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频出,黔书传远

遵义唐门：代代相因书正气

遵义人唐树义和他的儿子唐炯，孙子唐我圻、唐我圭，祖孙三代均善书法，并都有作品流传下来。同黄彭年家族一样，唐氏家族也是清代贵州的豪门大姓。

唐树义（1793-1855），字子方，贵州遵义老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5年）中举。后任监利、江门知县。因防汛有功，晋升汉阳府同知。道光十五年（1835年），得林则徐等保荐，升甘肃巩昌知府，代理道员。后连升兰州道员、陕西按察使。二十七年（1847年）复升调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后与巡抚意见不合，称病辞官回乡。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诏其出任湖北按察使，率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五年（1855年）正月，太平军沿江而至，清军逃，唐树义孤身投江自尽。

唐树义的流传之作，吸收前人的风格较多，且对颜真卿的书风情有独钟。在贵州省博物馆里珍藏有他的几件亲笔墨迹，其中有两件是他临摹颜真卿的作品，一件是条幅《节临争座位帖》，另一件是册子《临多宝塔楷书》。《争座位帖》和《多宝塔》分别属颜氏的行书和楷书中的重要作品。唐树义临这两件颜氏作品，均掺入了自己的笔意，有自己对所临作品的理解和自我意识的流露。从另一副对联中，印证了他具有个性的一面。这副对联上面书写了8个楷书大字“勤以补拙，俭可助廉”，书中有颜体的影子，亦吸收了其他书法家的特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8个大字方方正正却不显呆板，写得浑厚朴拙，且有灵巧挺拔的特点。在这副对联上，还有他的孙子唐我圻后写上的一段内容。

唐炯（1828-1908），字鄂生，唐树义之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咸丰间历四川南溪知县、署绵州事，同治初统安定营，于长宁败太平军石达开部，光绪间官至云南巡抚。

他是一位擅书者，也是一位书画收藏家，晚年自号“成山老人”。他的书法作品大多是行书，《行书五言联》联文“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和《行书七言联》“陶潜见社无妨醉，宓贱之官独抱琴”这两副对联均是他晚年的作品。还有《成山老人诗稿册》两册，在册中共录了自己所作的诗80余首。细看这几件墨迹的书法风格，均反映出取法唐代褚遂良的特点，个人创造不 够明显。他对书画的收藏，似乎更重于在书法方面的创作。

唐我圻，字恭石，唐炯之子，生于咸丰元年（1851年），卒年不详。唐我圭是唐炯的侄子，号公柔，没有做官，为一介布衣。唐我圻、唐我圭都分别有墨迹传下来。唐我圻的作品中有用行书写的《苏东坡赤壁赋》横幅。唐我圭流传下来的墨迹有《行书韩非子主道屏》及扇面行书小字，从他们二人的作品看，在风格上，都与唐炯比较靠近，承袭对象明显，唐炯子侄3人均师法褚遂良，笔者以为在3人之中，唐我圭学褚遂良的行书更为雅致。

郑珍父子：大儒书风学养铸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巢经巢主人、且同亭长等。他生活在嘉庆至同治时期。17岁时中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年）举人，后来他经历过几次进京应试，均未高中。

因为学问渊博，涉猎广泛，著作等身，人们赞誉他为“西南巨儒”。在贵州的文化发展史上，他是一位成就凸显又影响深远的学者。他的著作让我们指不胜屈，据统计印行的和未印行的共有40余种。包括了经学、古文字、历史学、诗歌等内容。在这些学术及文学成果之外，他在书画创作上，亦是各体兼善，佳作颇多。

因其学术成就太高，人们对其书法关注甚少。在《黔诗纪略后编》里，对郑珍的书法有一段评述：“篆法远绍冰斯，从容合矩，国朝钱邓以下，未见其俦，兴之所至，间或点染山水，苍朴消散，超绝时世，经学大师兼长三绝，古有子瞻，今则征君也。”意思是他写的篆字，取法秦代的李斯和唐代的李阳冰，写得有创意又符合基本的规则。在清朝，除钱坫和邓石如这样的书法家以外，很难找到可与他相比的。他的画朴实无华，清雅超脱，不随世俗。像这样研究学问有大成就，又善于诗书画创作的人，在古代有苏东坡，在今天就是郑珍了。

