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变化,备正性命
《周易·象传》里面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天也”，乾道也就是天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说天道不断运行变化，人必须与天道协调并济，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本性。天道的本质，核心就是一个“易”字，“易”即是变，也就是变易。儒家强调“变”，体现为“生”，“生”就是“变”，生生不息即是变化不息。天道运行不已，即是变化日新、生生不已。
曾有人间山东一位著名的企业家是如何成功的，他说他请了三位老师教他如何成功，第一位是老子，第二位是孙子，第三位是孔子。我们如果从《周易））之“道”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说，老子长于天道，孙子长于地道，孔子长于人道，所以他实际上是遵从了天道、地道、人道“兼三才”的原则。老子很重视“见天道”，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孙子讲战争用兵之法，重视形势的掌握、斗争的谋略及战略，可谓地道;孔子教导他人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管理人众，他说“仁者人也”，无疑属于人道。
《周易·系辞》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每卦有六爻，六爻代表的是三才之道，也就是天、地、人。这就是说，《周易》在总体上是讲天道的，但天道亦可分为天道、地道和人道。因此我们讲道、天道，要分两个层次，一是总论天道，一是分论三才之道。就分别来说，《说卦传》认为：“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天道之用在分阴分阳，地道之用在迭用柔刚，人道则兼用仁义。而《周易》的总体则完整包容了天地人的道理。
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三才之道，更要总体把握易道，易道主要是就天道总体而言的。《系辞》把这一总体的天道称为易道，其特点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上下无常，唯变所适”。道始终在流转变迁，从不把自己固定于一个处所，一切事物相互变易。变动不居是说不断地变化，不可为典要是说没有一定之规。变化，才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原理。可见，要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关键是要掌握“时变”，这也是《易经》被称为“变经”的原由。
天地之道变化生生，人道即应变之道。
若从总的原则说，人面对天地变化的应变之道，按照《易传》的说法，可称为“乾乾不已”。
天道变化不已，地道生生不已，人道乾乾不已。《乾卦·九三》“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对此加以解释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进德就是增进道德，要以忠信作为根本。修业是指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事业中追求进步，“修”是修炼自己的能力，“居”是能够安身立命。这种修炼要和培养智慧结合起来。培养智慧是指要培养一种前瞻意识和全局意识，一种战略性的准备态度。所谓“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至”即知晓事物发展的趋向所在，“几”是指变化的苗头和先兆。优秀的领导者必须胸怀全局，能够遇见事物发展的趋势，把握先兆，事先做好从容应对时变的准备。“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即能够知道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就是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此规律把事物安排停当，各得其宜。最重要的，是“乾乾因其时而惕”，君子的乾乾之道，在根本上就是因时变而注重应对之道，文言两次提到这点。
《文言））还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可见“乾乾之道”总是与“时”有密切关联。所谓人要因时而变，与时偕行，都是指因应时势的变化，跟上时势的变化。在思维观念上，《文言》特别指出要避免“知进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丧”，认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正，其惟圣人乎！”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可以学习、『方效圣人。因应时变的关键在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常常发生进退存亡得失的转化，不注重转化发生的时机和先兆，不懂得这个规律，就会导致事与愿违。
可见君子把握天地之道，实践人道，关键是因时Ⅲ页变，与时俱变，有进有退，不失其正。
