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拉登堂弟

计划内”和“计划外”。前者的价钱只有后者1/6、甚至1/10，但要凭批文自己去位于阿尔及尔市郊的水泥厂大门口提货，后者则要到黑市上去买，甚至靠进口。

阿尔及利亚刚刚经历了反恐内战，街上不时有军警和装甲车，我们的工地有武装宪兵保护。战后的阿尔及利亚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期，同时动工的大型项目实在太多，“计划内”水泥一时间处于“有计划、无水泥”的尴尬阶段，我们的工地也不例外。尽管住房部的水泥批文印章齐全，并且是每天都可按定量领取的循环批文，但去水泥厂十次会有六七次扑空。不是不卖，是真的没货。就是在这种尴尬中，“阿尔及尔·拉登”与我在水泥厂提货处门口撞上。

这位“拉登”自称是奥萨马·本·拉登的兄弟。熟悉他的人说，他俩其实不过是堂兄弟，而且阿拉伯人家族规模大得出奇，可以称作兄弟的亲戚，怕是没有几千也有几百。不过，他说自己有一段时间常和本·拉登见面。这或许不假，他保存着和拉登的合影。合影里的拉登很年轻，虽也有大胡子，额头上却几乎没有皱纹。

说“撞”，是因为他那天本来是去水泥厂办别的事，因为瞥见我们那张循环批文才有兴趣过来搭讪的。顺便说一下，那家水泥厂差不多是阿尔及利亚唯一一家大型水泥厂，在中国平淡无奇的夕阳产业，在彼时的阿尔及利亚，却是不折不扣的“战略企业”，地位相当高。

他提了一个对我们颇有吸引力的合作建议：我们把循环批文转让给他，他负责按天如数供应我们水泥，而且每吨额外再给回扣。对这样的交易条件，我们公司的总代表将信将疑，但“计划外”水泥又实在用不起，只能先试试看了。为保险起见，批文仍旧放在我们这里，但拉登需要时打一个电话必须随叫随到，至于回扣，则被我方照“计划内”价格又折成了水泥。

由于语言的优势，这个随叫随到的差事大多由我担任。那时我还不会开车，拉登等得不耐烦了，就会开着他那辆特别改装过的“高尔夫”跑过来接我，一来二去很快就混熟了。

这位拉登自吹是做大买卖的。这点看来并不假，他曾带我驱车开过阿尔及尔海滨大街上空神秘的高架桥，这些俗称“将军桥”的高架桥一头连着码头，另一头通向某些军事禁区，据说是方便军方高层走私用的特殊通道，闲人免入，外国人更免谈。他和我其实都是外国人，却能开着私家车在这样的通道上一路畅通无阻。那里是欣赏阿尔及尔海景最理想的角度。

我曾讥笑他“连水泥的小便宜都想占还自称大老板”。他正色道，本·拉登家族就是因为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碰上的小机会，才能发大财的，“何况你们这笔生意也并不算很小”。他还反问：“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跟泰山有关的谚语，是说这个道理的。我听了记不住，你难道也记不住么？”他自称在迪拜听某个中国人对他说的，大约是“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吧？

我们这笔生意为何不算小？照他的说法，他有办法从“将军通道”搞到数量充足、价钱只比“计划价”高一点点的“计划外水泥”。但按照他和军方的君子协定，这些水泥他们是不能直接拿出去卖的，“否则就会倒霉”，于是他宁可倒贴一点，把这些“问题水泥”和我们的批文交换，接下来他就能堂而皇之地把“批文水泥”拿去市场上卖高价了。对他而言，批文上每天的限额不过是一根橡皮筋，除了总数和单价，其它一切都是有弹性的。照他的说法，中国公司当时拿下许多阿尔及利亚部委的大型工程，手中捏着的循环批文最多，最需要水泥，却又最没把握按时拿到。他从我们这些中国人手里赚到不少，当然“主要是救了你们的急”。

不管主观如何，这位拉登客观上的确救了我们两个大工地的急，整个工程期间每天定量的水泥从没断档过，这在当地简直是一个奇迹。

大多数拉登是反恐的

混得很熟以后，拉登常和我聊法国老歌、老电影，甚至他的艳遇（他的妻子是法国人）。这和我脑海中的本·拉登标准像着实相差得太远。此外，相处一年多，我从没见他穿过阿拉伯长袍，要么西装革履，要么一身休闲装。

