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
报告称人们食用疯牛肉和疯牛奶是安全的。然而，报告发布没多久，就有人因此染上了疯牛病。这不仅让英国皇家学会的权威大打折扣，而且导致公众对其之前发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表示怀疑。自此以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时刻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一片激烈的反响。
3.全民公投要求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
出于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忧，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要求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向政府提出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要求。2011年，美国有20个州针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提出了全民公投的提案。2012年，超过一百万的美国民众签署了请愿书，向食品药品监督局要求实行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为此，2012年夏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专门开展了一次全民公投活动，结果53%的人反对强制标注，导致提案未能通过。2013年华盛顿州的公投也以提案未通过的结局收场。
2013～2014年，康涅狄格州和缅因州先后通过了转基因食品标识法案。但是，目前这两项法案并没有实际效力，因为州政府设定了生效前提条件，即只有邻近的4个或5个州也通过类似法案才会生效。另外，2014年佛蒙特州也通过类似法案，但其不同之处在于没有附加任何生效条件。
二、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老布什政府曾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实质等同”原则，即虽然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在生产方法上有所不同，但食品本身并无实质性区别，因此无需特殊标识，这一原则一直沿用至今。美国实行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制度，是否标识由生产者自行决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只负责提供标识指南。2015年，美国众议院农业委员会通过了禁止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的决议，明确表示禁止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但如果企业自愿标识，政府则不得干涉。这里提到的标识并不局限于包装上的标签，还包括广告、媒体或互联网上的宣传介绍。自愿标识的企业需要向美国农业部（USDA）提交转基因相关说明材料以进行审核。同理，企业也可以自愿标识“非转基因”食品。但是，“转基因”标识和“非转基因”标识都不能暗示自身比对方同类食品更安全、更营养，或有否定、诋毁对方之意。
对比之下，欧盟对转基因食品则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主张风险预防原则。欧洲国家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面积较少，而且引进的转基因食品数量也较少。2003年7月2日，欧盟还通过了对所有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的法案，规定凡是转基因物质含量超过0.9%的食品都必须添加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前，包括欧盟、中国、日本在内，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对转基因食品附加了特殊标识。
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标识，并按照目录定性标识。2002年，中国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制定了首批标识目录，对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大豆、油菜、玉米、棉花、番茄5类17种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定性标识，其他转基因农产品可自愿标识。
三、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主要议题
1.转基因食品能否使人们从中受益？
转基因农业经历了20年的发展，然而，科学家们当年就转基因食品许下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兑现多少，当初宣称转基因食品将会带来巨大效益的预言也扑空了。比如，在孟山都公司担任过研究员的查尔斯·加塞尔曾在1994年预测将来能为缺乏食物冷藏保存条件的国家提供慢熟的、经过基因改良的水果和蔬菜，其保鲜期将是普通果蔬的5倍，以此来解决食品存储难题。但是，这种技术并没有得到商业化的开发与应用。
食物安全中心的执行主管安德鲁·金柏利认为转基因食品并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多少利益，在过去30年里，他们在转基因作物身上尚没有发现一条对消费者有切实好处的性能。卫斯理女子学院的研究员帕尔伯格说：“消费者完全有理由拒绝转基因食品，因为它们的口感、气味并不比普通食品好多少，而且也没有便宜很多。”转基因食品创造的收益大部分被转基因作物种植者、生物科技种子公司收归囊中，普通大众并没有获取什么切实的利益。举例来说，孟山都公司对其生产的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实行严格控制，如果出售的种子尚处在专利保护期，那么农民就不能依照传统惯例从收获的粮食中选种留存。孟都山公司为此专门派出种子“警察”搜查私自留种的农民，被查到的农民要支付赔偿。
黄金水稻项目推出了一种富含维他命A的转基因水稻品种，以望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营养不良的问题，拯救数以万计饱受饥饿的生命。然而，有些人认为生物科技给贫穷国家带来的好处被过分夸大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家瑞秋·舒尔曼指出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贫穷国家解决农业问题，比如引进高产量作物、增加灌溉、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如果以上资源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那引进昂贵的转基因技术又有什么意义呢？
2.现有的转基因作物是否会造成环境问题？
人们曾担心转基因作物会带来很多环境问题，但是，从目前看，只有一个顾虑演变成了事实，即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加快大自然对农达除草剂、杀虫剂的耐药性。比如，玉米螟和玉米根虫对杀虫剂产生了耐药性，一种对农达除草剂免疫的杂草已经在美国十个州扩散开来。
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的生物科技专家玛格丽特·梅隆说：“生物科技就像特洛伊木马，现在我们知道其中隐藏的只是毒性更大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为了达到除草、杀虫的效果，农民不得不使用一些毒性更强的农药。食品安全中心的金伯利说，“这已经退步成了一场化学战争”“现在只能闭上眼睛祈祷我们能找到一种取代农达的新的杀虫剂，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有批评者将矛头直指生物科技公司，因为在杂草对农达除草剂产生耐药性后，有些企业立马转向开发新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新一轮的“重蹈覆辙”。“橙剂”是孟山都公司研发的一种强效除草剂，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曾大量使用，越南人民和当地环境都深受其害。美国陶氏益农公司已经研发出了对“橙剂”免疫的转基因作物——抗2，4-D作物，但其在美国农业部的审批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极力反对。
