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末点题的文化风景
相传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路遇雪景，脱口而出：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他一时又想不好最后一句，犯了愁，纪晓岚忙从旁接道：“飞入芦花皆不见。”有这一句，画龙点睛，就有了诗境和诗味了。
古人非常强调在文章的末尾处进行“篇末点题”，卒章显志，使读者明确题意，获得思想的熏陶。正如晋代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种特色在很多文学经典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国古代寓言，在叙述了生动有趣的故事之后，常常在结尾用几句话点明主旨寓理。寓理是寓言的灵魂。例如，柳宗元的寓言就常采用叙议结合的形式，尤其喜欢用叙末附议的方式来揭示寓意——“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像《永某氏之鼠》中“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恒也哉！”《罴说》中“今夫不善内而持外者，未有不罴之食也。”这种“画龙点睛”之笔，常能给人以启迪与警醒。
在我国古代悲剧作品中，这种浪漫主义的结局得到了作家们的普遍认同和广泛运用。《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叙述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婚姻悲剧故事。作品在使读者感受到悲剧所带来的浓厚悲情的同时，又给我们以希望和力量。这种思想情感来源于诗歌的结尾：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殉情之后，化为一对鸳鸯，相偎长鸣，永不拆散。这种浪漫主义情景的结尾，既是对他们坚贞爱情的歌颂，又显示出纯洁爱情必胜的坚定信念，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民间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尾部分是“殉情化蝶”。写梁山伯在极度悲哀和绝望中死去以后。身着嫁装的英台呼唤山伯，狂奔在旷野之中，她扑倒在山伯墓前，声声哀恸，毅然头撞墓碑，坟墓轰然裂开……山伯和英台化成美丽的蝴蝶，双双飞舞，动人至深。这种结尾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愿望。明代汤显祖的杂剧《牡丹亭》，通过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恋，突出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反礼教、反理学的强烈要求，热情歌颂他们为争取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而勇于冲决封建罗网的斗争精神。结尾写杜丽娘死而复生，寄寓着“情”战胜了“理”，寄寓着新的社会潮流将会取得胜利的信念。
在我国广为流传的西厢故事，叙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最早见于唐代著名作家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宋金时期董解元改编为配乐诗歌《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又改编成杂剧《西厢记》。西厢故事的主题由维护封建的主题转变为反封建的主题，再发展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超越了阶级性的永恒主题——这一美好愿望也是在《西厢记》的结尾表达出来了。
我国宋代的话本小说，常常在话本的结尾处用诗句总结全文，劝戒听众。长篇的话本，说话人常常在故事吸引人处，用一两句含蓄的话来卖关子，以制造悬念，吸引听众下次再来听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特点也反映在我国的古典章回体小说里，常常在每一章回的结尾处，用一首七言绝句来点明主旨、升华主题。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每篇结尾都会有“太史公曰”，司马迁以“叙述人的口吻”出现，既深化了主题，又给人一种“拟客观”的效果。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清代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通过叙述花妖狐魅的神奇故事来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小说的结尾处常常借用“异史氏曰”这一形式，对这些故事的思想意义作一个小结、深化和升华，使读者获得一种思想认识上的价值认知以及审美享受。
现代许多作家都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篇末点题的优良传统。例如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结尾写道：“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把他对北国之秋的刻骨铭心的热爱和赞颂的感情抒发、升华得淋漓尽致！
古人谈文章结构，推崇“凤头、猪肚、豹尾”，主张结尾要简洁有力而富有深意。同学们认真学习体会我国古代现代经典作品的“篇末点题”的文化特色，并且熟练地练习运用好这种技法，对于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古林松，广东中山市教师进修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