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穿起了中国的粗布短袄

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此后，结合中国国情，毛泽东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发现中国最大的力量——农民的力量，毛泽东搞土地改革，毛泽东策划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勾画新民主主义图景，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建设“完全的党报”，关切的每每是中国的事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事情。

毛泽东不喜欢那些僵化的概念和教条，他用最中国化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刻的革命道理。他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都将受农民运动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说：“反对本本主义”;他说：“工农武装割据”。他的说法并不在马列经典著作中，但是却源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与未来的社会建设目标。为了系统与理论化这些宝贵的认识，毛泽东再接再厉，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借助爱国主义的辩证，进一步加强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的开篇即是：“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

“毛泽东成功了”。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应当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晚年回忆当时情形的李维汉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地位。”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38年9月29日，延安的暑气已经退去，凉爽的秋风拂面而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召开了。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天主教堂，5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负责人聚集在一起，终结一段历史，重新建树毛泽东式的中国革命话语。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分析了抗日战争局势，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与当前的情况趋势。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针对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告诫全党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来运用。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的讲话，如同咚咚的战鼓，震撼着每个听众的心。王明回国后刮起的西伯利亚旋风，至此终于烟消云散，中共的政治空气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新。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以制度化方式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向，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再次重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

在螺旋式的推进中，正如赵超构所感受到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而是穿起了中国粗布短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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