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纪事

1929年夏，父亲得到古都名校燕京大学的聘书，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京城生活。燕京大学为父亲在学校附近的城府村租赁了一个小院落，三间向阳的北房，有一段时间是和一位姓沈的同事同住。每逢周末，父亲乘“洋车”（人力车）或燕大班车进城，到情逾手足的好友卢伯屏（后来姊姊们亲昵地呼他为“卢大爷”）暂住的宣武门外直隶会馆的小屋里，共度一个充溢着友情欢娱的周末。卢大爷睡会馆提供的“铺板”床，父亲睡在卢大爷的大躺椅上。此境此况，若说要一间书斋，直是非分之想。次年，父亲出现了吐血的症候。我的曾祖母方准许我的母亲带着两个女儿离乡到北平，陪伴并照护我的父亲。母亲到北平后不久，父亲租下了城里东四四条一号院。从此，父亲有了自己的居所，有了为自己安排一间书斋的可能。

萝月斋

在东四四条一号，一开始，父亲邀卢大爷来同享这独门独院的“家”的“奢侈”。四条一号是一座只有南北房的狭长院落。三间南房作为卢大爷的住室，“钩连搭”式的五间北房（前三后二）分别是父母和姊姊们的起居室，其中向阳西侧一间窗前有一架藤萝，辟为父亲的书房。父亲第一次有了专供自己进行研读的书斋。此后，居所虽几经迁徙，房舍虽每况愈下，但总还能有一间书斋陪伴他，直至他生命的终结。

父亲最初的这间书斋名为“萝月斋”。“萝月”，静美而恬适，这似是意味着父亲结束了十余年离乡在外的游子生活，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谧温馨的“小”家（相对于故乡的大家庭而言），内心那一种安宁与平静。书斋何以名之为“萝月”，父亲曾有直截而颇寓诗意的追述：

余旧所居曰“萝月”，盖以窗前有藤萝一架，每更深独坐，明月在天，枝影横地。此际辄若有所得，遂窃取少陵诗而零割之，名曰“萝月”云耳。（《积木词·自序》）

父亲的萝月斋时期，这世上还不曾有我，长大之后，我也从未向父亲或年长的姊姊询问过萝月斋的情形，只是小时候常听母亲和姊姊们说起，窗前那一架藤萝，每年春末夏初盛开着串串紫藤花，可以将藤萝花采下拌上面粉和白糖蒸成清香沁人的甜美藤萝饼。我想，每当藤萝盛开之时，萝月斋里定然是弥散着藤萝那清香的气息。

其实，这萝月斋虽有美景为衬托，但似乎并不适宜于父亲的研读。他在《积木词·自序》中又说：“萝月斋实不成其为斋耳。小女与佣媪或其大姊往往于身后座侧戏，既碍读，又妨思，友来谈亦时为歌声啼声所扰。”不过，父亲在斋中的研读与备讲是不会停止的，而且据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看，父亲在萝月斋完成了《留春词》与《苦水诗存》，印行了这部诗词合集。父亲治曲始于何时，至今尚未能确知，不过“下决心作五年计划，诗词散文暂时搁置，专攻南北曲，由小令而散套而杂剧而传奇”（1933.10.2致周作人函）则是在萝月斋。现今所得见的最早的曲作散套《[大石调·青杏子]新秋坐雨》即创作于1933年9月之萝月斋，而且自1933年冬在萝月斋开始练习剧作，谱成《馋秀才》杂剧之曲词两折，次年秋再谱成《飞将军》一剧之第一折。

父亲的“萝月斋”偶亦署作“荠庵”。荠，一种小草般柔嫩的野菜，故乡人似颇爱以此“尝鲜儿”，父亲尤喜食母亲包的荠菜馅饺子。在北平安家以后，逢春季父亲为了疏散身心，有时拿上一个口袋一柄小刀，选一个公园去剜荠菜，后来他写了散文《剜荠菜》，记独自去“太庙”喝茶、剜荠菜的事儿。自从我家迁居此城，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假日有时带了我们三个年小的女儿去北海散步游赏，连带在草地上剜回一口袋荠菜。父亲还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帮助园林工清理了草地。当晚，我们就有一顿鲜美的荠菜饺子吃。母亲包的饺子只有寸来长，饺子出锅，薄如丝绸的皮儿透出碧绿的菜馅，咬一口，那鲜嫩的菜汁在齿颊间流溢着清香。随父亲逛北海，剜荠菜是我们儿时春日最开心的事。直到父亲晚年，我已近廿岁，一次春假父亲还带我在天津师院的操场边、楼荫下剜荠菜。父亲定是凭了对荠菜的一份特殊情愫，方始有了“荠庵”一名。荠庵，它涌动着春日的清新气脉，散发着淳美的家庭气息，因而，父亲只在那些随意题写的、随笔式的文字后，才署此“荠庵”一称。如1933年，他读了友人偶然留下的一册《静安词》，即兴于扉页上题写了近四百字的题词，后即署“二十二年六月廿日志于荠庵。苦水”几个字。

