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中国”与“现代国家”的纠葛

摘 要 年初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逝世，受到了国内诸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也有学者对孔飞力的著述，特别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做出了有力的评论。孔飞力著作的重要性体现在其“问题意识”的敏锐感，也即如何界定“现代”和展示 “现代”，对当下中国的自我认同而言，“现代国家”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

关键词 孔飞力 内外史观 现代国家

作者简介：张笑宇，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9.348

孔飞力在其《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以下简称《起源》）的中文版序言中，将如何解释“现代”作为整本书开篇的第一个问题，揭示了这个词背后“史学史”的深刻含义：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样才能够将现代化发生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统一起来。在方法论上，这是对费正清“冲击—反应”论的一种辩证式否定，认为自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基于“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对冲击的反应”（外部史观），更是基于中国历史内部某些要素的“连续性”发展（内部史观），柯文将此称为“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历史经验中的史学”。

显而易见，孔飞力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国家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上，不论是“内在视角”的“连续性”，还是“外在视角”的“经验性”，都离不开对“现代化”具体内容的解释，但仅从理论的“解释力”而不从“解释权”的角度来分析国家起源问题，难以真正把握内部要素的“连续性”，尤其是在面临剧变时如何保持这种“连续性”的动态过程。

实际上，对“现代化”的解释权才是所有国家建设理论的焦点所在。因此，在《起源》中，孔飞力只能够相对温和地列举了三个方面的根本性议程：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然后尝试找出某些“连续性”的要素，从而完成其“内在史观”的叙事。

在这里，孔飞力遇到章永乐在书评《从乾隆到毛泽东》 中提到的“两难”，一方面，为了贯彻“内在视角”，不得不模糊处理三项根本性议程的具体内容，以便将中国历史中的一些因素套入其中，比如将朝廷官员的进谏都算入“政治参与”，这反而使得宋、明都变成了政治参与度较高的范例；另一方面，这种“温和”在强化“连续性”叙事的同时，也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产生的“新传统”，而这本身又并不取决于内外史观差异。

在这个意义上，孔飞力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提炼与理解，就总给人以硬套西方国家建设理论的“既视感”，归根到底，只要把“中国”和“现代国家”放在一起，必然要承受两者之间天然的“张力”。不理清两者的关系，就会陷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概念陷阱”，将诸如“中国在何种程度上是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性体现在哪里”之类的问题，视为其中的关键。

然而，或许换一种提问的方式，才能够揭示背后隐藏的真正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成为“现代国家”？又是谁来判断“中国”是否成为“现代国家”？更为详细的说，是“现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概念？“国家”是一个什么方式的国家？判断“中国”的国家性质又是哪个场域的工作？

“现代”。在字面上，这个语词表示的是时间的历史性，因而也是一种必然性，但是，在说到现代时，却往往指代的是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等问题，“现代”更像是了一个箩筐，然后人们把需要的东西往里扔。

换句话说，中国走向“现代”是从时间上的必然变成了历史上的必然，也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使得中国自近代以来始终处于“转型危机”之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设”，本质上都是如何建设“现代中国”的问题。

然而，“现代”的概念及其性质却并非不言自明的，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曾经以“如果”的形式探讨人类发展的历史，虽然在《未曾发生的历史》 中没有提及中国，但是，这种思考方式却足以揭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因素，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却只剩下了“历史的必然性”？按照孔飞力的逻辑，与其说“现代”的“史学史”含义在于“现代化”的多元，倒不如更为激烈的指出，“现代”的概念本就是“虚构”。只不过，这种“虚构”不是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概念的攻击和消解，而是一种在根本意义上的“还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弗兰克在《白银资本》 中对现代世界體系建构历史的重述，才能理解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历史源流的重构。

归根到底，在全球化时代，“现代”越来越像是一个背后充斥着话语霸权和压制的概念，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展示历史发展进程的舞台。“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归根到底是中国如何融入世界体系的问题，而不只是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关键性的问题可能既不是中国内部的连续性要素，也不是对外部冲击的回应，而是如何在“转型危机”这一外部背景下利用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就是说，“外部冲击”如果没有“内在化”那就毫无意义，而内部要素如果没有被利用起来，也就谈不上“连续性”问题。

