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彦祥与洪深
小戏迷初中辍学考复旦
1923年秋，在北京二中读初中三年级的父亲(马彦祥)，已经迷上京剧，晚问经常独自外出看戏，时任北大教授的爷爷(马衡)屡禁不止，便下令把大门锁上，结果父亲仍是痴心不灭，竟翻墙而去。后来索性彻底摆脱爷爷对他的管束，留书一封，中断学业离家出走；找到他的戏迷朋友张豂子，在张的介绍下开始为《维那斯》杂志做校对，后又为上海《时报》撰写“北京通讯”，在琉璃厂一带租了一问公寓，晚上仍经常去地处不远的大栅栏戏院看戏，过起了自己的“逍遥日子”。爷爷对他也无计可施，毫无办法。
当时奶奶并没有住在北京，她由于不习惯北方生活和气候而常住上海。1925年旧历新年前夕，奶奶回京后发现父亲已离家出走一年不归，大为震怒，先把爷爷痛斥一顿：“你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还有什么用。”遂“下令”爷爷把父亲找回来。爷爷一向对奶奶温良恭俭让，只好请同道好友徐森玉先生，带了四叔文冲和_三姑马晶到琉璃厂把父亲找回来。奶奶见了父亲二话不说先痛打一顿，然后命他去给爷爷赔罪。按照奶奶定下的家规，父亲是要下跪的，而倔强的父亲在爷爷面前立而不跪，只叫了一声“爹爹”，再也不语，把爷爷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嘴唇发抖。后来父亲还被奶奶关了禁闭。鉴于这种状况，奶奶告诉爷爷：“既然你管不了‘履儿’，我把他带走。”父亲便随奶奶到了上海，在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情况下，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
后来父亲一直以此为资本，在子女面前自我炫耀：我没读过高中就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在父亲的《年表》中，堂而皇之地写着北京大同中学毕业，大同中学乃今日之北京第二十四中学，也是我的母校，而我从不曾听说当年大同中学有过一位叫马彦祥的戏剧家校友，后来才知道，父亲报考大学用的高中毕业证书，是他托张豂子弄到的大同中学开出的假高中毕业证书：父亲曾告诉我：“你爷爷对我痴迷京戏非常反对，他曾问我，‘戏’能养活你一辈子吗?”接下来父亲又不无得意地说： “想不到你爸爸真的吃了一辈子戏，还当了‘戏官儿’。”
父亲在复旦剧社的演剧活动
父亲在复旦除学习中国文学系的必修课程外，着重选修了外国文学系洪深、梁实秋教授的有关戏剧课程，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戏剧理论基础，也由此开始走上话剧艺术的舞台。
1926年夏，洪深教授为了让学生有实习的机会，创议成立演剧组织“复旦剧社”，父亲积极参加剧社的活动，成了该社的中坚分子，他参加演出了熊佛西创作的独幕话剧《青春的悲哀》和田汉作的《咖啡店之夜》等。通过演出实践，学习了有关编剧、导演、表演以及剧团管理各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剧团早期活动由于学校没有女生，故女角色只好由男生扮演，父亲就是从男扮女装开始走上戏剧舞台的。洪深对男扮女装深恶痛绝，因此，他多次拒绝参加剧团活动，学生们为此给他起了别号“老夫子”，这个尊称竟伴随了洪深一生。1928年春，复旦大学招收了女生，洪深先生也在教务繁忙中来剧社担任导演，使剧社更为活跃起来。他第一次为剧社导演的是喜剧《女店主》，父亲参加了该剧演出，由于演出成功，决定在校内体育馆(原址在今500号大楼与物理系之间，淞沪抗战时毁于日军炮火)正式对外公演，门票每张2角，这是复旦剧社首次对外公演。继《女店主》之后，剧社又排演朱端钧译的《寄生草》一剧，洪深先生再次担任导演，由于受到社会好评，又到杭州公演，场场满座。