萝月斋与荠庵，同室异名，一文一野，一夜一昼，一清丽一素谈，萝月之大更显文雅静谧，荠菜之小反显温馨旷远，同其诗情，并臻美境。

夜漫漫斋

卢大爷在东四四条住了三载，从河北涿州老家接来妻儿，卜居北平西城安家，四条一号外院的南房闲置下来，从此改作父亲的书房。“客来茗谈或小饮，客去时亦于其中读书作文”（《积木词·自序》），窗外的藤萝离得远了，“更深独坐”之时，失去了“明月在天，枝影横地”的意境，不宜再用“萝月”之名，且“室北向，终日不能得日，殊卑湿”，而“回忆伯屏在此时，似不尔也”。不过，诗人总是能于生活中体味出诗的情味：“冬日酷寒”之际，“安炉火，乃若可居，而夜坐尤相宜，室狭小易暖故”，且“背临长巷，坐略久，叫卖赛梨萝卜、冰糖葫芦及硬面饽饽之声，络绎破空而至……”于是“遂又命之为‘夜漫漫斋’”（引文均见《积木词·自序》）。平易而不加装饰的白描，直把我们引入深夜旧都的长巷深院，破空而至的清脆叫卖声，真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别是一番静适、深沉、远离尘嚣的境界。在夜漫漫斋，父亲首先完成了一部新的词集———和韦庄及“花间”诸词人之作的《积木词》，父亲于“自序”之末特署“苦水自叙于旧都东城之夜漫漫斋。时墙外正有人叫卖冰糖葫芦也”。读词集至此，一声叫卖一下子把我们从创作氛围中拉回到夜漫漫斋那独有的艺术境界里。

夜漫漫斋是父亲学者生涯的起点。此前，“苦水词人”之名已蜚声文坛，而他的研究著述则是始于夜漫漫斋。他首先选定的目标是元曲，据现在尚存的资料，他先是以“讲义”的形式印发给燕京大学学生的《元明清戏曲史》一部，完成于1935年之夜漫漫斋。由于未曾正式印行，今只存他书写于夜漫漫斋的《戏文略说》等四节手稿。继“戏曲史”之后，则有一系列研究元曲的论文20余篇，发表于1936~1937年间的《益世报·读书周刊》等数种报刊。这一时期，父亲还写有以“夜漫漫斋”冠名的论曲短札———《夜漫漫斋读曲记》，这本是厚厚的一大叠书稿，但而今可以读到的只有当时发表于《益世报》的《忠臣辅国》与《“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两节了。

一系列的元曲论文之后，父亲治曲的兴致由研究转向了创作。1936年整整一个冬天，父亲在夜漫漫斋，先是补足了萝月斋未曾完稿的《飞将军》，然后一口气谱成了三出杂剧———《再出家》、《祝英台》、《马郎妇》，每出杂剧后的跋语都注明完成于“旧都东城之夜漫漫斋”。四出杂剧结集印行为《苦水作剧》。付梓前书法大师沈尹默特为弟子题写书名，且题写了四帧供弟子选用，每帧后均特书“尹默为羡季题”，再加盖一方红色的小印章。尹默大师的题签原件，作为珍品装裱后保藏在父亲的书斋里。

“夜漫漫斋”偶亦署作“习堇庵”，1935年父亲就读北大时的同学、朋友华钟彦的《花间集注》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父亲为之作序即署“叙于旧京东城之习堇庵”。习堇，学业谫陋之谓也。如此具署，是在老友著作面前，表示一份尊重与谦逊之意。