以上是总论人的应变之道。若从分别来讲，人的应变之道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1.察变之道。《周易·贲卦））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之语，时变不只是自然世界的种种变化，也包括人世间的时机、时局、时势等时世的变化。无论面对自然世界的变化，还是人世间的时世变化，首先必须要密切了解时势的变化，顺势而变，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孟子和孔子都注重顺应时变。孟子赞成这样的说法：“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基指优良的农具。乘势就是要掌握有利的条件，待时就是要掌握有利的时机。汉初的叔孙通认为“不知时变者”，不是真正的儒者。就是说，时势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若想把事情办好，办成功，要有智慧，有手段，有工具，但没有有利的时机，也是不行的。如果抓住有利的时势变化，顺时而变，乘势而为，就容易取得成功。
2.因时之道。中国古人不仅讲认识时势的变化，也注重顺时应变，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艮卦））中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孟子之所以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就是认为孔子是识时务者的俊杰。荀子认为，一个人谦虚有礼，节约俭朴，还不是大儒，真正的大儒要能够“应变曲当，与时前徙，与世偃仰”，真正伟大的儒者，应付事变举措都很得当，因时制宜，与时俱变。前人多讲“因地制宜”，其实更重要的往往是“因时制宜”，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制定合理的应对之道，是行动能够适应时势的改变。前人多讲“与时俱进”，这只是一方面，进或退，都要依时而变，时进则进，时退则退。除了与时俱变外，还要与“世”俱变，世就是世道人心的具体境遇，必须顺应其变化，这样才能做到“其道光明”
3.通权之道、通权达变。按照儒者的立场，因应时世的变化，一方面要奉行不变的大道，另一方面要掌握变通的灵活性，使二者兼顾。通权是对僵硬的原则主义而言。通变是面对变化的境遇，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实践之中加以结合。“权”的概念即是灵活应变的概念，原则当然是强调普遍性的，普遍意味着普遍适用，但事物的发展变异多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总会出现一些对原则的普遍性而言特异性的存在状况。因此，原则的普遍性不能被理解为抽象的普遍性。在实践领域，必须以实践智慧做主，用灵活性补充普遍性的相对不足。这也说明人道的普遍性与天道的普遍性有所不同。自然世界的规律大体上是普适的，既使这样也有变异存在，如生物遗传。人道更多的不是规律，而是规则，由人类自身制定的行为法则。这就更需要关注历史环境和具体事态的变化，在普遍原则的直接运用难以得出最好实践结果的时候，及时通权达变，使实践领域的困境得以化解。
通权是属于变通的，《周易》讲“变而通之以尽利”，运用对于世界变化的通透理解去贯穿于实践的全过程，就可以充分得到需要的利益。避开各种可能的害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变化，而变化总是趋向合直的时机。自然世界的“变”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人所造成的，人的有心参与，则是“动”。变通属于人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懂得这个规律，又能主动适应变化的规律，采取正确的应变行动，就能促使事物朝着有利方向发展。而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掌握改革的时机，这就是“变通者，趣时者也”。
4.时中之道。在应变中如何保持平衡适中，不仅是一种智慧，也体现了一种价值态度。价值态度的把握，也是“各正性命”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时变和时中的关系，时变是《周易》的观念，时中是《中庸》的观念，二者需要加以结合。《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之所以为中庸，重要的一点是，君子随时注意做到适中，无过不及，不会违背中庸之道。这就是时中，时中是把时和中结合起来形成的概念，既揭示了中庸原则的时变性，又展现了时变中应予把握的适中性。通过与时变化，达到合宜适中的目的，把握适中的法度，可以使我们在时变的实践中保持稳定的方向和合理的进程，事物时时变化，我们则要事事、时时把握中道。中道不是把守一個不变的原则，而是时时注意调整把控，不追求片面。
在这个意义上，中道的思维讲就是不要一味“求全”“求纯粹”“求单一”，而是辩证地联结事物的多个方面，动态地、可调整地发展。在实践中，中道的方案往住是最优的方案，而单一、极端往往都不能达到最优。在变化的时候，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另一方或消灭了另一方，而是两方面相对关系的变化。所以，必须在事物的相辅相成、阴阳互动中，执两用中，才能应变曲当，才是实践的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本性。
可见，《周易））包含了丰富的“道”思维，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人必须通晓世界的变化，才能认识世界。人不仅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还要推动变化的过程，成就世界的变化。人必须与世界从变化相配合，形成自觉的变化观，才能更深的理解世界之道，实现自己的目的。
回到我们的题目，乾道变化，表示天道出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各正性命，要求我们要因应时变，展现我们的实践智慧，从而也修炼我们的性命。（本文为作者在“泰山论道·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大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