他告诉我：“你以后如果有机会看到更多‘拉登’就会发现，大多数‘拉登’都是像我这样的世俗派——喝酒、听音乐，有的还娶西方女人，有些人一辈子没回过吉达（拉登家族的故乡）”。

至于长袍，他却表示，其实是很爱穿的，理由是不热、透气且可以防晒，很适合当地天气。在家他几乎都穿长袍，出门不穿是因为每天都要和政府机关（尤其将军们）打交道，怕招惹嫌疑。毕竟，当时的安全形势紧张，反恐十分坚决的阿尔及利亚军方对长袍有些不感冒。

2012年冬天，阿尔及尔下了一场大雪。这在当地是难得一遇的景象，我们正在住处门口踩雪玩，他突然开着“高尔夫”飞驰而来，一把将我拖上车：“这里有什么好看，阿特拉斯山和撒哈拉沙漠的雪景才壮观呢。”

的确，阿特拉斯山的雪景十分迷人，撒哈拉沙漠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景象更令我叹为观止。我们一来一回，足足用了一整天时间，这是我和他单独相处最长的一次。在途中，他谈到当初如何与阿尔及利亚结缘。

“我父亲当年常带我来阿特拉斯山的高干温泉度假村度假，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这里。”他还指指点点，告诉我某个铁轨延伸的远方，就是那座被他形容得天堂一般的温泉度假村。

然而，彼时那里在我眼中，却不过是一片残垣断壁。对此他长叹道，内战一爆发，度假村就荒废了，“都是恐怖主义惹的祸”。

归途路过一座大型军营，他说是阿尔及利亚最精锐的第一师驻地，离大门很近的那座独立的屋子是师部。本来师部不应该放大门口的，因恐怖武装气焰太嚣张，师长一怒之下就把师部搬到最前沿，表示决一死战，“其实这位师长以前没那么勇敢，都是给逼到这样的”。

“反恐？你们拉登家也希望反恐么？”我半开玩笑道。

“你听着，没有哪个做买卖的喜欢恐怖主义，奥萨马是个疯子，”他却一点不觉得这个玩笑很好笑：“其实我们兄弟大多都是赞同反恐的。”

这种反恐论调此后他又念叨过多次。斋月中某一天，刚刚经历过一整天水米不进和数小时马拉松谈判的我情绪有些不高，傍晚见到他，又听他这般絮叨，就忍不住抢白：“反恐？你怎么反，倒腾水泥反恐么？”

他默不作声，午夜时分又开车过来，他知道我习惯夜间工作：“跟我喝酒去。”

在公开场合，阿尔及利亚是禁酒的，除了个别隐蔽得很深的酒类专卖店和少数涉外餐馆，大多数超市、商店和普通餐馆是没有酒卖的，但酒吧一条街例外。那里不但有酒，而且入夜后很多酒吧都把生意做到露天，还有乐队和歌手助兴。

拉登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他又喝又跳，无所禁忌。喝到半酣，他才道：“奥萨马就是看不惯这样的生活，巴不得我们都过跟他一样的日子。我偏要喝酒、跳舞、听流行乐、看电影、下棋。这等于告诉他‘我不怕你’，这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最好的反恐办法——你记住，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反恐办法，就是照常过我们想过的生活”。

我很欣赏他这番话，并且一直铭记至今。

交往久了，他也坦言，在庞大的拉登家族里，自己只是个小兄弟，做的不过是小买卖。他还预言，我今后在别的非洲国家也会遇到其他本·拉登家族的兄弟。后来，在贝宁、多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我果然都遇到了本·拉登家族投资的企业，有些还有过合作。

不久，我因故提前中断合同回国，他闻讯后赶来送别，送我5盒袖珍版阿拉伯文《古兰经》，还有一套非常精美的女性饰物，说是送我太太的。

直到2007年移民加拿大之前，我和他都保持着联系。大约2004年的样子他突然被当成走私犯抓了起来，但没过几天又没事人般被放了，照样做他的“大买卖”（以及倒腾水泥这类不算太大的买卖）。回国开会时听熟悉他的朋友说，他被抓是因为和他关系非同寻常的某个阿尔及利亚将军倒台了。他那么快被放出来而且毫发无损，究竟是何原因，就着实不得而知了。

（李丽荐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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