父亲晚年回忆，复旦剧社是由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洪深直接领导，于1926年下半年成立的一个学生话剧团体：当时洪深在外文系是专门教授戏剧课程的。听他课的学生相当多，父亲也是其中之一。1927年那一学期，洪深开了一门课叫“戏剧技巧”，是专讲编剧技巧的。他非常强调戏剧的演出效果，主张学习技巧必须要通过演出实践。他在班上提议要在课余成立一个演剧的实习组织，凡愿意学习编剧技巧的同学都可以自由参加。他还把这个组织定了一个英文名称，叫作“AIWORKSHOP”，意思是“舡厂”(A堤教室的号数)。开始时参加的同学并不很多(因为听课的人不一定都是愿意从事编剧的)，父亲记得起来的有朱端钧(现在上海戏剧学院)、杨善鸣(现名杨畹农，在上海戏曲学校)、唐远藩、陆庆森(现在上海黄浦区人民银行)、蒋汝堂、吴树德和父亲等十几人。报名参加的人中没有女同学，演出实习发生了困难。因此1926年冬举行第一次实习时，洪深就选了他自己创作的《赵阎王》一剧，因为这个戏里没有一个女角色。实习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由洪深指派角色及舞台工作人员。那一次排练是由洪深白任主角赵阎王，杨善鸣演营长，唐远藩和父亲分别担任两个士兵，全剧就四个角色。洪深结合排演，给他们讲解戏剧技巧的运用。这样的学习方法，大家都很感兴趣。戏排成熟以后，洪深说要对外公演，而且要到上海市内的剧场去演出。这样，“A132厂”的名称就不适用了，于是才用了“复旦剧社”的名称。
“复旦剧社”在上海正式公演，开创了上海学生剧团的先例。但它和一般学校剧团不同，一般学校剧团都是由学生自己组织的，复旦剧社，如上所述，它是一个与教学相结合的带有实习和实验性质的组织，所以它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学生组织，它既无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无社长等名义，每次实习演出，从选择剧本，分配角色及舞台工作人员，以至排练等都是在洪深亲自指挥下进行工作的。经济方面，一切布景制作，演出开支等，都是由洪深个人负担，每演一次戏，他总要贴不少钱。
1928年11月，父亲在复旦剧社参加演出由焦菊隐改编、洪深导演的《女店主》。1929年1月，参加洪深以“剧艺社”名义排演的《赵阎王》一剧的演出。该剧演出于上海新中央大戏院，深得观众理解和好评。4月，在洪深率领下，复旦剧社一行25人去杭州公演三天。演出剧目有《寄生草》、《同胞姊妹》和《女店主》。演出极受欢迎，浙江大学曾宣布：“学生往观复旦剧社之爱美剧者，不以缺课论。”
洪深对父亲演剧活动的指导
父亲曾深情地回顾先师的教诲：“洪深先生在戏剧方面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他能编、能导、能演，还能舞台管理。在戏剧实践活动中，他无所不能，是位多面手。……洪先生虽然在许多大学任过教，他却从来没有开过专门教授表演和导演的课程。他认为要研究表演、导演艺术，只空谈理论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结合舞台实践进行实地的学习。”
洪深先生为复旦剧社导演的第一个剧目是意大利哥尔多尼所作、焦菊隐翻译的《女店主》。在此之前，父亲在复旦新剧社时期已演过好几次戏，并多次扮演主要女角色，自以为是有些舞台经验的演员，这次洪先生却派他一个不
很重要的角色——茶房范升。这个角色在剧中出场次数不少，但大多是过场戏，没有一场是让演员“过瘾”的戏，父亲心里有些不自在。有一天，排演刚结束，洪先生突然找父亲谈话，他问：“MR，马，你对范升这个角色感兴趣吗?”父亲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只得言不由衷地回答：“很感兴趣。”洪深笑了笑：“我看不见得。”听了这句话，父亲立刻想到排演前他曾讲到“在排演场上，我是导演，你们是演员，演员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父亲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说：“洪先生是不是说我排戏还不够认真?”洪深摇摇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排戏很认真，台词也背得很熟，但是你的表演却毫无进步，你至今还没有钻进角色中去。”接着他就给父亲上了一节表演课。洪深说：“你要知道，演员不是搬场汽车，不仅仅是把剧本中所规定的对话和动作照搬到舞台上就算尽了责任，演员是要创造的。演员的创造就是要把剧作者没有写在剧本里的东西挖出来，丰富它，发挥它，要有你自己创作的东西。”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演戏好比挤柠檬汁，你一定要把最后一滴都挤出来，这样，你的人物才能显得饱满。”