习堇庵

日寇侵华的魔爪从关外伸向关内，我家自东四四条迁居牛排（读pǎi）子胡同的第二天———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牛排子胡同3号是一座很像样的老北京式四合院，外院五间南房也是作为父亲的书斋。而此刻，从四条用排子车拉来的夜漫漫斋的书籍资料还堆放在地板上没来得及安置，父亲就开始了逐册的翻检。“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购买了不少宣传、记述抗日的书籍资料，此际，为了一家大小的安全，他不得不下狠心把它们拣出来，搁置一旁。父亲忙了一天，连每日午后的小憩与饮茶也免掉了。入夜，三个大姊在里院中心挖了一个大土坑，把父亲拣出的书刊一本本投入土坑里焚烧。那时四姊刚刚五周岁，她至今还记得，那一晚烧书的火焰直蹿到一房多高，而且烧了好长时间，大人领着她到大门外察看动静，她看到胡同里很安静，而院子里耀眼的大火已越过了高高的院墙。第二天清早起床，四姊发现里院当心儿出现了一个昨天不曾有的大花坛，潮湿的泥土上栽植着好多棵老百姓俗呼为“臭芙蓉”的草花，好像昨天晚上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那一晚左邻右舍突然看到了3号院蹿起的火光，闻到燃烧旧字纸的烟气，中国人是向着中国人的，大家心照不宣，没有一个邻居故意来探询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哪个邻居去向“街面”上报告新来住户的异常行动。从此，父亲的新书斋不再有“夜漫漫”的诗意与宁静；从此，“夜漫漫斋”一名，在父亲的书籍文稿中消逝。他的书斋沿用了往时偶一用之的“习堇”。但我想，此时的“习堇”二字，已由对友人的诚谨化作了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虔敬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当时，全家人的生计全仰仗父亲一人的薪资所得。父亲眼看着友人和弟子一批批地奔赴大后方，自己却无法脱卸对妻女的责任一同前行，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每日除了去燕京大学———这块当时尚可称为“净土”的地方———或私立中法大学授课以外，只有深隐于习堇庵，潜心于祖国的历史文化之中。这时，他在习堇庵，首先完成了元曲辑佚校勘的专著《元明戏剧八种》。此著于11月3日脱稿，“引言”中十分含蓄地称，“今岁秋来，创作之途，竟尔茅塞”，于是检出夜漫漫斋中旧稿，辅以近日习堇庵中的新得，“整理而排比之”，只是为了“借以消磨时日，排遣愁怀”，“遂成长篇”。足见父亲此一著作完全是将自己沉入于旧籍的海洋，以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方式，作为自己献给苦难中的祖国的一份心意。他在又次日（15日）致好友卢伯屏的信中亦言：“若非在此非常时期，恐不能有此成绩。”曲折地向老友倾吐自己完成此著的深衷。

与辑补元明杂剧几乎同时进行，唯完稿略迟的是诗作《和〈香奁集〉》41首。父亲于此“非常时期”专和韩，由于他从韩的一些诗中见到“对未来的一种希冀”，“一种追求”（见《驼庵诗话》），故以古代诗歌比兴喻托的传统，寄意对故国、故友的深切思恋和身陷敌占区对未来的希冀与追求。

父亲在习堇庵四年略长，这时我从一周岁长到五周岁多，因而习堇庵在我的脑际已经留有大略的印象。习堇庵五间，中间的房门前有两三级石阶，石阶两侧沿房根开辟了东西两条长长的花池，种着洁白如雪的玉簪花、明黄如金的夜来香和色彩艳丽的大朵西番莲，一年四季里倒有三季早早晚晚有盛开的花可看。父亲爱花，是大姊之秀为父亲栽植了这些花卉。四姊告诉我，迁居牛排子胡同的头一两年，每天晚饭后母亲收拾清了家务，都会抱着我到习堇庵陪父亲闲坐闲谈片刻。四姊之燕说，那时父亲的书桌上放着一件瓷制的小玩器，是一个插名片的小插架，插架上有一个踢球的小孩。母亲把我抱到习堇庵，父亲总是拿起毛笔在一张纸片上画一个踢球的小孩给我。父亲不会画画儿，四姊说那踢球的小孩画得并不好，但每天父亲都会给我画一个。我至今记得书斋里靠南墙是一大排高低不齐式样不一的大书架，摆满了封裹着暗蓝色卷套、纸色暗黄的线装书，还有几个有玻璃门的书橱，里面摆着很大本的书———后来知道那是一册册的碑帖、彩色硬皮的书———后来知道那是外文原版小说。书斋房门两侧是大玻璃窗，站在窗前可以欣赏到窗外阶下的鲜花。窗前有父亲的书桌———当时我觉得父亲的书桌真大啊，其实它只是一个“一头沉”，较之现今的写字台差得远了。桌前是一把有扶手的大藤椅，桌上除了正看的书籍、写成或正写着的文稿之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几块形制各异———方形、圆形、刻有花纹的椭圆形———的大石砚；插着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毛笔的笔筒；特别是那个双耳圆肚铜制的小水盂，水盂里半盂清水，插着一支弯把的小铜勺，勺把是一个鱼形的图案，挂在水盂边，勺头只有指甲大小，这是父亲写字时，为磨墨往砚台里舀水用的。父亲的书桌还是他刚到燕京大学时好友卢伯屏在城里一家木器店为他订制的，书桌陪伴父亲走完了一生。父亲过世之后，我“继承了这遗产”，如今它仍然在我的房间里，虽然已是相当陈旧，却依然坚牢实用。

倦驼庵（上）

1941年9月下旬我家迁出牛排子胡同3号院，卜居的新宅是地安门内碾儿胡同29号旁门。地址由繁华的东四一带迁至相对平民化的北城，房舍由一座规整的四合院变成一座大宅院的旁门后院，这当然是为了节省租金。很显然，在沦陷区的北平，家庭的经济状况是日见拮据了。

