水。那一个星期，不知时日，不知黑白，真的是很苦，吃点苦可以忍受，可巨大的心理压力难以承受。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离交稿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形象进度还差得很远，怎么办？眼前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是向前冲锋了。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2月1日，也是我们交稿的日子。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自己急就章送审，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在报送中宣部、中纪委和中央文明办审稿的同时，抄报南江县委、巴中市委、四川省纪委审稿。令我感动的是，时任巴中市委书记李仲斌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召开市委常委会集体审稿，会议开了整整一天。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动。这次集体采访，所有要发表的新闻稿，全部要由中宣部新闻局审稿，上百篇稿件要一一审读，一一批复，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中国作家》杂志为了等稿，已经超过出版日期，我担心中宣部的审稿还会延误时间。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我在网上发出送审稿后，满打满算不超过24小时，连文章标点符号都做过认真推敲、改动27处的送审稿有了批示意见，大致内容是：作品有一种淋漓酣畅之感，通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对主人公和作品投入热烈的感情。主题鲜明，结构宏大，情节感人，细节生动，而且有不少独家素材，感觉是美文配好人。大作有山之秉性，水之绵长，花之美丽，相信会为王瑛宣传添上绚丽一笔。这篇文章取名《大巴山的女儿》，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主持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崎嵘、中组部新闻中心主任孙健、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刘汉俊、四川省纪委常委苏梅、中纪委宣传处处长陈江华等领导同志出席座谈会，著名作家、评论家李炳银、周明、傅溪鹏、汪兆骞、何西来等作了评论发言。后来，《大巴山的女儿》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被评为“五个一工程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采访是报告文学写作的必修课，采访的深入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作品的优劣与成败。去新疆阿勒泰的那次采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地处北疆，亚欧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冲，是民族英雄纵马驰骋的疆场，是雪莲花盛开的地方，它遥远而神秘，这地方叫青河。有这样一个家庭：祖孙三代，6个民族，183口人，如此庞大的家族堪称“中国之最”，如此和睦的家庭世上稀有。这个家是由维吾尔族老人阿比包和妻子阿尼帕用爱心支撑的大家庭。有这样一个母亲：她生育了9个儿女，收养了10个孤儿。漫漫人生路，她用博大的母爱把19个孩子拉扯成人，成家立业。半个多世纪了，这无疆的大爱像青格里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滋润着儿女们的心田；这超越亲情、跨越民族的母爱，谱写了一支爱的金曲，在天山南北传唱。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叫阿尼帕，是年70岁，2008年获“新疆首届十大杰出母亲”荣誉称号。

接受去新疆采访的任务后，我先在网上购机票，奇怪的是，我要去的目的地是阿勒泰，可购票的显示牌上只有去阿尔泰的机票。这阿勒泰和阿尔泰是同一个地方吗？带着疑惑，我再次上网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两个地名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它们同属于新疆，一个是地名，一个是山名。我去的采访地是青河，先乘机到乌市，再转机到阿勒泰，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到青河。

人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我想在此加上一句，不到青河不知路之遥远。青河位于新疆北部，西北与俄罗斯相连，东北与蒙古国接壤，这里地处边境，一阵大风吹过，头上的帽子就有可能被吹到国外去。牧羊人在山里放牧，一不留神，他的羊儿便啃了外国的地皮。青河地处偏僻，交通欠发达，来这里采访，有诸多的不便，首先是语言不通，每次采访都要提前到县委宣传部聘一名翻译。其次，是交通不便，这里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车，每次外出采访，都要徒步。我去的季节是阳春三月，北京已经是柳绿花红了，可这里的春天依然是冰封雪裹。招待所晚上很冷，我到商店里买来毛衣毛裤，把自己在“装备”起来，晚上和衣而睡，以此抵御风寒。招待所附近有一家新疆餐馆，只卖拉条子，10块钱一碗。一天三顿拉条子，我整整吃了10天，其中有一次是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请我吃饭，还是吃的拉条子，加了两碟凉菜，两瓶啤酒。和那些一日三餐山珍海味的高规格接待相比，这里的确是一块净土了。它给了我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自由空间。生活可以从简，接待可以从简，可采访和写作不能从简，我每天在这“天边”云游，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精心打磨那块“璞玉”，期待着她有一天将大放光彩。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这篇取名《好大一个家》的报告文学上了《中国作家》杂志封面。更让人欣慰的是主人公由此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被国家民委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央视一套给她做了一个专题。她的事迹经过媒体宣传后，北京一家影视公司找上门来，准备将《好大一个家》搬上屏幕。2011年，该作品被评为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

我的另外一篇报告文学《汶川，我们来了》，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完成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先后去灾区两次，一次是在震后不久、余震频仍的当下，第二次是在恢复重建一年之后。