他的儿子郑知同在《子尹府君行述》中也介绍说：“亦嗜书画、古玩，恒陈列左右，书袒平原（颜真卿），时仿欧褚，画宗思白（董其昌），间摹文（征明）沈（周）。尝曰：‘此于学问中特技艺耳，亦不可不善。’”他的书法是以学习颜真卿为主，偶尔也临仿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作品。他的绘画主要学习明代的董其昌，亦临摹明代文征明和沈周。

从流传下来的郑珍书法作品看，有草书、行书、篆书、隶书、楷书，可谓各体咸备，而且作品的形式也较丰富，条幅、对联、横幅、册页等，一应俱有。

郑珍的学术研究对他的书法影响最直接的，要数篆书。他对篆字是很有研究的，他的《说文逸字》《说文新附专》《汗简笺正》等著作，都是他对篆字的研究成果。从其流传的墨迹看，篆字作品所占比例不小。我们所看到的郑珍篆书墨迹，与其他人写的篆书比较有他自己的特点，属于把对篆字的研究和个人艺术才情两者极好结合的篆书创作家。

郑珍生活的年代，碑学盛行，他亦花了大量时间投入到对以往未见古碑及摩崖的走访寻觅与临摹学习之中。

当时他随当提学使的老师程恩泽，在湖南道州视察教育，听人说在江岸岩上刻有唐代李阳冰的篆书《元次山浯溪铭》。这处篆书刻字，在嘉庆以前人们就以为已经消失了。郑珍不顾危险，攀爬到悬崖上，在泥沙荆棘苔藓的掩埋中找到了这块刻字，清理后后拓成拓片，以此作为揣摩、临习的范本。

郑珍的篆书，写时心态轻松，毫不拘谨，较为随意，很活泼，有一种自然生动的意趣寓于其中，让入耳目一新。他有篆书横幅“拜竹山房”并行书落款：“个峰老兄葺数椽于红边门外，为守其尊人阡墓之庐。曰拜竹者，兰亭竹也，辋川竹也，其志可知矣。咸丰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子尹弟郑珍为署书并记”。4个篆字比较大，行书小字落款，在一幅之中，字迹给予观者的感受反差较大。这幅作品在书写风格上，作者有意将篆字的粗阔造型、苍劲的运笔，与行书的秀雅形成对比。这幅篆书里，能够看得出学到的二李的风格渐渐地“消化”掉了，而自家的面貌凸显出来。这些字的笔画有很丰富的变化，作者在写字时是饱蘸墨汁的，可能是行笔快的原因，笔画显得时而墨汁饱满，时而又枯竭，挥写自如，行笔大刀阔斧，笔画粗壮，字有呈现弧形的，线条也粗细相近，但又不完全是古人那种粗细均匀、圆转流畅的审美感觉。这幅字写得很厚重，不拘小节，毫无纤紧局促地斤斤计较于细微处的得失，痛快淋漓，恢宏大气。左边的8行行书落款，则秀逸雅致，与篆书的大气磅礴，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郑珍的隶书作品大多以对联形式出现，和他的篆书一样，行笔时特别注意在笔画上的变化，或干或湿，或粗或细。他有两副送给当时贵州书画收藏家唐炯的对联，其一，“天生我材必有用，神纵欲福难为功”集的是李白的诗句。其二，“晚觉文章算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有人认为他的隶书融汇了东汉时期的《礼器碑》和《曹全碑》，同时又取法过与他时代比较接近的书法家邓石如的风格。郑珍的这两副对联，不仅具有《礼器碑》的挺拔，《曹全碑》的飘逸及邓石如字的圆润，而且也把其篆书用笔方法恰如其分地糅于其中了。整篇给人一种沉厚、凝练及墨色饱满的视觉感，又显出灵巧、活泼。

郑珍的行书取法宋人，郑珍所学的主要是苏轼、黄庭坚、米芾3家。下面举3幅介绍，其一，是他写给在旅行中的表弟黎兆铨的诗作，名《积雨中送季和往通城兼寄柏容》，这是一件横幅的作品，题款写有“咸丰戊午孟夏九日”，咸丰戊午年即1858年。在这幅字中，能看出他把学“苏米”之风融在一起。其二是《还山吟》横幅，也是其诗作，写于同治癸亥年（1863年），这件基本上是在模仿米芾的行书风格，这是笔者至今所见其作品中最晚的，写这幅作品的第二年，郑珍就在遵义沙滩的禹门山中溘然长逝。还有一件横幅墨迹《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落款处写“拟以黄书书苏词”，即模拟黄庭坚的字抄录苏东坡的词。郑珍的行书模仿宋代人的特点是十分到位的，黄庭坚的行书纵横舒展、不内敛、不含蓄的个性特点，均学得惟妙惟肖。

