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构图
摘要：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构图实质是对于范式的超越。根据范式研究的观点，西方的企业理论分析是对斯密教条的守护，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分析则是对斯密的根除，从而满足于“辩护”与“批判”之争，这种研究忽略了企业内在构造在理论实践上的结构化特征。在整体走向“经济学的马克思学”的语境支援下，企业分析建构在理论、方法的统一基础上。企业理论是内在可变的总体范式，这意味着在统一框架内，现代范式决不是对于古典范式的逻辑反叛或颠覆，而是现代条件和取向的理论重构；企业的价值论基础是科学劳动价值论，由有机结构原则和科学抽象原则共同支持；企业实际运用的概念工具和基本方法是劳动－价值构成及演化－博弈分析，旨在实施“劳动－价值－价格”整体分析。因此，与其说西方企业理论开创现代分析的潮流，毋宁说形成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化的良好契机和传播渠道。
关键词：企业理论；劳动价值论；范式；构图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1-0026-07
一、科学理解马克思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大写理论”建构，这就是统一历史科学。但其身后倍受误解，“马克思学”一度成为马克思反对或主张脱离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互补性学术研究关系被从各个层面解构，而历史科学以“泛历史学”认识模式的名义广为宣播，并与马克思学本身对立起来，制造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逻辑分裂。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特质被种种关于马克思学的误读、误解所遮蔽，哲学和经济学的贯通的研究通道被各种“局部真理”(如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所占据、所分割乃至所阻塞，统一历史科学的总体构建被蒙上严重阴影。
科学走向马克思，是以“大写的马克思”即马克思学为中介的。马克思学首先是在哲学域中的理解物，即走向哲学并旨在消灭“哲学”的实践理解活动。沿着这种思想路径，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研究的“构图”可以被还原，以原像的意义和形式表现为逻辑总图(图1)。总图中，马克思置于历史最高位置，以历史总揽认识论、逻辑及至理论、方法论，因而这一历史概念和规定是大写的，不仅是对理论在大写意义上的诠释，而且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范畴。历史是实践与科学的内在统一，从而生成科学的系列过程：哲学、辩证法……具体科学(知识)、方法；后者作为作用中介，同时驱动认识论和逻辑，乃至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一方面，认识论是大写理论(认识)的直接的存在，导致理论同时为与之互动的对方即实践逻辑所规定；另一方面，逻辑作为大写方法的直接的存在，从而逻辑是运动可变的，实际上是规定方法论的内在方法。
在该总体研究范式——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范式”中，历史全面地进入认识论、逻辑，进入理论、方法论，乃至进入一切科学，成为科学的内在构成。“历史”说到底不仅仅是解释学，而且是解释的标的(内容)本身，即实践模式。在历史构图中，首先，哲学是历史科学的最高方面，试图将一切科学建立为一门抽象性科学，同时体现存在和思维两方面的特性要求；其次，辩证法旨在消除空泛的认识，将社会历史实践引入认识过程乃至认识论本身，因而它是广义和辩证的逻辑学——结合历史和思维的逻辑学；再次，与哲学和辩证法都是广义的抽象科学不同，具体科学则是建立在抽象科学之下的具体知识体系，是具体的实践科学；最后，所有的科学(乃至方法论)的构成元素均由实践方法推动，人们正是通过方法，才形成对于事物的具体认识，进一步形成逻辑，触及实践本身。
马克思思想方法的精髓及理论研究的企图，不在于把经济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直接看成或归结为历史科学，而在于将历史分析的原则从理论和方法的结合意涵上贯彻于各个具体科学，通过历史与科学的内在结合，生成各个特殊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不是要强制性构建所谓的历史“科学”，而是避免使历史沦落为单纯的史料堆积以及科学上毫无规律的任意的材料运用。这种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把历史当作分析一切科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思维。据此可以说，马克思学是双重的：既是哲学的，也是经济学的，归根结底，是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流派满足于认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各个理论局部或方法片段，马克思理论中关于历史总体的深刻洞见因此被遮蔽。解释学的扁平理解域、局部化和其有局限性的立场。使关于马克思的文本研究上升为与实践脱节的文献学，即流行西方的“马克思学”，与此同时，理论局部和方法片段提升为“各种马克思主义”。现行的马克思学终究持有了一种“去历史科学化”的理论研究立场，其不是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以马克思的方式剖析社会经济，形成理论认识，而是撇开历史寻找治愈马克思所处时代弊端以及相应解读者所处时代弊端的药方或公式，寻求各种版本的功能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乃至庸俗主义的解释。