洪先生还十分重视舞台上的整体表演。他最反对有些演员在舞台上只知照顾自己，不知道帮助同台的其它演员。轮到他自己时，他就行动，就表演，一到别人有戏时，他就休息了。他不断地在台上跳进跳出。这样的演员，他的表演就不可能是连贯的，而全体演员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了。遇到这种情况，他总爱说一句话：“Art of doing nothing”，就是说“不做什么的艺术”，或是“没有表演的艺术”。意思是一个演员只要一上了台，尽管没有动作，没有对话，也应该入戏，不能像旧京戏中跑龙套的演员那样，身在舞台上，心里却想着后台。
当年文艺周内的人都知道父亲是洪深先生的得意弟子，而洪深先生对其门生管教起来更是严格。
1930年，父亲从广州回北平，路过上海，那时他已经离复旦一年多了，由于对老师的思念，特地到母校去看望洪深。当时他的恩师正在给复旦剧社的同学导演法国新浪漫主义作家罗斯当的话剧《西哈诺》，演员大多是没有登过台的新手。洪深自己不但担任导演，而且兼任主角西哈诺。这是一出古典剧，全剧五幕，需五堂布景，上场演员多达六七十人。从布景、服装以至化妆头套的设计，都全部由其一人负责，工作实在是繁重。洪深见父亲去了，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既要担任导演，又要兼任主角，还要负责全部舞台工作，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并马上决定西哈诺这个角色让给父亲来演。父亲本打算只做过门客，故极不情愿而推辞再三，当然是推辞不掉的，只得勉强答应试试看。这是父亲第一次演外国古典剧。
排到第三幕时，有一场戏，西哈诺需要跑着步上场，到了场上，要一边脱帽，一边行礼。洪先生做了个示范动作给父亲看，父亲随着照样排了几遍，洪先生认为父亲的动作不够潇洒利落，当时就对在场的副导演朱端钧说：“你替我看着他再排20遍。”说完，自己到一边坐着读剧本去了。父亲这回可吃了大苦头，他服从导演一遍一遍地跑着，跑到大概是第10遍时，实在跑得很累了，而且，这样机械地做着模仿动作，显而易见是越做越不像样。父亲已是气喘嘘嘘，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洪先生，我已经排了10遍了，是不是请你来看看，好不好?”洪先生慢条斯理地回过头来说：“好，那么你再走两遍吧!”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再排两遍。当时，在旁边看排戏的几十位演职员也都看得纳闷，不知是怎么回事。等父亲排到第十二遍时，洪先生才走过来，并不要求父亲做给他看，却说：“今天就排到这里，明天再接着排。”等大家都散了，父亲苦笑着对洪先生说：“今天你把我整苦了!”洪先生也回以一笑，说：“对不起，这叫杀鸡儆猴。”接着又说：“你不知道，现在这批演员，大都没有演戏经验，不知道排戏要这么认真，演员应该服从导演。你是复旦剧社老社员、老演员，今天我拿你开刀，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作为一个演员就该这样无条件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父亲就这样充当了一次恩师的教具，被洪先生有意拿来开刀做示范。
6月10日，《西哈诺》在复旦大学正式公演，父亲饰演主角西哈诺，演出大获成功。后迁至新中央大戏院演出时，父亲突病，洪深只得亲自出演，却不慎脚摔伤，但仍坚持演到终场。鲁迅先生也前往观看了此剧演出。
父亲与洪深的忘年交
父亲离开复旦大学开始了独立生活，家庭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他没有固定的职业，靠为报社杂志撰稿谋生。在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洪深与父亲合作翻译了德国雷马克的著名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由平等书店出版。(注：平等书店系洪深个人出资印刷，出版此书时所挂书店名，实际上并无此书店。)
长篇小说《西线元战事》一炮打响，此书畅销并七次再版，不仅提高了父亲在文学界的知名度，经济方面的困难也得以缓解。为了帮助自己的得意门生摆脱困境，洪深先生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售书所得利润让给了父亲。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与洪深立即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1937年7月，父亲参加全国剧作者协会会议，适逢“七七”芦沟桥事变，师生二人当即参加了该会发起的大型抗战话剧《保卫芦沟桥》一剧的集体创作。该剧于8月7日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8月下旬，父亲与洪深合作导演田汉创作的大型话剧《芦沟桥》，由南京新闻界联合四大戏院举行公演。
