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一场“品质革命”
被公认为能够“直通中南海”的财经专家并不多，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世锦便是其中之一。
早年，刘世锦一直聚焦于宏观研究，在2010年前便预测中国经济在2013年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而这一判断如今已然成为现实。
当《支点》记者就“供给侧改革”这一高频词汇与刘世锦展开讨论时，他却极度强调“微观”：国有资本应从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退出，由此涉及到的国有企业员工安置问题，应通过划拨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同时，应倡导放开电信、石油等行业准入门槛，以加速折旧实行“变相减税”。
“宏观还是微观并非出于个人偏好，而是源于问题导向。供给侧改革不排除采取供给学派强调的减税等宏观政策，但重点还是在执行层面。”刘世锦说。
对于供给侧改革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刘世锦也持乐观态度：“任何改革本身都是个试错过程，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容忍性，来面对正常的失误。”
供需错配导致增速下行
《支点》：经济学界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一直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有人认为是内部体制因素。您对此持何观点？
刘世锦：周期性、外部性、体制性这些因素，30多年来普遍存在，但近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经济规律使然。
2010年开始，我们团队就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二战后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工业化进程后，都跌入不同程度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社会行列。
这13个经济体都曾经历20多年高速增长，但当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速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甚至更大。
这一现象，可以用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刘易斯拐点等予以解释。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人们需求偏好的变化，使一些重要工业产品需求峰值相继出现，而当峰值回落时，供需关系便面临一个长期调整的过程。
于是，当时我们对中国做了几种不同测算，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拐点在2013年-2015年将会到来。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
《支点》：您提到的韩国等经济体都是“小块头”，其发展规律真的适合中国吗？
刘世锦：这13个经济体自身虽小，但基本都实行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与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能分享类似中国具备的市场优势。
而且，以这种供需关系分析中国也同样适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内大部分社会需求已遭遇历史需求峰值：以往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需求峰值，出口也因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
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与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行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并引发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而这一供需错配的结果，就是中国式结构性通缩与经济下行。
方案，即国家实施地方等比例减产，同时允许减产配额交易。具体来说，是国家出面做一个减产能的总量配额方案，提出总减产目标，在现有的产能数据下按地区、等比例划分，下达减产指标。但为体现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允许各个企业对指标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购买其他地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配额。从总量上来看，产能是可以减下来的。这样一来，好的企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减产能较多的地区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与此同时，我建议为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来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也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兼并重组。
不得不承认，大量涉及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后，执行过程中难免有偏差。但任何改革本身都是个试错过程，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容忍性来面对正常的失误——既要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也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支点杂志2016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