一时间，“攻击马克思似乎已成当代许多学者喜爱的职业，好像它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一样……从而确保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正如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单纯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绝不可能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因此，真正“回到马克思”的价值取向是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发掘乃至发展其关于历史科学的总体构建的思想。马克思理论的科学化，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倡导的“历史科学”化。理解马克思，只意味着按照马克思的本真思想并依据时代实践发展变化的要求，重构“大写的马克思”，将哲学的马克思学研究进一步推向经济学的马克思学研究。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强调：哲学家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理论发生学显示：其旨在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研究架构。根据马克思的交代，政治经济学应首要地看作是“大写的实践”，基于实践领域内对于有机社会历史研究的科学实施，复而将哲学研究的结论运用到社会生活实际领域；其次，由实践所形成的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原则，又必然根据具体对象条件进行具象化、特殊化、确定化，形成具体的构图(图2)。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其一，实践项下的唯物史观是“大写的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在横向上包含着科学的思维形式，即被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要求和约束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在纵向上通过演化形成开放的理论系统。这一系统在结构上容纳了彼此互动的不同层面：唯物史观本体、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依据不断变化的实践条件加以具体建构的社会经济理论体系。这说明劳动价值论是嵌入唯物史观的特殊理论体系，一种历史的实践理解域和中介：劳动价值论作为唯物史观和具体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中
介，成就了历史理论的开放结构，为理论和方法的互动乃至达到有机统一预留下充足的实践空间。由此，如同马克思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历史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从而需要将对象确立为社会历史本身，建立有机结构分析。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运用的方法是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科学抽象法。这种科学辩证法，即作为科学的历史逻辑和分析方法，既把“头足倒立”即从精神出发的黑格尔认识逻辑从本体论上颠倒过来，又把“头足正立”即从现象态的收入关系出发的斯密教条经济学从本体论上颠倒过来。本体论上双重颠倒的结果形成了科学抽象，作为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的特殊分析原则。在这里。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过程分解为思维的两个行程。显然，从实在具体上升到理论抽象的“抽象生产”过程是对黑格尔认识逻辑的直接校正，从理论抽象上升到理论具体的“具体再生产”过程则是对斯密教条经济学的相反方向的校正。这样，马克思《资本论》通过把前一思维行程作为基础，运用第二个思维行程科学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其转化，即外化和具体化，从而克服以往经济分析的种种弊端。这种系统方法研究具体化了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论的互动原则。
其三，劳动价值论成为有机结构分析、科学抽象的联结体和表现载体。如果说关于社会历史的有机结构分析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规范，那么，关于方法论的科学抽象对应是关于政治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有机结构是从理论逻辑联系，也就是对象所要求的那种联系的角度对政治经济研究加以规定，它恰恰说明了科学抽象的有机介入；科学抽象是从方法论原则的角度凸显科学结构分析的思维特征，它恰恰揭示了有机结构的客观存在性。两者是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是同名总体的不同构成侧面，非但不互相抵触，反而系统互补。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获得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的存在。一方面，作为系统结构而存在的对象不仅仅是实在的，对象上升为理论，就是以一定的实践的方法作为中介；另一方面，方法对于对象不是亦步亦趋的，尽管对象的具体作用方式受制于系统结构，不能从系统中抽象地孤立出来，但这些作用方式的相互关系可以通过方法系统得到科学说明。由于马克思不仅仅将自己的理论看作是和资产阶级学说体系在理论内容方面具有质的不同构成的体系，而是进一步赋予方法论革命的实践内涵，马克思彻底地从对象决定对象、理论决定理论的平面分析和套套逻辑的教条范式中挣脱出来，为自己的研究确定乃至缔造了革命性的基础，即科学劳动价值论体系。作为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乃至作为大写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外化的产物，其是“有机结构原则”(认识－理论)和“科学抽象原则”(逻辑－方法)的合成物。在这一意义上，超越斯密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同样应视作“大写的”，是理论因循和与时俱进的统一。