中国剧作者协会及戏剧联谊会发起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开展救亡宣传活动，组成十三个救亡演剧队。父亲被编为第一队任队长，洪深被编为第二队任队长；这是他们师生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戏剧活动的开始。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父亲和洪深又同时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三厅的工作。1943年任中央青年剧社编导委员。
1941年春节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数千名奋勇抗日的新四军将士惨遭杀害。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进步文化人的处境变得险恶起来，当时贫病交加的洪深顿感“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于是，洪深举家服毒，以死来抗议黑暗与暴虐。幸好被郭沫若发现，经抢救洪深才免一死。爱国诗人柳亚子在香港闻讯后，愤然命笔，吟诗一首：
一切都成无办法，岂无办法奈群嚣。
梁亡真切剥肤痛，齐王终悭反手劳。
大义自难衡岱岳，苛求奚忍责鸿毛。
史鱼尸谏应同感，直笔阳秋定见褒。
在洪深遇救后，周恩来多次托人捎信，请洪深保重身体，要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活得更顽强。国内不少地区的文化界人士纷纷致电慰问洪深，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还决定赠洪深一千
元医药费。
父亲于1942年，辞去了“中制”编导委员会职务，应余上沅之邀，去江安国立剧专任教，实为陪伴他的老师洪深。那段日子，父亲闲时经常到洪家去和洪深聊天，洪深向父亲道出了自己的苦衷：“1919年，我家中出了大变故，父亲因涉嫌宋教仁暗杀案而被处以极刑。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一辈子决不做官；第二，我决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了基础的。有的人以为我的转业是由于看破红尘，受了‘人生一戏场耳’这句话的影响，是一种消极的表现，这是他们对我的不理解：”
1942年底，张治中(时任“三青团”书记长)请父亲接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职务。父亲以身体尚未康复及“剧专”聘约未满为由婉辞，不久，张治中又派鲁觉吾到江安邀请，父亲找洪深先生商量，在其建议下，决定去重庆找夏衍(时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商议对策。后来夏衍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要父亲接受张治中的邀请，说：“这个阵地很重要，你去比别人去好。我们会支持你的，即使无法开展工作，占着茅坑不拉屎也是好的。”1943年3月，父亲遵照党的指示走马上任，并立即聘任洪深、焦菊隐、吴祖光等为“中青”编导委员，他们一起工作至抗战胜利。
在面临国破家亡之际，洪深应周恩来之请，做了三厅六处一科的上校科长的“官”，这是洪深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志，但那是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形势之下啊。1938年11月，日寇侵略我腹地，蒋介石密令火焚长沙城，以阻敌路。顿时，长沙成了一片火海焦土。周恩来同志指定洪深担任“善后委员会”的总指挥。洪深以他非凡的组织才能，连续工作七十二个小时，掩埋死尸，抚慰灾民，安置伤员，恢复交通，发放救济，安定人心；同时也在突发事件和危机中，展示了他临危不乱，处置果断的大智大勇。他的出色工作是那么廉洁、有效，受到周恩来的表扬，也曾让郭沫若、田汉们自愧不如。虽然他曾在长沙撤退时充分显示了他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组织能力，然而他那“黑旋风”和“老夫子”(文艺界朋友背地对他的昵称)的双重个性，极不适应官场。
