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学术的新理路：关于王学与乾嘉学术关系问题的讨论
[摘要]当今学界有一种误区，以为王学在清初即被摒弃。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也以为乾嘉考证学是朱子道问学传统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惠栋、戴震是乾嘉学术的中坚，而其学皆与王学有关，这意味着王学传统并未在乾嘉中断，在余先生所说的朱子道问学传统之外，乾嘉学术还存在着另一条王学传统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清代学术，王学，内在理路说，余英时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09－08
1976年，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问世。在这本书中，余英时不同意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认为：“我们很难想象，只是反，便可以反出整个清代的一套学术思想来。贯穿于理学与清学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现在便要找出宋明理学和清代的学术的共同生命何在。”余英时寻找到的清学与理学之间的“共同生命”，就是“儒家智识主义”，具体地说，也即是朱熹的道问学传统。他认为，乾嘉考证学的形成过程即是朱子道问学传统(儒家智识主义)的高度发展，“东原之学出自朱子‘道问学’的传统，但同时又将此传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东原的新义理是清代‘道问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儒学发展理论”。“清代考证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称它作‘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余英时的这个主张，后来被学界概括为“内在理路说”。余氏此说，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丘为君把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称作20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并且认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但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则“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笔者毫不怀疑“每转益进说”和“内在理路说”高瞻远瞩的气象，但却认为，“内在理路说”所找到的乾嘉学术的内在理路，似乎还不尽全面。其实，在朱子道问学传统之外，乾嘉学术也与王学颇具渊源。
一、惠、戴学术的王学源流
在乾嘉诸老之中，惠栋(1697—1758)与戴震(1724—1777)是乾嘉考据学的“中坚”，戴震更是乾嘉清儒的主将与象征，而惠、戴的学术却都与王学紧密相关。
首先，惠栋与清初黄宗羲(1610—1695)的心学关系密切。黄宗羲是清初王学的代表，而江藩称赞黄宗羲说：“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又以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又谓昔贤力排佛氏，不检佛书，但肆谩骂，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险，不能剿绝鲸鲲也。乃阅佛藏，深明其说，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窾要。”这段话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黄宗羲的心学与堕入禅门一派的王学不同，乃是阳明心学中讲求实际实证的一派，即所谓“姚江之诤子”；二是说，黄宗羲的主张，从大的方面说，是汉宋兼采的，从小的方面说，又有“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的分别，此即是说，黄宗羲主张在学术的层面师宗汉儒，而在立身行事的层面师宗宋学。对照江藩的下面一段话，我们即可见到惠栋学术与黄宗羲实学心学的治学宗旨的相同之处。江藩说：“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黄宗羲“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惠栋主张“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两相比较，则惠栋的治学宗旨几乎可以说是黄宗羲的翻版。
除了黄宗羲之外，惠栋的学术还与清代王学的另一个大学者毛奇龄有莫大的承继关系。在乾嘉之前，毛奇龄反朱最力。皮锡瑞论国初学术，以为胡渭、陈启源、万斯大、方苞皆汉宋持平，不弃宋学，“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孔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毛奇龄的学术，以反朱为最大特点，而惠栋治学的基点也是以反朱反宋为先，他率先标出的“汉学”旗帜，其实质不过是要取宋学而代之，这个基本精神与毛奇龄是一脉相承的。凌廷堪是乾嘉学术的重要学者，专治三礼，而于《仪礼》尤精。其论乾嘉学术，则明确观察到了惠栋学术与毛奇龄之间的承继关系。他说：“元明以来，儒者墨守程、朱，亦犹隋唐以前墨守郑、服也。元行冲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者，则又‘宁道孔圣误，讳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陈氏(耀文)《经典稽疑》、郝氏(敬)《九经通解》开其端。然其书或守诵习之说而未安心，或舍传注之文而别伸其见，学者咸以诡异视之。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固陵是浙江萧山的别称，固陵毛氏即毛奇龄。凌氏肯定了毛奇龄大反濂、洛、关、闽之局的功劳，同时又认为，其学有“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之弊，而惠栋、戴震继之，取毛氏之所长，舍毛氏之所短，“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由此可见，惠栋的学术是直接毛奇龄王学而来的。
戴震学术中的朱学因素，余英时先生所论甚详，已无庸赘言，而戴学中的王学渊源，余先生尚未揭明，则需作进一步的澄清。
惠栋之反宋，主张在学术方面尽反宋学，但总算还是给宋儒在立身制行方面留了一点颜面。至于戴震，则最激进，他不仅否认宋儒的学术，也否认宋人的行事。戴氏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这不啻是说，宋学是“大道失而行事乖”的根源，宋儒不仅在学术上有主观臆断之弊，而且由于学术“实未能得”，行事也颇为乖张，宋儒的学术与行事当在抛弃之列。这个见解比惠栋更激烈。
戴震这样做，同样有其王学源流。据钱穆的研究，戴氏早年尊朱述朱，而遇到元和惠栋之后，其学乃一变而为尽反程朱，惠、戴交往，是早年戴震与晚年戴震的分界。在戴震学术演变过程中，惠、戴交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至于戴震何以在会见过惠栋以后就发生了从尊朱到反朱的重大逆转，钱穆没有深究。据管见所及，戴氏之所以由早年的尊朱述朱，一变而为中晚年最激烈的反对程朱，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戴氏受到了惠栋反宋思想的震撼。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又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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