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批评圈与其他小说

一

如果认为“上海批评圈”批评家只写先锋小说的评论文章，那就是一个错觉。事实上，他们的批评视野是相当宽阔的，不仅生产新概念、新方法，而且对不同流派和风格作家创作的深入理解也是惊人的。

王晓明无疑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位。可以说，他是眼光细微的文本阅读专家，又具有犀利的文学史洞穿能力，是一个会写耐读文章的优秀批评家。可以说他从事的也是一种“创作心理学”意义上的批评工作。他对张贤亮、高晓声人格与历史关系复杂性的分析，对张辛欣、刘索拉、残雪等“现代派”作家创作动力不足的观察，都给世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些观点至今还鲜活如初。他的批评师承现代文学，尤其是李健吾等人的优秀批评传统，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僵硬的概念，而注重感性触摸，紧贴着作品人物与他们产生神妙的感应，他用精细准确的语感说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不是当时那种非常普遍的强人所难的新锐批评家，而像金圣叹那种点石成金的评点家，王晓明这种半旧半新的批评风格，是那个才子辈出的年代中一道少见的风景线。

1985年7月，当人们都在津津乐道高晓声小说创作的“鲁迅风”“苦难感”时，他却能看到：“二十年的贬居生活却似乎相当彻底地剥夺了高晓声的这种天性，不仅逼迫他选择与写作无关的生活方式，还进一步逼迫他忘掉自己是作家。无论他最初回乡时曾抱有怎样真诚的希望，当他一九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却发现一切如旧，自己依然是一个与文學无缘的贱民时，一种对作家来说最为悲惨的心理变形就在他信中无可延宕地开始了。他不但把自己看作一个农民，而且连感受和思考方式也渐渐和农民同化了。”于是，王晓明眼光严厉地看出了：“正是这种狭隘的共命运的心理情绪阻碍了高晓声。尽管他在一九七八年重新执笔，在理性自觉上迅速回归到作家的世界中去，可是在深层的心理领域里，他却不能同样迅速地告别农民的世界。”就这样，在《陈奂生上城》中，你会看到，“他常常还是以陈奂生的近邻自居。他肯定知道应该重新理解自己的记忆，努力从审美洞察的高坡上去俯瞰陈家村：可不由自主地，他又常常想径直奔到村口，把陈奂生们的苦处大声地告诉路人。”他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点出了高晓声创作的问题：“我相信他对陈奂生们的切身印象并不逊于鲁迅对阿Q的印象，可惜的是，他却不能从中形成鲁迅那样强大的审美洞察力，无法像鲁迅酝酿阿Q一样，从容去深化自己的感受。”这篇《在俯瞰陈家村之前——论高晓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就一下子把这位作家该时期的创作全部拎起来了，也解释了在《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之后作家的创作一路下滑的原因，也非常精彩地解释了很多“归来作家”在长于和短于这种“个人传记写作”的普遍原因。王晓明认为这是高晓声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陷阱”：“我懂得了他为什么会失去自持。即使他在构思中打定了主意，要居高临下去刻画陈奂生，一进入实际的写作过程，这理性的意图却常常不能贯彻到底。尤其是具体的叙述方式，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他的心理情绪。一旦他重新去体验陈奂生的心理，学着他的口吻说话，他自己那些尚未深化，因而与陈奂生的心理颇为相类的心理郁积，就自然会紧随泄露出来。”①从一两篇小说入手，从一个小切口进入对作家整体创作状况的分析，是王晓明最拿手的批评手段之一。例如，他通过分析沈从文的几篇小说，得出了这位作家“乡下人的理想”与“城里人的文体”这种的精当结论。事实证明，当他把这种分析方式运用到当代小说的评论的时候，依然会举一反三、事半功倍。

半年之后，针对批评界大加吹捧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时，王晓明也反其道而行之，质疑了他创作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以前对张贤亮的小说“常常太粗心，忘记了在小说家和他笔下的景物之间，还站着一个叙事人”。例如从1980年起，“张贤亮笔下却走出了一个把你一下子就吸引住的叙事人。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在《土牢情话》中化身为石在，直接以第一人称陈述自己的经历，到《灵与肉》里又变成许灵均，小说尽管是用第三人称写法，实际上仍然是依他的思路展开叙述。在张贤亮此后的大部分小说中，我们都能看见这个男人，他最近一次的名字叫章永麟。他不但始终充当了小说的男主角，而且同时担任着故事的叙事人。”对张贤亮为什么要放弃他擅长的传统叙事方式，而制造出这样一个叙事人，正可以看出他作品内部的“个人的一部令人悲哀的受难史”。而什么人能将作家笔下的章永麟从“饥饿”和“性无能”中拯救出来呢？他设计了一个像马樱花、黄香久这种西北具有强悍生命力和阔大包容力的乡下女人。于是，章永麟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情爱纠缠，就被大多数批评家升华为“忧患忏悔意识”的小说主题。于是，就在很多人都为章永麟对女人的频繁背叛辩解时，王晓明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麟，不但在吃饱了马樱花的土豆馍馍之后，反倒暗暗地瞧不起她，更在黄香久使他恢复了男性的生机之后，干脆抛下她远走高飞了。”可能，“正是这种对于叙事人背叛行为的持续关注，赋予了张贤亮的小说一种震慑人心的揭示力量。”但他指出，这种阴暗心理正是那一代人“个人的一部令人悲哀的受难史”所赋予的：“在那些陷身地狱的日子里，背叛几乎是不知不觉就发生的，正像一个溺水者，他是身不由己就要去攀抓身边的任何一件漂流物的。”他进一步分析说：“在这里，张贤亮第一次揭示了背叛行为的深层心理基础，那决非理智思考的失误，而是人本性中的私欲。”紧接着，他将批评的犀利之笔直接指向张贤亮这种小说的“情感结构”，并对其展开了批判性的反思：“正是在这些作品里，道德变形的真正根源被陆续揭露了出来。石在对土牢的恐惧，他的求生本能，以及他对其他一切比自己幸运的人的那种疯狂的嫉恨；章永麟的饥饿感和性冲动，他那被逼到内心深处却又盘桓不去的文化优越感和个人野心，特别是他在长期非人待遇下逐步养成的那种道德上的麻痹感——正是这些东西共同造成了‘我’的一系列背叛行为。那个男人的面目越来越清楚了，他非但不是英雄，也谈不上是大恶，甚至不能算一个男人。希望破灭后的沮丧，幼稚引起的惊慌，良心未泯所造成的苦恼，求生本能逼迫成的卑劣——他正是这一切的混合物，一个集软弱和机敏于一身的受难者。”②这篇发表在《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的犀利文章，等于是戳穿了刚刚被建构起来的“章永麟神话”，它的反思的力度，为前后几年的文学批评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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