解放后，周恩来鉴于洪深学识渊博，对中外文学艺术有高度素养，而且善于辞令，口才出众，更赏识他卓越非凡的组织能力，特任命他出任政务院对外联络局局长。洪深又一次违背心愿，二话没说，一心扑进了他并不擅长而又繁杂的外事工作。他难以忘情自己喜爱的文学戏剧，却已身不由己，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时时注意不能出差错。繁忙于“诚惶诚恐”之中，洪深的健笔沉滞了。
洪深在外事工作中，苦恼多于欢乐。他是位心胸坦荡的艺术家，不善经营人事关系；他从事了一辈子的心爱的戏剧事业也常常在他心底向他召唤。
一次父亲去看望洪深，他的老师向他倾诉了自己心中的苦恼，交谈中不禁潸然泪下。父亲推心置腹地劝他说：“你还是回来搞戏剧吧，回来搞你的老本行!”而洪深却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这是周总理交给我的工作。我无论如何要干下去!”听了老师的话，父亲不由联想到自己在西柏坡受总理之托而定终身的一幕，以及建国后自己在“戏改”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无言以对。
1955年2月，洪深率团到东欧四国访问时，医生发现其有癌症嫌疑。回国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洪深是现代少有的几位精通戏曲、最早从事戏曲改革的戏剧家之一，早年也曾登台客串过京剧。就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逢文艺界筹备周信芳和梅兰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周、梅二位京剧艺术大师和洪深都互相抱有仰慕之情，有着长久的友谊。他们又都是同庚，都属马。病中的洪深提出希望安排一场“三马同台”，要求和周信芳、梅兰芳同台演一场京剧《审头刺汤》。领导和朋友们都不忍拂他的愿望。4月11日下午2时，文化部、文联、剧协联合在天桥大剧场主办梅兰芳和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会。晚7时，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宴请梅、周二位先生，宴会后特别安排了梅兰芳、周信芳和洪深合演了京剧《审头刺汤》。洪先生在剧中扮演了汤勤。这场京剧舞台上绝无仅有的“三马同台”的友谊演出大获成功!在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杰出的戏剧家面对死亡的绝唱……
洪深病危期间，向妻子常青真留下最后的遗愿：“我一定要和病魔斗争到底，我还要申请入党。我要给总理写信，要求党考察我的一生。”父亲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时，他已经不能说话，靠着氧气维持呼吸，但神志尚清醒，见到父亲后还双手抱拳，对父亲示意。父亲不敢在老师面前显出悲情，更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自己的师友，只是上前握住洪深的双手默默无语。回家后终于把半天强忍的泪水洒下。这次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父亲惟一的一次流泪。父亲知道他的老师是在等待党给他一个终生的政治结论。
1955年8月29日，正在开会的周恩来闻讯赶到医院，他紧紧握住洪深的手。洪深深情地久久地望着周恩来：周恩来忍着悲痛安慰他，要他好好养病。临别时对他讲，请他安心，他的妻子和孩子，党一定会照顾好的。周总理走后，洪深随即就自己拔掉氧气管，扔在一边……他安祥地闭上了眼睛。
为还先师遗愿费尽心力
父亲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为自己的恩师办两件大事。一是他认为洪深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理应成为中共党员。为还先师遗愿，1985年初，他联名洪深生前共事的朋友，为已经仙逝三十年的洪深，要求中共中央追认其为中共党员；二是借洪深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举办一次洪深纪念会。这件非官方行为的事宜，都要父亲自己亲自去操办，要想依靠个人能量办成谈何容易，大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意，最终是费尽心力而不得圆满。自1985年年初开始筹划这两件棘手的事，到1986年5月患前列腺癌走上手术台，仅仅一年时间，父亲的身体就被彻底拖垮。父亲内心的伤痛，在给友人赵清阁的两封信中尽情坦露：