碾儿胡同29号的旁门是名副其实的“旁”门，正门里是一座相当大的四合院，这旁门在正门东侧，进了旁门是一条狭长的自南向北进伸的长夹道，穿过这条夹道，走到尽头就出现了一个扁长形的院落，即正宅的后院，院内有坐北向南一排十间北房。我家住的这后院十间北房带有长长的“老虎尾巴”，现在想来这“虎尾”定是原来一拉溜北房的后游廊改建而成。不记得是哪一间房子的后墙上有一扇门可以通往那“老虎尾巴”，“尾巴”里似是没有窗户，光线极端昏暗，大白天进去也要拧开电灯。这一排北房大概房间比较小，父亲的许多书架只好排列在“老虎尾巴”里，这里就成了藏书处。父亲的书房先是安排在最东头两间独立的小北房里，大约是为了可以清静一点，不久又换到了大排房舍中的一间里，定是因为单独的小北房对于到“藏书处”去翻检查找书籍十分不便。

我家在这里只住了不到两年，创作于这一时期的词作父亲曾辑为《倦驼庵词稿》。由是可知，迁出牛排子胡同之后，父亲的书斋就更名为“倦驼庵”了。何以名为“倦驼”？父亲不曾有过文字上的述说，但细味“倦驼”二字，确是大有深衷。父亲一向看重骆驼坚毅耐劳的品格，埋头苦行的生命路程，以及它来往于大漠风沙、长城脚下的历史人文的沧桑内涵。早在1929年，父亲就填有一首调寄《贺新郎》的咏驼词。词中可见父亲对驼的特殊情愫以及他在驼的形象中包蕴的哲理与禅理。再者，1935年父亲的恩师沈尹默先生在读过我父亲的《苦水诗存》后题诗相赠，中有“温驯出辛酸，平凡蕴奇姿。老驼秀发姿，稳踏千里地。颇与牛羊殊，无复水草意”之称赞。这可能是父亲钟情于驼的又一个原因。而此刻，父亲以“驼”命名自己的书斋却又特于前加一“倦”字，正是国难时期特殊环境、特殊心境之下，自身形象的写照。我想，这“倦驼”之中包含了父亲默默地耐受心力交瘁之痛、坚持操守、坚毅前行的深衷。（父亲晚年以“驼庵”为名号，省去一个“倦”字，正是步入新时代精神心情的反映。）

父亲在倦驼庵的第一种作品是补足了前此未完稿的二折杂剧《馋秀才》，以此表露自己身处清贫坚持操守的心志。《馋秀才》结稿后一个多月，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燕京大学被日寇强行封闭，偌大的古都再没有一块不被日寇侵占的土地。转年1942，在倦驼庵里，父亲创作的笔锋突然移向近十年不曾一涉足的小说阵地，修改、补充完成了中篇小说《佟二》，诉说中国人民的苦难，控诉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兽行，张扬了中国人不屈的斗志。《佟二》之后，又有《倦驼庵诗稿》一卷。

我家搬到碾儿胡同时，我五周岁半，迁离时我已七周岁，是小学生了。也许是因为这一年多里母亲曾因家事两次带我去天津小住，也许是在这个院落里倦驼庵曾两易其室，总之，碾儿胡同的倦驼庵是什么样子，我竟没有任何印象。我在前文“词人”一节所记全家人撕下并焚毁《留春词》中之一页的事，是碾儿胡同倦驼庵留给我的唯一的记忆，而这已是父亲书斋里第二次“焚书”了。

日寇野蛮地封闭了燕京大学，父亲失去了燕大的教职，也就失去了那里的固定薪资。在辅仁、中法、中国三校，父亲是兼任教师，只能拿“钟点费”，寒暑假没有工资，家庭的经济状况日显拮据。1942年暑期还没有到，父亲已托在天津的旧日弟子为他谋一份暑期临时的教职。用现在的话说，为了养家糊口，父亲要外出“打工”了。待暑假将临，母亲却得了甚为凶险的病症，父亲的“打工”计划未能实现，家里不得不靠举债暂度难关。待母亲病势稍一缓解，父亲又“以一倦驼而驱驰烈日暑风中”，为“筹划暑后职业问题，不得不外出奔走”（引文见1942.7.2致周汝昌函）。如此情景之下，碾儿胡同这虽不像样但毕竟还是独门独户的房子也交不起租金了，只有另卜他处。从此父亲再没有租住过独门独院的房子。