很多生物科技支持者对这一现状也表示忧心忡忡。但是他们认为问题根源并不在于生物科技本身，美国大规模实行单种作物种植的农业经营方式才是加快害虫抗药性的罪魁祸首。虽然抗农达作物现在出现了麻烦，但至少它在过去的20年里发挥了价值，使农民使用毒性较小的、对人和自然损害较小的农药。他们指出农民可以建立害虫“避难所”来减缓抗药性的扩散，也就是说设立专门的小块地种植非转基因作物，让害虫在这里存活以繁殖不具有耐药性的后代。目前还没有法律规定种植抗农达作物必须同时设立“避难所”，但已经有条款规定种植抗虫作物应该配备其种植面积20%的“避难所”，对某些抗虫棉花来说，设置“避难所”的面积要达到种植总面积的50%。但是，2009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多达25%的农民并没有遵守上述设立“避难所”的规定。
3.是否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
加利福尼亚州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公投活动获得了环保组织、食品安全组织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尚未接受充分的测试，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威胁人体健康。他们提出人们有权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食物，以及拿什么食物喂养了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不应该把人类当作转基因食品试验的小白鼠，试想将会有一代人完全靠转基因食品成长起来，如果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们要求转基因食品信息公开，让人们有权选择是否要拿自己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参与这场大型“实验”。他们还指出全民公投活动是民主的体现，人们有权捍卫自己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知情权。
但是，反对方认为上述关于健康、环境方面的担忧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内的权威机构，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出结论：转基因食品并不会比普通食品存在更多风险。数百万美国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已经长达20年之久，至今尚未出现记录在案的有害健康的案例。转基因技术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在利益，而这场标识运动却试图将其妖魔化，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极为不利。转基因食品标识只会误导消费者，有暗示转基因食品有害健康的嫌疑。欧洲国家的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转基因标识的添加反而使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敬而远之。而且，强制标识一旦成为惯例固定下来，将会产生一笔数目不小的标识管理费，这些费用最终也只能由消费者来承担。
四、争议背后的深层原因
1.利益纠纷
转基因食品支持方与反对方之间的争议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一场关于利益的博弈，这一点从双方阵营的成员名单就可略知一二。反对方除了一些普通民众，最主要的是有机食品行业的相关利益者，如有机食品的生产者和经销商。支持方的成员除了一些科学家，掌握话语权的都是一些商业巨头，比如以孟山都、先正达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公司，以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卡夫为代表的食品公司。农业科技公司主打的营利产品为除草剂、杀虫剂及转基因种子。然而，有机食品生产者很少使用农药、除草剂，并且比较排斥转基因作物，他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会导致物种不纯。因为自然界的风、昆虫、蝴蝶等都是潜在的授粉媒介，有机农作物的基因一旦被“污染”，就会产出不纯的有机食品，这些食品的销售和出口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些经销商则想借此机会打压转基因食品以抬高有机食品的价格。
食品公司之所以纷纷介入，是因为其食品加工原料有很大一部分均来自转基因食品，反对转基因食品就相当于切断了其主要的食品原料来源。举例来说，2012年，美国88%的玉米和94%的棉花都产自相应的转基因品种，而玉米和大豆是美国食品加工业的主要原料，比如，可口可乐的甜味剂的主要成分是从玉米中提取的甜浆，还有制作饼干使用的油主要为大豆油。
在2012年加州公投活动中，孟山都、杜邦先锋、嘉吉等公司总共投入了近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比支持者筹集到的10倍还要多，硬是把一场民主投票活动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较量。原本支持标识一方的票数占据领先地位，但反对方借助雄厚的资金做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宣称一旦提案通过，管理标识产生的各种费用将会分摊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每个家庭每年需要为此支付400美元。于是民意迅速转变，最终反对标识一方以53%∶47%的微弱优势赢得公投。
2.宗教信仰与饮食习惯
大多数人一想到将植物或动物的基因植入到另一个生物体，就会感到害怕。将动物的基因植入到植物体的做法更会令人排斥。当伦理学研究渗透到农业生物科技领域时，人们开始从道德层面重新审视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有人认为制造转基因生物冒犯了上帝，或者说违反了原有的自然秩序。
有些神学家从宗教的角度解读基因工程，认为生物基因转移、重组基因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在学会做人之前，人类不应该扮演上帝”。他们还将矛头转向转基因种子，指责这种非遗传育种的行为干扰了自然的繁殖秩序。然而，科学家认为上述说辞都是站不住脚的逻辑层面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创造转基因生物看作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他们还反问：“既然人们可以接受转基因药物，为什么不能接受转基因食品？”
此外，转基因食品还会对一些形成已久的宗教、饮食传统产生影响。比如，素食主义者会对能不能食用植入动物基因的蔬菜感到困惑，毕竟这些转基因蔬菜已经不是纯净的天然蔬菜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信徒身上，比如印度教将牛敬为神灵、奉为至宝，而且很多印度教徒都是素食主义者，所以他们比较关心能否食用含有牛基因的转基因食品。同理，犹太教徒关心他们能否食用含有猪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总之，具有不同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的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日后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
3.农业经营模式
美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的是大规模的单种作物种植模式。广泛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十分单一，主要为玉米、棉花和大豆，2012年它们的种植面积占据了世界总种植面积的94%。但是，这种数千顷只栽种同一作物的做法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对立的，不利于农业的循环可持续发展。而且，美国盲目追求农业管理的效率，在大面积土地上只种植同一种作物，这样一来只需要用同一种杀虫剂、除草剂进行管理，直接导致了上文提到的害虫、杂草耐药性增强的问题。
结语
转基因食品支持者可能夸大了食品的优点，而反对者可能夸大了食品的危险性。虽然，目前尚没有发生可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但是它也没有像科学家预言的那样带来巨大的效益。未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可能还要持续很久，但笔者认为这场论战不应该沦为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政府应该坚定立场，协调各方关系，尤其是要保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制定科学合理的转基因食品管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