《金钥匙》杂志社发来邀请，请我参加他们发起的“情系灾区”采风活动——重走灾区路。我欣然赴约，登上了去成都的航班。坐在靠舷窗的位置上俯视窗外的风景，脚下的城市像一张按比例尺缩小的袖珍地图，高大的建筑变得模糊不清了，唯独清晰可辨的是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从城区向外延伸……通往灾区的路，哪是一条什么路啊？收回俯视的目光，记忆的神经把我带回到5.12大地震那不堪回首的日子。

通往灾区的路：

血肉横飞中，石头露出可怖的面孔；放大的瞳孔里，凝固的是钢筋混凝土竖立的狰狞。数万生灵瞬间变为亡灵，被埋压在废墟和瓦砾下的同胞们在痛苦地呻吟……

在这紧急关头，在这危难时刻，有一个黄钟大吕般的声音隆隆地滚过中华大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于是，一场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的人民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通往灾区的路上：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

解放军、武警官兵来了！

公安消防部队来了！

志愿者来了！

国际救援队和手拿金钥匙的海关官员来了……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远征。救援大军从四面八方赶来，13亿人的目光一起在这条没有路的路上凝聚。

在匆匆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只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任何困难都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这声音来自中南海。

在布满血丝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一个日夜忙碌不知疲倦的身影，他蹲在废墟上对埋在瓦砾下的孩子们说：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你们一定会得救！

在全国哀悼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传来一个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汶川加油！中国加油！这是民心凝聚的力量。

我们不掩饰泪水，泪水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我们不掩饰灾难，灾难唤起的是精神凝聚的力量。多难可以兴邦，磨难就是财富。这场罕见的地震灾难，是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磨砺，是对民族精神的又一次唤起。

一个国家的强大，靠的是国魂，一个民族的强大，靠的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里，古有刑天断首、共工触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传颂，今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传承。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

半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走灾区路，在路上拾起的是另一番感动。

汽车在通往灾区的路上行驶，放眼四望，大地震留下的无法平复的伤疤依然历历在目：那些已经变为废墟的校园，那被泥石流吞没的城镇，那遭受灭顶之灾的工厂，那深埋在瓦砾中至今也只能定性为“失踪”的灾民。

现如今，通往灾区的路四通八达，沿途可见贴着援建标签的大型车辆疾驶而去，大片大片的过度板房成了灾区一道绿色的风景，遭受灭顶之灾的“东汽”已恢复生产，灾区中小学已全部开学……

北川中学遗址，这里依然笼罩着灾难的阴影，大地震袭来时，3栋教学楼坍塌，1600多名师生死亡和失踪。如今人去楼空，只留下废墟和哀痛。校园的遗址上，前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烟火缭绕，烛光荧荧……

北川中学新址，是一片临建的活动房。我们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上课，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下课了，孩子们小鸟般地飞出教室，在校园里追逐、嬉戏。他们是幸运者，但愿他们早日驱走心灵的忧伤。

离开北川中学，前往北川县城，这条路再也无法走通了。这里已经封城、封路，我们只得将车停在距县城约两公里的一个高坡上，在这里俯瞰那座满目疮痍的老城。那歪歪斜斜的楼房，那已经看不出街道的街道，那伸展着吊臂再也无法转动的吊车，那埋在泥石流中的只能看到屋顶的县政府办公大楼，还有那面隐隐可见的曾经飘扬在县政府大楼顶端的五星红旗……

脚下的这块无名高地已经成了一块公祭地，说不清这废墟下还埋葬着多少生灵，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前来这里祭祀，脚下铺着厚厚的一层没有烧完的纸钱和鞭炮的碎屑，碎屑中不难发现有被烧焦的苹果、香蕉、巧克力……

县委接待办的一位女同志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这里鲜为人知的故事，讲到动情处，热泪盈眶。同样的眼泪，在我们眼眶里凝聚。我突然感到这里似乎有一个磁场，一个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磁场，如若不然，它怎么能让人心灵震撼，让人潸然落泪呢？

离开北川，抚摸着还在流血的伤口，整理这些被血水、泪水、汗水浸泡过的文字，我心里的余震还在不断地发生，那已经不再是恐惧，不再是悲悯，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和深深的感动。

前不久，主编又交代我去写写“大学生村官”，正在采访中。作为一名战士作家，我将时刻保持着军人“冲锋”的姿势。一位叫朱竞的朋友曾经在她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给我画像，她说：“郝敬堂是一位军旅作家，像一位随时准备出征的战士，他总是在‘待命’的状态中，随时准备冲锋。而每一次冲锋，都是一个新的战场。这样的冲锋，常给他带来新的难题，如何超越自我？如何写出新意？这是他苦苦追求的境界。他力图在普通人物的故事中寻找大爱和人性的光芒，让这些人性的光芒将宇宙照亮。”

责任编辑/何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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