其四，劳动价值论在方法论上的同名物是“劳动二重性——二重规定分析”。劳动二重性——二重规定分析同样是对于具体和抽象的规范。具体是实在具体和具体性的统一，“是一种对象的、客观的范畴”：抽象是抽象一般和抽象性的统一，“来说明实在的、存在于意识之外的现象和关系”。劳动二重性构成研究对象最为基本的结构，二重规定则是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存在和范畴表现。在此基础上。劳动二重性——二重规定分析就是科学抽象分析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分析程序上，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行程展现历史与抽象科学的内在结合过程，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行程展现抽象科学进一步返回历史(实际的社会历史实践和应用)，提升为丰富形态的具体科学的过程。这样，政治经济学必然以互动的二重性结构——商品生产——为对象，以劳动二重性基础上的特定二重规定体系为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二重性以及与之相适合的二重规定体系，既限定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本身。也限定了抽象性(研究)和具体性(研究)的具体生成。
其五，总的来看，政治经济学是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理论，其实现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统一的维度是历史结构的纵向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横向分析，形成社会结构整体分析的动静结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摹写该种统一性。这种有机的整体研究工作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就是马克思说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充分表明，理论范式的构造与研究对象的构造是同步的，“结构”首先表现为客观现实对象的内在结构，其次表现为理论认识结构，对象和结构是历史的有机统一。
其六，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的具体构图或生成机制是“对象－结构－方法”。研究对象的一般构图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对象和结构的联结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一般地采用社会历史结构分析，以辩证把握历史结构的变动和理论的整体结构反映的关系：结构和方法的结合则要求实施一种模拟实验环境和技术的理想类型分析，即“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这是一种数学模型分析要求。在寻求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方法的根源时，人们往往在逻辑圈层中转悠，即所谓“精确化”研究和逻辑表述“成熟化”的要求。但实际上，数学模型只是理想类型分析的特殊的历史逻辑的形式；它恰恰揭示：受历史逻辑制约的数理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恰当的形式。
其七，总体上，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本构成应界定为：历史方法+数学方法。历史方法就是关于历史动态结构和社会典型静态分析的结合的方法，是一种“有声的历史”的方法；数学方法就是关于历史逻辑机制和理想类型数理分析的结合的方法，是一种“无声的历史”的方法。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方法合成，造成科学抽象原则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外化，使对象获得关于质与量统一体的系统性说明。这种分析构型进一步使社会经济模型细化为：逻辑模型－理论模型－计量模型。简单的说，逻辑模型是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的逻辑学表达，理论模型是对逻辑模型的数学的概念化，计量模型则是对理论模型的进一步的社会经验数据的实证和检验。无疑，三种模型既是不同层次的，又相互统辖，体现了对于真实性的不同的要求。
综上分析，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构是从不同层面相继完成的，伴随着哲学的马克思向经济学的马克思的转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始终应将马克思学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看待。在当代理解域中，经济学的马克思学进一步走向实践，完成对于“大写的马克思学”的建构，催动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朝向实践转化，成为具体、特定的社会经济理论存在。
三、马克思的企业理论