倦驼庵（下）

1943年4月29日，我家搬离了碾儿胡同，迁至什刹海北沿的南官坊口廿号外院的北房。此次迁居是要觅得一处租金便宜且离辅仁大学更近的地方，这样一来可以省下一部分房钱，二来父亲上下课可以步行往返，又省下一笔人力车的钱（这时父亲已是辅仁大学专任教授，差不多每天要到校授课）。南官坊口后院住着房东一家，中院住了房客三家，外院南屋和东南方小跨院又各住一家，如果加上我们家，即使不是大杂院，也是一个大门里七户人家合住，但它符合上面两个条件，父母还是毫不犹豫地租了下来。以前我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什么王府之类的大宅子，直到数年前偶然在《今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及南官坊廿号，方知这里原来是清雍正帝的弟弟敦郡王府的祠堂。大门坐北向南，有高大宽敞的大门洞，进门迎面有宽大的照壁，向西连着门洞是一排南房，南房对面才是原祠堂的正门，与正门相连东西两侧各有三间“朝房”———王府祭祀时执事人员及后辈儿孙候祭的地方。而我家租住的正是这正门东西的各三间朝房。因为是朝房，间量相当大。搬进来后，西侧三间是我们姊妹的卧室、全家吃饭和活动的地方，又是储藏米面杂物之所，冬天还要兼作厨房。东侧第一间是父母的卧室，白天兼作我和两个小姊姊的游戏室，第二间有开向院落的房门，作了父亲接待晤对友朋弟子的“客厅”———当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国文系、而今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叶嘉莹曾多次与她的同学一起到这里拜访老师，还在门前摄影留念———同时它又是父亲的藏书室，东西两侧靠墙排满了书架，房间正中摆放了一张藤制圆桌，每当父亲书写大幅卷页时，这张桌子就是书案，写成的字幅可以摆在地面上晾干。这里其实可以说是书斋的“副斋”，而没有客人，父亲又不从事临池之际，我和两个小姊姊又可以在这里做功课———间间房舍都称得上是微型的“多功能室”，唯独最东侧的一间只有唯一的功用———父亲的书斋。书斋里临窗是父亲的书桌，桌旁摆了两个便于随手取放书籍的低矮书架，三个玻璃门的书柜摆在书房一侧，靠后墙有一张单人床，供父亲午休或仰卧读书时用。这里依旧沿用碾儿胡同时“倦驼庵”的斋名，父亲一定是觉得没有哪两个字比“倦驼”更能代表自己了。

我家所住的这东西各三间“朝房”所面对的宽敞院落并不是方方正正的，因东南角隔出了一座小跨院，整个院落成为形，因而院子东西两侧中央所植的两棵老槐树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但两棵老树同样经历了悠久的岁月，树干粗约十围，西侧的一棵依然高高地挺立，东侧的一棵似乎顺应着地面的亏缺主干已极度倾欹，靠了一个砌成的砖垛来支撑，顽强地存活下来，照旧枝叶繁密。春夏之交，大串大串雪白的槐花缀满在鲜绿鲜绿的枝叶间，满院弥散着槐的清香。盛夏之际，两侧挺立的古槐把大片的浓荫铺洒在开阔的院落里，一片阴凉，东侧的古槐因倾欹而把浓荫向两侧推布，父亲的书房客厅也映进一片油油的绿色；秋日的艳阳穿过日见稀疏的古槐枝叶把暖暖的秋阳射下宽敞的院落，更显天之高气之清；冬日呼啸的西北风把老槐的枯枝吹得呜呜作响，让你实实在在地感到古都的严寒。这里没有了牛排子胡同四合院规范的格局，也失去了碾儿胡同一家独院的单纯，却浑融了自然的质朴、平民的气息与岁月的沧桑，别是一番情调。父亲在这里一住六载，以至搬离时对这里的“老屋古槐，自多眷恋”（1948.11.12致周汝昌函）。而我想，父亲的眷恋所生，除了这里的老屋古槐，更有一番潜在的情愫———父亲在这六年之中，捱过了北平沦陷后期极其困苦的岁月，经历了八年抗战终于光复的欣喜，而且无论著述还是创作，都有极为丰硕的收获。

父亲在迁入南官坊口后不久，1943年的八九月，连续完成了他的两种词学专著———《倦驼庵稼轩词说》、《倦驼庵东坡词说》。两词说直至1947年方应弟子吴小如君之请，连载于“天津民国日报”副刊。那时，每隔几日就有一卷民国日报寄来，每次都是我坐在倦驼庵里，用母亲裁衣用的大剪刀把父亲的文章剪下来，再为他逐日贴在一个我用旧字纸的背面装订的一个大本子上。父亲看重自己的著作，却不重视著作的发表，“词说”连载之前之后，父亲从没想过结集出版，连这册粘贴的剪报后来也不知放到哪里了。

两“词说”于9月12日完稿。重阳前后一个月，父亲在课事之余，衰病之中，“痛苦忧患之际”（《濡露词·小记》）填得新词廿余首，辑为《濡露词》，将前此二年之《倦驼庵词稿》附后，应弟子史树青君之请而印行。