因此，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离不开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的现实性与合法性才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性问题，而这就面临着“国家”的性质问题。

“国家”。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实际上包含了三种国家形式，一是传统中国的“天下”，二是辛亥革命后形式统一实质分裂的“民国”，三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在这背后才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单元，即“民族国家”。毫无疑问，第一种是“老旧”而无法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国家形式，所谓“天下”与“四夷”，表面上看是以“纳贡”这种礼物互赠而建构以来的“宗主-藩属”政权形式，但在本质上这种政权形式的核心是“文化中心即天下之中心”。因此，以“欧洲中心论”以及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体系不可能承认这种“老旧”的华夏政权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在鸦片战争时期，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发生过非常极端的逆转；而形式统一实质分裂的“民国”表面上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形式，但军阀割据的潜在实质使得这种政权形式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外国的影响、制约甚至控制，这显然是无法塑造出国家与民族认同，从这里也更容易理解，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 中提到的“共产党本身就是从国民党组织中涅槃出来的一只凤凰”；这只“凤凰”以“独立自主”和“反帝反封建”的方式建构了新中国，并塑造出了民族和国家认同。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提到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时，国家政权形式的标准应该以现实的而非理论的历史必然性为依据，因为只有现实的历史必然性才是探究国家建设问题最好的外在视角和内在视角的统一。换句话说，讨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无法回避现代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究竟是否存在“客观”的优劣标准的问题，如果这种标准不存在，那么就只能从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中去寻求那个最适合自己的“答案”。

然而，问题也由此而来，“最适合自己的”未必就是“最现实的”，因为现实往往取决于“他者”的判断和承认，这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谁都无法逃避的最大现实。

“判断者”。今年4月，欧盟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在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仅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处于世界的非议之中，大到党政体制，小到人权个案，都可能成为攻击和批评的对象。即便福山自己都承认中国挑战了“历史的终结”，认为“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各种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中国确实成为了自由民主制意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但中国如何在当今世界体系里确立自己独特的体制、道路、模式、理论，并得到世界的承认和认同，却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萧武在论及“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的区别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乃至当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都无法成为“中国道路”的奠基石，归根到底是因为这抛弃了在国家建立初期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独特视角（第三世界、全世界人民等概念 ），而采取了西方世界的后殖民模式，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投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这实际上就是将我们评价自身命运的权力交给了别人，这种“交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放弃”，放弃了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乃至正当性论证。因此，对于当前我国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若干决断，特别是可以放进“现代性”这一篮子里的理论两难，在本质上都是没有答案，而需要自己摸索的。

归根到底，当“现代”或者“现代性”作为一个非时间线性的概念时，只是一种“人造”的“技艺”，虽然无法否认“技艺”本身的重要性，但“人造”更为关键。毕竟“技艺”本身也是存在“地方性”的，而地方性的体现就在于“当地人”。因此，中国要建设“现代国家”，就必须夺回对“现代世界”国家关系的独特视角和解释权，而不是看似客观的将中国建设得有多么“现代”。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自己的“判断者”。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起源于何处，毕竟历史总是在发展，社会总是在变迁，而挂靠在“进步”之下的国家建设，却总要面对如何认识自己和他者的问题，也即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孔飞力这一著作给出的最大启发，或许不是他在书中提到的那三个“根本性议程”，而是提醒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国家建设的“现代化”是否以及如何帮助我们确定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用当下的话语来说，这种“现代化”即是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世界的现代化，中国并不是在现代化浪潮中的世界体系里的一个后来居上者，而是丰富和完善现代化内涵的另一个代表。

因此，中国特色的重点不在于“特色”，因为特色意味着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性，而在于“中国”，正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揭示出现代国家的另一种“普遍性”，它或许也体现在西方，但当下已出现在中国。

注释：

孔飞力著.陈兼，等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13.

章永乐.从乾隆到毛泽东.访问地址.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04-13/1053 118708.shtml.訪问时间，2016年6月28日.

弗格森著.丁进译.未曾发生的历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萧武.为了新中国，为了新世界.访问地址.http：///space/2012-07/1173797. shtml，访问时间，2016年6月28日.

推荐访问:理清 纠葛 中国 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