由西方体系舶来的范式术语体现的是科学研究者关于一种科学原则或论说内容的普遍的、共同的信仰。如前面提到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和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对立在于对斯密教条的赞同或否定。一
般而言，赞同者会被归入西方经济学研究阵营，即称为“西方经济学范式”，而否定者则会被归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阵营，对应称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按照库恩的解读，范式是具体、特定的分析程序、视野乃至规则，是关于既定理论的观点见解、立场乃至规范，奠定理论之根基，体现理论之灵魂。范式必然赋予理论绝对革命涵义，犹如库恩所言：“历史学家必然把科学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什么可以由此开始获得知识的始点。一切对科学发展的叙述都开始于科学已在进行的中流。”这种科学哲学的缺陷在于等同化了认识论和逻辑本身。理论和范畴不仅是暂时可变的。而且是绝对变化的。如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是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它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意味着不同范式之间难以沟通，由于彼此是受整体性制约的科学(常规性的)认识活动，它们体现的是科学的不可通约性质；“范式革命”即意味着彼此间的理论反叛，充分表明科学在概念、工具、分析乃至方法论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断裂活动和理论质变。
马克思经济理论构建活动是对于范式命题的超越，劳动价值论对于经济理论体系具有优先性。劳动、价值、价格既是社会客观范畴，又是关于社会存在系统的机制，即从实践出发的本体论上的社会机制、社会实体的机制以及经济现象运动的机制。企业，作为一种存在和机制，建构和镶嵌在这一总体结构及过程中。这说明立足于科学理解域，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必须优先地作为总体构建来对待。在开放结构中，它体现为政治经济学内部体系——既包括哲学层面与经济哲学层面之间的，也包括经济哲学层面与经济学层面之间的——在实践基础上的互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整体路径使其放大为“大写的理论研究活动”，成为“大写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企业理论”。
从理论来源看，作为企业分析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是有机联结具体经济理论的有机结构分析和特殊社会理论；从方法论来源看，劳动价值论同样是关于具体方法的集结，是针对有机结构而施行的一套特殊分析方法。从前者而言，企业分析建构为“大写的生产理论”，即历史中劳动和生产理论，建立为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范例：从后者而言，劳动价值论则建构为“大写的分析方法”，即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及其结合于特定的分析对象，建立为特殊社会经济分析方法。从而恰恰说明劳动价值论基础地位之确立，在于作为理论和方法的内在统一，在于特殊方法体系本身是通向具体方法和分析手段的具体结构：中介显然是劳动价值论向具体经济理论的转化。相对劳动价值论，企业理论侧重在具体性研究。就是说，通过和依据抽象性研究即建构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理论、生产方式理论甚至资本理论本身，其在实践域中实现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结合，有效地连通理论和现实。
进一步来看，构图是关于总体性的研究制约和逻辑导引，即总体性与范式的联结，因此，在理解域上是“总体范式”。马克思范式使用这一术语，意味着马克思研究体系坚持在实践、逻辑、认识的统一层面上来整体接纳范式研究。显然，“构图”不是对“范式”的术语替换，而是加强了方法论的分析视角。在这一意义上，企业应被先决性地理解成“劳动过程组织”，乃是关于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演化分析、博弈分析内在结合的劳动过程的统一，即理论和方法的现实统一。
企业构图形成关于企业分析的内在逻辑构造和未来理论发展图景的系统性研究。在企业构图内部，内在可变的范式在理论层面与方法层面是相互贯通的，其出发点是劳动过程范式。可以用图3进一步谋划这种研究结构。
其一，企业理论系统研究统一在劳动过程范式之中。劳动价值论一旦同时被看待成方法论，就首先化为劳动过程分析；这意味着“劳动”是由一定的结构下的一定主体得出的，而劳动过程本身是关于这个一定结构的特定的社会实在。劳动过程的构成包括：技术、权威、合约。企业是关于技术、权威和合约的“构图”，既是理论逻辑构图，又是方法论构图。技术构成由劳动物理场(物理实在的各种劳动生产过程)所塑形，其关系构造是“技术自组织(活动)”。在这一规定性上，马克思理论不应当被理解为“技术决定论”。决定论是机械论术语。所谓技术自组织，是指技术必须作为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实际的元素而存在，而一旦完成这一点，技术进一步就会被结构化，上升为一定的主导方式，获得战胜另一种技术或方式的力量，成为“历史的技术”。权威构成由劳动社会场(社会实在的各种劳动生产过程)所塑形，其关系构造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技术、权威是完全不同的企业构成，是关于企业组织的质的规定。合约构成进一步由技术和权威的社会耦合关系所塑形，其关系构造是政治(作为“原则”和“实际活动”)与实际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结合。所谓企业合约，就是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达成的主体间一致性同意，而通常所说的劳动力合约，是就其本质——劳动和资本的社会约定——方面的规定而言的。