在迁入南官坊口之前，1942年1月，父亲在碾儿胡同倦驼斋，以寒假的暇豫，敷衍《聊斋》中的《连琐》故事，拟谱成上下两本之杂剧，未及完稿各校开学，遂不得不停笔。生活在沦陷区，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压力，父亲少暇时，无余力，缺乏触发创作激情的灵感，一停就是整整三年，直到1945年1月各校寒假之期。那时，古都的冬天真是冷，我家的生活虽未至断炊，但父亲早已是“半年不食肉边菜”（《解闷六绝句》），用清苦二字概括绝不为过。每逢冬季来临，高大的“朝房”真成寒舍，西侧三间是打通的，只把做饭用的煤球炉从廊下移进屋里兼作取暖之用，室内寒气侵入肌骨；东侧三间都是隔开的，母亲只在倦驼庵里为父亲生起一个取暖用的火炉。恰巧这一年父亲一个旧日弟子为父亲送来一吨“大砟”，倦驼庵里于是暖意融融。这不仅保护了父亲的病躯，且有助于父亲的研读。父亲在倦驼庵的暖意中，先以两天时间接续三年前之杂剧曲词“谱完末折”，“又以十日之力补足”“楔子与宾白”，再“删改之”，“涂乙至不辨认”，“又以十日之力，手抄一过”，至是《游春记》一剧于2月11日农历甲申除夕大功告竣（引文均见《游春记·序》），并于当年印行。

自1942年小说《佟二》写毕之后，父亲的心底一直涌动着小说创作的激情，然而“生活日艰，食不得肉，出不得车，虽不致捉襟而肘现，纳履而踵决，然亦馑矣”（见致周汝昌函），至1944年暑期，中篇小说《无奇的传奇》（写成后更名为《乡村传奇———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儿。直到抗战胜利后之次年，1946年暑假方始写讫。我和四姐、五姐成了父亲小说的第一听众，这一年暑假，倦驼庵成了我们听“书”的“书场”。小说于次年二月修改订稿，发表于当年的文艺刊物《现代文录》。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的兴奋与欣喜并没有在父亲心里停留多久，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黑暗腐败、再燃内战烽火，使父亲因光复而生的兴奋变成失望，欣喜变成忧虑。他忧心国家的前途，深痛民族的灾难，却又自感无能为力。一天晚饭后———大约是1947年初寒假期间，我又到父亲书房玩，父亲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一张深色的纸。我回答：“能呀！我做手工用的‘电光纸’有好几种深颜色的呢！”父亲却说不要那种有亮光的，要厚一些、纸面粗一点的。我想到了我们常看着玩的一本厚厚的《辅仁年刊》，里面每一个单元之间都是用一张深色麻面的厚纸隔开，或蓝或绿或紫，就给父亲把“年刊”拿了来。父亲从中选定一张墨绿色的，让我裁下来，裁成一个宽七八寸、高三四寸的扁长条幅，又让我去找大姊姊们要一根较粗的竹签，原来父亲是让我用来做成一面横幅的小旗，一侧粘牢在竹签上。小旗很快做好了，父亲提笔蘸墨在小旗上写了“只图遮眼”四个字，再把小旗插在了书桌前的窗台上，坐在桌前，横幅的小旗正好挡住外望的视线。我当时还以为父亲定是为了遮挡透过玻璃窗射进来的刺眼的阳光，及至年龄稍长，我才了然于父亲的深衷。他是借此挡住视线，一举双关，遮住外面的腐朽与黑暗，他再也不忍心去看那满目疮痍的祖国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父亲在倦驼庵开始了另一部著作的撰述———谈禅大著《揣龠录》。此缘于张中行先生主编佛学刊物《世间解》，他深感“约稿难”，“知道顾先生是通禅的”，于是“大胆登门”。①在倦驼庵里，父亲留给张中行最初的印象是“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②约稿的事张先生本“以为十之八九会碰壁，结果却出乎‘意表之外’”③，“完全照请求的答应下来”④。于是从这一年的六月下旬起，父亲逐月如约为刊物撰稿，张中行先生逐月按时来倦驼庵取稿，《世间解》则每期连续刊登。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共写了十有二章，而撰写最后两章之时，我家已迁出南官坊口，搬入另一处新寓所了。

