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的胎音

牛放，本名贾志刚，男，汉族。1963年5月出生于四川平武县，籍贯四川仁寿。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文章散见于国内各级报刊，入选多种选本，或获奖。已出版诗集、散文集多部。在川西北若尔盖草原、马尔康高原工作生活二十多年，曾任《草地》杂志主编。现系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四川文学》杂志副主编，《中国西部》杂志副主编，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唐朝•白居易

引 子

在中国汉文化的记忆中，搅得中原帝国不得安宁的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等北方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的森林和草原孕育、成长后，才登上中国政治历史舞台的。呼伦贝尔是孕育北方民族的襁褓，是滋生铁血英雄的摇篮。

这些北方民族的族名伴随着他们民族成长的英雄业绩，在中国政治历史中和汉族文化记忆中大名鼎鼎。

无需讳言，即使时光走到今天，在正史、野史、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这些北方民族的野性、剽悍、血腥、勇猛的创业史，不仅是我们的汉族祖先，即使是后世子孙，至今还惊魂未定。

然而，当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是兄弟一家、同生同存、共荣共辱、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放弃传统历史观和偏颇狭隘的民族文化情绪。以尊重人性，尊重文化的人类意义上的价值观来认识族群文化，认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混血。

特别需要申明的是：使用人类意义上的价值观来认识族群文化绝不是丧失民族气节。这跟汉奸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汉文化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创建的龙文化，其图腾标志，从根本上说还是对原始异族文化的尊重与包容，最终走向大同，形成后来的中华文化。

事实上，中国造成民族文化认同巨大差异的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

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以帐篷游牧，又以部落方式联系在一起，逐水草而居，在马背上过日子。他们的世界是运动着的，所以他们的劳动、民俗和世界观等等一切都与这个运动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

而生活在中原地区和南中国地区的农耕民族，则以户为家，以相对集中的村寨方式躬耕于田园。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都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片森林里劳动、生活。他们的生存方式是安定不动而呈静态的，因而其劳动、民俗和世界观等等一切都与这个安定不动而呈静态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

试想，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一旦遭遇，势必会发生剧烈冲突。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就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磨合、交融走到了今天。而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正是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无论是匈奴、东胡、鲜卑，还是契丹、蒙古，他们都是在呼伦贝尔这个摇篮里成长壮大起来后，才走上中国政治历史舞台，去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的鸿篇巨制。

一

呼伦贝尔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呼伦贝尔是滋生英雄的摇篮，是孕育北方民族的襁褓。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休养生息，逐渐壮大，最终成为称霸天下的英雄民族。

呼伦贝尔现在的行政区划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因境内的呼伦湖和贝尔湖而得名。它的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和江苏两省面积之和。大兴安岭，史称大鲜卑山，由东北向西南纵贯呼伦贝尔东部草原，全长1200多公里，有一大半山脉在呼伦贝尔境内。呼伦贝尔草原由3000条河流和500个湖泊和沼泽漫布其间，因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水量最丰沛的草原。如此众多的水系涵养着，可以想见其水草丰茂程度，对于游牧而言，富庶便成了理所应当。

虽然如此，呼伦贝尔现在的行政区划却并不是历史现实中的呼伦贝尔。历史上的呼伦贝尔是广义的，是以呼伦湖和贝尔湖为中心，东起嫩江流域，西至贝加尔湖地区，南达兴安盟，北到外兴安岭以南的广阔的山岭与草原。如此辽阔的草原，想起来都令人震撼。

历史上的匈奴、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突厥、女真都是在这片草原上迁徙与游牧、交往与战争、分裂与统一、衰亡与兴盛的。他们创造出了具有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特质的民族、历史、宗教、风俗等草原个性的游牧文化。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

对于呼伦贝尔人而言，因为心中没有地域疆界，所以脚下的草原辽阔无垠。也只有置身于这样广阔的草原之中，胸襟才会开阔，境界才会高远，雄心才会博大。只有置身于这样广阔的草原之中，你才能感受到风是自由的，云是自由的，牛羊是自由的，自己是自由的。