其二，企业的本质是劳动合约，其内在构造是技术、权威和合约形式。从技术分析看，企业是关于具体生产要素结合的物质合约、空间组织和规模经济单位。企业作为技术上的一个特定存在物，构成关于企业社会存在的一般性限制。从历史结构看，企业是基于时间演化流的社会利益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企业内各种生产要素是权力的具体载体，这些生产要素最终演化为具有历时与共时共存特性的统一结构，如劳务－物质生产体系、劳务－知识生产体系乃至劳务－物质－知识生产体系或结构。于是，企业的特殊社会形态被定格化，单纯的物质合约被转换成特定的社会合约，其目的和功能在于攫取剩余。说到底，企业是以一定技术为基础，以特定生产要素(劳务、物质、知识)间合约为表现的社会权威机构。从现实结构看，企业总是以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定货币合约的形态表现，企业内各方的经济利益通过一套特殊的货币核算及分配机制得以联结，从而经由价值结构的中介，纯粹的技术经济分析被和制度经济分析一般地粘合起来，并进一步被放大到社会经济结构的表层——表层合约分析(或货币经济分析)。
总之，劳动合约表现的是“劳动”与“合约形式”的链接，这种实时、动态耦合的社会机制揭秘出：企业从其本质上是关于在劳动过程中为生产和分配剩余而创设的一套合约装置，是生产机构和分配机构的统一性社会组织。
其三，现代范式不是对古典范式进行逻辑覆盖，而是对于古典范式的内在接替。古典与现代是马克思交叠运用的术语，从严格的学术语义看，“古典”代表着或被限定为与资本主义发生学相关的社会景象，“现代”代表着或被限定为与资本主义发展学及后发展学相关的社会景象。所谓古典范式，是基于古典条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是关于简单劳动价值论理解域中资本
主义生产组织的社会构图：所谓现代范式，则是基于现代条件(简单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向现代商品生产)的分析，是现代劳动价值论理解域中生产组织的社会构图。古典企业合约的内在构造是机械工业工厂技术(机器)、资本家权威和雇佣劳动合约形式。古典的资本雇佣劳动企业合约通过将生产组织同质化为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统治劳动的一个技术上的和制度上的工具。实现了资本家最大地攫取剩余价值的社会目的。在这一系统中，技术和权威的互动被构造为社会的物质资本，构造为一种现代统治的“理想类型”，即工厂制组织，从而形成为资本的强大的社会权力。其核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生产，发展图景是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对于社会生活方式的组织化和结构化。现代企业合约的内在构造是现代生产技术、社会资本权威和现代劳动合约形式，通过组建社会弹性生产体系和发展异质性企业组织，古典的资本雇佣劳动生产结构逐步扬弃为现代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治结构，形成为真正的“社会的资本”。在这一系统中，技术、权威的互动进一步和合约内在地结合起来，和权力、权威的内容与形式的互动结合起来，逐渐组建成为劳动剩余生产和劳动意识一致的社会经济图式。其发展图景对应的是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结构化社会生活的历史消解。
其四，与总统范式研究相对应，企业分析的概念工具必然是劳动一价值构成。这意味着处在深层生产结构中的“价值”和处在表层生产结构中的“价格”之间，由一系列的作用中介和分析中介予以连接，包括劳动构成、价值构成及其基础上的价格构成。马克思《资本论》正是通过简单劳动构成、商品价值构成及其转化形态——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生理解剖了资本主义市场价格的系统生成机理，一般揭示了价值—价格运行机制。马克思的科学分析表明：价值和价格的决定既是结构化的，也是同时性的，是一种总量制约下的有机结构传导的作用机制。企业价值就是关于劳动构成和价值构成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形式，企业价值不是个别的社会价值，而是抽象劳动的局部的社会实现结构。企业价值范畴表明：社会抽象劳动结构乃至价值结构是彼此贯通的，并必定具有确定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以企业价值为中介，劳动一价值构成的实现必定采取社会的货币形态，即一定的成本一收益结构、技术、权威或者它们结合的社会形式分别对应为确定性的成本项目或者收益项目。因此，所谓“价值”决定“价格”的过程，既表现为社会总体结构的自调整的过程，又表现为“价值”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的中介的变化——说到底就是具体、可操作的成本一收益项目的变化——来影响乃至决定价格变动的走向，并最终以“供求”形式予以名义化。
其五，作为和企业概念工具的进一步对应。企业基本方法构图为演化—博弈分析。演化—博弈的本体是结构逻辑，构成元素的分析，是个体分析。以技术分析为例，个体技术就是个别生产条件，它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局部的生产力分析。而构成元素间彼此作用和联动的分析，则是整体分析，同样以技术分析为例，整体技术就是社会生产条件，它构成生产力的社会权力，是与一定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合的系统结构分析，犹如技术、权威、合约共同塑造企业的系统内容，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构成了有机结构分析的两个内在的侧面。从个体分析的角度，历史的分析和量的运动是彼此隔开的，各种要素之间可以看成完全独立的因素，组织的概念从而被疏忽，导致在很大程度上疏漏了企业类型分析。从整体分析的角度，历史是以“结构”的方式得以存在，于是，量的运动伴随着结构生成的每一步行动，对象的质与量的统一体获得了有机说明。