两三竿竹庵———竹庵

日益窘迫的生活境况使父亲无力来支付每月房屋的租金，他不得不向辅仁大学校方开口，要求学校来解决一家人的住房，这是父亲一生执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任职的校方提出个人生活起居上的要求。1948年10月30日，我家住进辅仁大学安排的学校附近的校产李广桥西街（今柳荫街）8号（恭王府花园对门）的住房。这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由我家和辅大一位魏教授合住。我家住北房五间、东房三间。北房三明两暗，中间一间作为客厅（同时是书斋的“副斋”），最东头小耳房是父母的卧室，客厅与卧房之间的一间是父亲的书斋。书斋、副斋仍依南官坊口倦驼庵旧制，唯民居比不得朝房，它低矮狭窄，十来个书架书橱分列两侧，书斋副斋的空间顿觉局促。院落东南角有竹两丛，父亲因之将书斋定名为“两三竿竹庵”。当时的古都北平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而且父亲已穷到交不起房租，何以竟能有如此雅兴予书斋以如此雅号？而且父亲最初对这新寓所甚不适应，他在信中向弟子周汝昌诉说，“自来此间，诸多不便，又距大街太近，货声车声，人语犬吠，坐卧皆来相扰，况屋宇逼仄，周检无地，殊少佳趣”，唯一可人处只是“可以不忧催租”。而且我印象中的那两丛竹子，稀疏得可怜，远不如南官坊口院落中两棵老槐之古朴而且气派。我曾想，或许父亲是取竹之挺立不屈的气节，但此已不是日寇侵华时期。直到1990年我意外地获得了父亲这一时期的日记（共180天），才恍然了悟于定名的深意。父亲在迁入新居不久11月1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几句：“久不为诗作，偶得一联曰：‘一二寸鱼那可得，两三竿竹不堪看。’亦懒于凑成一首七律也。新寓有竹两丛，故第二句云尔。”由此则“两三竿竹庵”这看来极为清雅闲适甚至疑似飘然世外的斋名，其实没有一丝一毫旧文人的风雅甚至清高，它实在有一种“歇后”的意味，真实寓意即在那“不堪看”三字上，联想及上一节“只图遮眼”的小纸旗，真乃苦心深意，异曲同工，是对当时黑暗现实曲笔的鞭笞与抗争。待到四年之后（1952），父亲一场大病新愈，说来也巧，那丛竹子也生长得茂密青翠起来；其时又正逢万象更新的建国初期，父亲的心情恰如东坡词所言之“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他没有完全废弃“两三竿竹庵”之书斋名，只是略去了前三字，而直书为“竹庵”。我想，这“竹庵”二字早已赋予了新意，成为美好的全新的生命力的赞颂———这当然是“后话”了。

父亲迁入新寓，书籍资料稍稍安排停当，在对新书斋的环境还感到诸多不便的情况下，就展开稿纸着手《揣龠录》末后两章的撰著，待到12月11日全稿告竣之际，古都古老厚重的城墙内的市民，已经听到了解放战争的炮声，正翘首以待古都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这一年辅仁大学提前于圣诞节时放寒假，而于假期中另设“讲习班”，父亲在讲习班上开“韵文常识”一课（后依禅家名辞改课名为“韵文普说”）。为此他撰写了正式讲稿两万余字。文稿撰著之时，正是北平临解放时的混乱日子，待文稿写至结尾，解放大军已入城关。父亲在日记中逐日记述了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他在两三竿竹庵中写作“普说”的情况，以下略摘数则，以见时代的印迹以及两三竿竹庵中的境况：

1948年1月5日，“……韵文常识只有采取讲演式……拟于堂下写妥讲稿堂上宣读，如此不独讲授时较有系统，且可练习写作也。起来茗点后即着手，然进行颇迟……七内兄被派出亻夫，由六内兄与警局交涉作罢。（京注：“七内兄”乃我的舅父徐仲三，时已年五十有三，正在我家暂住。）

7日，晨起“茗点后续写讲稿，得两页……午饭后小睡不香……起来至学校附近散步。阴风惨淡重裘不暖……得苏格兰牌纸烟一包，价十七元，较昨日涨三元，甚至有索廿元者……归来茗饮后仍写讲稿，至暮才得一页，觉心脏又簌簌作跳。”（京注：“簌簌作跳”定乃今日常说之“早搏”，并伴有“三联率”。）

13日“黎明后卧床上，受寒连连作嚏，起来遂觉脊背如喷冷水……续写讲稿，文字内容俱堪自肯，虽只得一页余，亦高兴也……午后仍续写稿，而心跳又作。五时许至校中操场散策……归来又写得数行而日暮矣。平均每日不过写得两页耳，近来精力不足可想见也。”

14日……“茗点后自读写得者一过，觉尚不空洞，文辞间有不妥处即随手改定……苏格兰烟每包廿枝，价廿八元矣。”

15日“……九时至校授课……（午后）小睡不成，起来茗饮，六内兄忽见过，与之略谈数语，初不谓尚能写稿，乃至拈管，文思泉涌写得一页余而天黑不得不搁笔。”（京注：此时北平“灯火管制”，晚间多停电。）

16日“上午茗点后本拟写稿，妻所泡黄豆已生芽可食，须捏去皮，因与小女辈合作之……晚饭后灯下又写得两页，说理虽不敢自谓精当，行文却极流利。”（京注：黄豆乃辅仁大学发给教师者。那时泡发黄豆芽已是全家美餐，所以父亲也停止工作，参加“劳动”。）

19日“早起喉头发干，时时作嗽，仍是伤风之象……茗点后续写讲稿，心仍簌簌作跳，至第廿六页，毕第二讲。近午有士兵借火作饭，亦只有听之。”（京注：“士兵”乃国民党之溃败军队撤入城内者。）

20日“昨夜半醒来作嗽，今早又嗽，加之以筋骨酸楚，伤风之象大显……茗点后续写讲稿，兴致极好，但体力苦不充足耳……下午小睡起来，正写稿而保中人来催出亻夫，言语决裂，几成僵局……心跳大作……晚间殆真病了也。“（京注：我家无一男丁，何“亻夫 ”之有？）