其楷书亦是如此，现存有一件书文并茂的代表作——《黎太孺人墓表》，这件作品刻于碑上，是郑珍为他母亲写的祭文，他包办了撰文、誊抄、凿刻整个过程。碑在遵义乐安江畔子午山郑珍故居——望山堂旧址其母的墓前，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高五尺，宽二尺五寸，有顶盖，碑额上横写着“黎太孺人墓表”6个篆字，横额下面便是用楷书刻成的300余字的文章。那书刻在碑上的300多个楷书字取法颜真卿，显示出宽博方正、庄严整肃的面貌。这些字在结体上兼容了颜真卿楷书《麻姑仙坛记》、《家庙碑》两块碑的特点，同时亦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呈现出横扁状，恍惚像隶书，几乎所有字的横向笔画如点、横、撇、捺都写得伸展，纵向笔画竖、钩都缩短，位于字中央的笔画饱满，且尖挑处都锋芒外露，有着一种正宜、质朴、倔强与内美外溢的感觉。这块墓表的确堪称文美、字佳、刻精三绝。

另一件《归田赋》楷书立轴，是郑珍的又一件楷书精品。《归田赋》的字在整体上，融人了北朝时期魏碑中字形峭拔瘦长，结体在严谨平实中追求奇险，又在一神险绝中追求平正的特点，并兼具唐代欧楷之风。另外，似乎还有三国时期书法家钟繇的特点，方笔与圆笔都组合在字中。与钟繇相仿，郑珍的这幅字，在横画与弯钩的收笔处，还保存着一些隶书的笔意。

郑珍在学术上的执著精神与艺术上的天赋，也影响了其独子郑知同。

郑知同（1831-1890），字伯更。他在幼年时就很聪慧，3岁时就发蒙，自小便得郑珍悉心教授，学问根基雄厚。因农民起义贵州乡试停试十余年，绝意功名仕进。后到成都入张之洞幕府，传布其父郑珍之学遍于全蜀。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设广雅书局，又招郑知同去任书局总纂，负责校勘要印行的书籍。其间，他把父亲郑珍的著作《汗简笺正》、《亲属记》和自己的关于文字学研究的著作《说文本经答问》、《六书浅说》都纳入这个书局出的《广雅丛书》中付梓刊行。可惜仅过两年，因病在任上去世，安葬于子午山望山堂旧墟中。

他对行书、楷书、隶书、篆书都比较擅长，只是流传数量较少。民国《续遵义府志》这样评价：“知同四体书法皆精妙端严，平生不作草书，虽疾促百忙亦必点画精良，乃巳稿册尺许皆手所书，隶在汉魏之间，篆书精洁冠绝一代，虽谓冰翁之后一人可也。”他平生不写草书，写字时对笔画的要求很高。隶书继承了东汉至曹魏时期的风格，书中对他的篆书评价很高，认为他是李阳冰之后难得的名家。在他生前，所到之处，他的书法都引起人们关注，在四川做张之洞的幕僚时，官场和富人圈内求他墨宝的人接踵不断，他往往拖延不回复。如果是遇到比较贫穷和没有势力的人来求字，必定会立即研墨挥毫，并常与这些人交往为友，秉持着这种不以贵贱论、扶助弱者的待人原则。

他的传世之作，贵州省博物馆里所藏4种书体都有，如他的篆书七言联：“权衡此心 坐堂奥，领略古法生新奇。”落款：“香舲七兄大人属篆即政，伯更郑知同。”这个“香龄七兄”即清代贵州收藏家高培兰，字香舲。他的篆书与其父相比，感觉上少了些自如轻松，多了几分中规中矩。另外一件行书作品，内容名为《巢经巢示儿诗》，是他抄录的郑珍诗作。让我们从他少有的行书中，窥见其风格之一斑。

郑珍、郑知同父子二人以学养兼擅书法，涉猎各种书体，不仅有着丰富的学术著作，而且有蕴涵丰富风格的作品流传，是十分难得的，在清代黔籍书法家群体中极为抢眼。

（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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