如企业组织的科层结构分析，乃是将实际的权威和法的因素作为实在的构成，一同包括在企业的技术组织分析中，形成生产和交换在分工一交易总体环境中结合的经济秩序，导致技术组织和科层组织在分析上的统一。这意味着在企业实际分析中，技术、权威、合约同时是理论元素和方法元素；而且，方法元素是理论元素根据对象的进一步具体化。这样，企业构成既是历史演化的，又是社会博弈的，处在有机结构博弈之中。另一方面，从认识和理论的统一层面看，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生产的总体性建构，以及关于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系统性社会经济理论；从逻辑和方法统一的层面看，则是关于劳动过程分析、价值分析、价值的相应社会转化形态及实现形式的分析之间的系统动态的链接。因此，劳动价值论内部包含着彼此勾连、衔接的理论层级；这些层级伴随着理论向现实的转化，相应转化为实践方法，成为方法论上的“构图”，即与企业相关的具体分析方法和分析手段。这意味着演化、博弈成为企业的基本分析维度和方法，作为其向具体方法转化的通道，并塑造了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在结合和运用上的典范。
归根结底，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总体范式研究中，各种具体性研究既服从于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又直接导向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从而全面涵盖微观结构的各个方面，成为经济体系分析的动态重心：此外，多线的历史研究手法又将历史现象学最终内化在社会现象学中，通过理论元素和方法元素的有机合成，成就了经济理论的现代性转化。
四、结论和评价
马克思企业理论和西方企业理论的分歧不是范式意义的对立，无论其被解读成关于斯密教条的否定或赞同，抑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粉饰或批判。从范式角度看，西方企业理论具有隶属于市场主义分析范式的经济实质，但以推介和宣扬市场主义为宗旨的新古典理论体系并非实践中的“市场经济学”，其由于使用了非法的历史和结构的概念，如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稀缺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本质上是一种脱离时间的认识论，一种隔开历史的套套逻辑。西方企业理论以“现代分析”自居，致力于为新古典体系辩护，其理论表现是满足在认识一逻辑的平面结构中追索与企业相关的无穷无尽的现象学。根据这种平面构图，企业生成和市场生成是同一认识的不同侧面、同一逻辑结构的不同环节。西方企业分析的理论根据是与价格理论相适合的效用论和要素论，马克思企业分析的理论根据则是劳动价值论，嵌入在整体的“劳动一价值—价格”分析链条中，容纳了西方企业分析的对应内容，因而既回答企业的原生成(历史生成)问题，又回答企业的再生成(社会生成)问题。这两种范式既对立、又相互兼容，体现了对于斯密教条经济学进行彻底超越的更大的理论胸襟。
马克思企业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关于研究对象和开放结构的构图，是一种超越范式的理论实践活动。在当前，由于隔开了历史，企业治理的理论构图演变为单一的维度：股东利益——物质资本治理，而社会结构的因素和人力资本成为“体制外”的理论游离物，在实证分析上则满足于经验数据的直接的表面的“逻辑”结论，等同化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但这种单一的治理果真代表了社会占据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力量吗?人力资本究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游离物、经济系统扰动的力量，还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的、积极的响应者呢?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当代企业越来越成为知识型生产企业，同质劳动和同质商品的假设已然不敷需要，异质劳动和同异商品不仅成为理论假设，而且进一步提升为实际的理论实践活动。这表明劳动价值论依旧是建立对历史进行研究的最好的理论体系。企业分析开放化了劳动过程和价值的概念，使效用和生产要素能够在构造为积极的社会规定的意涵上，被纳入“劳动－价值－价格”的整体分析中，这正是当代人力资本理论分析的真正活动范围。因此，与其说西方企业理论开创了现代分析的潮流，毋宁说形成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化的良好契机和传播渠道。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6、56—57页。
2、曼德尔：《何以误解马克思》，载《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5、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2页。
6、《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7、伊利延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10、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5期。
11、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12、梁树发、陈先奎：《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
作者简介：许光伟，男，1971年生，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3。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