21日“清早尚未起床，警局已有人来催亻夫，当与魏君合雇一人，共洋一百五十元，且声明每间一日出亻夫 一次，又一无可奈何之事。”（京注：出亻夫 乎？勒索钱财乎？）

25日“九时至校授讲习班课……归来有士兵来觅房……磋商许久始去，仍谓如到别处觅不得还须来此……薄暮正写稿，果然又至，妻与之磋商而不得解决，谓将明日来，稿亦不能复下笔矣。”

26日“今日拟休息一日……午饭小憩起来之后，甚无聊赖，遂复续写，得两页……薄暮又有士兵来觅房，遣之不得，强令为腾出一间。”

31日……“今日闻人言解放军入城者益多云。”

2月2日……“今日晚间又有电灯，饭后写毕讲稿，计共得四十八页，字数迹逾两万。草草劳人，苦无佳趣，得此真可以自豪且自慰者矣。”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摘引罗列如上文字，倒不是因为父亲记述写作过程的仅此《韵文普说》一种。父亲大半生未逢太平盛世，虽历经生活磨难，但像撰著《韵文普说》的廿余日里所经历的一切还是平生所未曾有，物价飞涨、病痛折磨权且不说，以一学者而日日处在反动派及其溃军的压制与骚扰之下，时而警局催派出亻夫 ，时而兵士借火做饭，甚而至于强占房舍，两三竿竹庵的生活真是“不堪看”！如若不是黑夜行将退去，东方已现晨曦，父亲在精神上、心理上无论如何承受不了如此这般的恶性“轰炸”；如果没有对教坛事业的执着，对中华文化的忠诚，在此混乱之际，也无论如何写不出两万余字的学术专著。不幸的是这一产生于特殊时刻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却不知散落何处，空留它的撰著过程令后辈学人备感痛心与怅憾。

北平解放以后，父亲任课之余暇，在两三竿竹庵以极高的兴致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英文的、翻译的，这些书是随着北平的解放进入北平的，仅2月23日至4月10日这五十天里，距日记的记录，所读过的书有24种之多。父亲绝非走马观花式的浏览，更不是随手翻阅，他认真地阅读，有的甚至读了两遍；他以探寻的目光汲取新的营养，感到极大兴趣，获取甚多收益。尽管他当时读的那些书在今天有的已过时，有的可能已失去价值，但他那种如饥如渴的阅读，在刚刚“解放”了的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古代文化的老知识分子中可能是较为罕见的，这让我们看到衰疲病弱的老学者步入新时代的步伐竟是如此矫健。

父亲太劳累了，毕竟年过半百，毕竟长年患病，尤其是这一年四五月间他被推举担任行政职务之后，以一书生，既没有工作经验，又缺乏组织领导能力，他只是以对事业的赤诚努力工作着。终于病象日益严重，终于病体不能支撑，九月初父亲住进当时的中和医院，出院后十二月初病势益发凶险再至中和医院抢救，此后病势虽稍缓解却不得不继续治疗休养，中断了几十年来研读著述的书斋生活，日日延医求药，三载之间，书斋遂成病室。直至1952年春间，父亲的病体稍见痊可，为了恢复体力与脑力，他在书斋里首先恢复了临池的日课，由于临写“章草”，而校点评注了元代《邓文原章草真迹》帖，进而撰著了《章草系说》；是年九月间开始了诗词创作，遂有《竹庵新稿》一卷。“竹庵”之名，由是确立。岁末因弟子周汝昌之询而开始撰《说“红”答玉言问》（京注：周汝昌字玉言）。

父亲在两三竿竹庵———竹庵前后四年有半，其间虽大半时间卧病休养，而所留下的各类作品仍甚为可观。

1953年春，父亲应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之请，于六月下旬离开了寓居廿余年的古都，赴津重掌教坛。天津师院校园内的第二宿舍楼下是他的寓所。在这里，他有一间约四十平米高爽明亮、阳光充足、装有暖气、铺设木制地板的书斋。父亲没有为有生以来这最后一间、也是条件最好的一间书斋定名。只在刚刚迁入的时候，为了学校办事人员与来访者的方便，在书房的门框上贴了一张名片大的卡片，上面毛笔书写了“顾随书房”四个字。那时他是以为给书斋定名是旧文人的旧习应该改掉呢，还是以为××斋、××庵的名号在新时代的大学校园里不相协调呢……总之是没有了斋名。他在这里一如既往地研读、备讲、创作、著述。1960年9月6日下午四时，父亲在设在书斋里的病榻上安然离去，结束了他64年的生命历程，书斋是他最后的归所。

父亲过世之后，母亲把自己的睡床移进父亲的书斋。父亲生前，母亲从不到父亲的书房来打扰他的工作，如今，父亲走了，母亲日日生活在父亲的书斋里，守护着属于父亲的那一片天地，直到1966年的狂飙突起。

注释：

①③《怀念顾羡季先生》，《顾随说禅·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④《负喧琐话·顾羡季》。

责任编辑 杨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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