清阁：
住了个把月医院，除夕前还是回家来过节。先后两信都“捧”读了(因睡在床上，确是捧读的)，你的办事精神深为感佩。致邓大姐的信写的极有分寸，无需修改便可送出。只是最后加了我们几人的署名。已向中国戏剧家协会建议，将由剧协党组织另写正式报告送中央组织部并报中央审批……感谢你的多病之身，一到上海便为此事奔走。现在如已恢复健康，还得麻烦你几件事：(一)请打听一下上海电影方面是否还有洪老的朋友?孙瑜是否健康，现在何处?(二)戏剧方面想想还有哪些人需要通知的?(不通知人家要见怪的，如周伯勋等。)(三)请你尽快开张必须邀请出席纪念会
的名单来。(四)请你在学术座谈会上发言(即作准备)，并请便中转告于伶、凌鹤(即石凌鹤——编者注)、铭彝(即赵铭彝——编者注)诸兄准备发言，时间约至四月下旬。
病中乞恕潦草，我的病还需疗养。祝
快乐!
彦祥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清阁：
十一日来信收到，因心情不佳，迄未奉复，实在抱歉。老夫子的追认入党问题，虽有邓大姐大力支持，但中组部认为事隔多年，实在有困难，终于未能如愿；遗憾之至!
纪念会办得也很不顺心。原定在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剧代会”二十五日闭幕)，在政协三楼礼堂举行，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不意李伯钊(著名戏剧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为杨尚昆夫人——编者注)去世，遗体告别亦安排在二十四日下午，于是一切计划全部推翻。因日期一改变，地点也不得不改变(地点是半月前定的)。“剧代会”二十五日一闭幕，代表们规定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天内离京。这一下把我们原来的设想都打乱了。最后经过多方考虑、协商，决定地点不变(有个规格问题)，日期改在二十七日下午，少数代表多留几天。不料二十六日忽然又发生新问题，说是中央书记处要用礼堂，纪念会地点不得不再一次改变。最后只得改在楼下大会议室举行。就这些事折腾得我几宿没有睡好觉。二十七、二十八两天座谈会也不得不改在艺术研究室(我的单位)举行。座谈会开得还好，但遗憾的是一部分电影方面的老朋友，因参加“影代会”，没有能出席。
洪师母参加了几个会，看样子她是不会很高兴的。所以她也一直没有给我来信。
纪念会和座谈会的发言我正在整理，准备由政协文史资料编一特辑出版，已约定六月底交稿。你的稿也决定作为你的书面发言编入“特辑”，你不要另找地方发表了。这本集子里没有你的发言也说不过去。不过我想，以你和老夫子的交情而言，你只写了不足两千字，似乎太少了，我想你是否可以把你在《行云散记》中那一篇的内容补充些进去?否则会给人以敷衍塞责的感觉，你以为如何?叨在知交，请恕直率。原稿我一并寄上，务请于六月半前寄回，以备六月底发稿。希勿讨价还价，一言为定了，你一定要支持我。
翰老(即阳翰笙——编者注)已恢复，但还住院。下月“文代会”预料问题会不少。对他是一次考验。依我说他也该退了。现在的事情真难办，倒是中青年有办法，你以为如何?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你的稿子里有一节写老夫子举家自杀的事情，这件事是否不提他?因为究竟为了什么，讲不清楚，今天的读者看来，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不提为好。你看呢?祝你健康，大家长寿!
彦祥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纪念会发言特辑”终未成书，而政协“文史资料”只发表了父亲的《话剧运动的先行官——洪深》一文，这也是让父亲无法向友人交待的事情：父亲以七十八岁之病躯为自己的老师费尽心力，虽不尽人意，但已无愧于恩师在天之灵，两年后父亲带着遗憾走了，他是追寻他的恩师洪深先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