这样的天地怎么可能滋生懦弱？这是一个孕育英雄的牧场，马蹄跟喝醉了的风一样充满雄性。

二

周朝把东方的少数民族称作夷，北方的叫作狄，或者胡或戎。东胡主要生活在大兴安岭（大鲜卑山）中，所以又被称为“山戎”。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和古文献记载，夏商时期，东胡分布在东北的西部地区，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北的大兴安岭山脉及其两侧的草原一带。呼伦贝尔地区正是东胡族分布的腹地。

战国时期，东胡的西界与匈奴相接。《史记》载：东胡与匈奴之间有弃地千余里。当时东胡与匈奴是中国北方两个强大的民族，东胡首领称作东胡王，匈奴领袖叫作单于，两族长期针锋相对，互为水火。

东胡与匈奴为同时代的英雄，游牧文化培育造就的炫耀武功和扩张掠夺的性格在两个民族身上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据说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之初，东胡王侍强轻视匈奴新主。他初派使者向匈奴索要宝马，匈奴群臣不答应，冒顿却认为东胡是邻邦，不要为一匹马伤了和气。使者带回宝马，东胡王十分高兴，认为匈奴惧怕，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索要冒顿单于年轻貌美的阏氏（妃子）为妃。匈奴大臣们很气愤，认为东胡王是对匈奴的侮辱，进谏单于出兵。冒顿觉得自己新立，国力不强，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使两国兵戎相见，还是忍气吞声满足了东胡王的过分要求。此后，东胡王更加狂妄，常带兵在胡匈边境耀武扬威地巡视，并派使者向匈奴贪婪地索要两国边界之间的“弃地”。这次冒顿单于愤怒了，他向众大臣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送人呢？前两次东胡王都轻易地满足了东胡王的欲望，这次他也以为能得遂所愿，于是也不做任何军事防御准备。东胡王没有想到，因为他的贪婪惹来了灭族之灾。匈奴大军突然杀到，东胡政权崩溃，部落瓦解，东胡王被诛杀，东胡也从此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了。

东胡虽然灭亡了，但东胡人对开拓中国东北疆土，发展北方畜牧经济、森林文化和草原文化都做出了显著贡献。东胡灭亡了，但东胡人创建的东胡文化却留下了痕迹。东胡语言被后来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所袭用，现在还在使用的达斡尔族语、蒙古族语的祖源都是东胡语言。东胡部落联盟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东胡各部又在新的历史空间集结成新的部落联盟。

三

匈奴冒顿单于大破东胡王，而俘虏其民及畜产以后，剩下的东胡人逃进了乌桓山和大鲜卑山中。击散之后的东胡，被匈奴掳去的融化在了匈奴中，成了匈奴人。逃进乌桓山和大鲜卑山的则集结成了两个新的部族，并以所居之地为名，称乌桓、鲜卑。乌桓山即大兴安岭南端，而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长满森林的大兴安岭纵贯呼伦贝尔草原中部，坡度平缓，动植物丰富，可猎可牧，是额尔古纳河与嫩江的分水岭。物产丰富的大兴安岭正是乌桓与鲜卑休养生息的最好地方。

《三国志》载：“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

乌桓人以游牧狩猎为生，骁勇善战，时称“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公元前206年至119年间，乌桓依附于匈奴，每年必须定期向匈奴缴纳牲畜和毛皮，过期不交，妻子便要被没收为奴婢。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将军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大举出击匈奴，大败左贤王，才使得乌桓从匈奴的统治中解脱出来，继而接受了汉朝的管辖。汉武帝把乌桓人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边塞外居住，设置官职“护乌桓校尉”，持节代表汉朝中央政府监护和管辖乌桓各部，使乌桓“不得与匈奴交通”，负责“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历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边疆各民族趁机割据。曹操率军亲征乌桓，乌桓大部降曹，曹操将归附的乌桓人迁入内地，挑选青壮编为骑兵。乌桓骑兵南征北战，为曹操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乌桓骑兵和迁入内地的乌桓人，天长日久，逐渐地与汉族融合，变成了汉族人，而留居塞外的乌桓人又融入到了鲜卑人中。乌桓就这样被鲜卑和汉族分别同化了，乌桓之名从此烟消云散，退出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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