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云：从清华园走进抗联密营

计划已难以实施，经与县委负责人商量，冯仲云决定回省委请示和研究下一步的工作。4月的松花江还未解冻，不能行船，当时又不通铁路，冯仲云与交通员李升只得步行回哈尔滨。八百里路程，两人历尽艰辛地走了20多天，回到哈尔滨时，两人已是衣衫褴褛，形同乞丐。

回到哈尔滨后，省委指示冯仲云学习了中央关于在东北实行反日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读罢此信，冯仲云感到他在汤原时所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有了答案，使他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当即便想回到汤原，按照指示信的精神，在那里建立起大片的抗日根据地。然而，考虑到南满的抗日游击斗争在杨靖宇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必须把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尽快传达到那里，因此省委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而是派他去南满的磐石、海龙等抗日游击区去传达《一二六指示信》。于是，从当年5月1日到6月底近两个月时间里，冯仲云辗转于险象环生之中，终于在海龙的周家街和磐石的生财沟向当地的党组织传达了中央的最新指示信。在周家街作传达时，由于会上只有山东籍的游击队长老刘是汉族人，其他成员皆为朝鲜同志，而朝鲜同志中能说汉语的又听不懂冯仲云的江南口音，无奈中只好先由刘队长将冯仲云说的南方话翻成山东话，然后再由懂汉语的朝鲜同志把刘队长说的山东话再译成朝鲜话，传达现场需要两次语言转化，党中央的最新指示才得以完整地传达。而在磐石的传达结束时，冯仲云因落入伪军的搜捕被吊在了房梁上，庆幸的是，伪军营长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但将他从房梁上解下，而且还将他的眼镜、路费、长衫、帽子、路线图等一一奉还，最后还在放行时告诉他去往火车站的近路。

1933年8月，根据新的斗争需要，省委安排冯仲云接任省委秘书长，薛雯则继续做交通工作并负责保管文件。就在这一年，日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全境的占领，一度轰轰烈烈的抗日义勇军斗争沉寂下来；而由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则在南满、东满和北满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吉东周（保中）”之说。其时，省委对外地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主要采取3种方式：一是派人巡视；二是调人来汇报；三是由各地的交通员送来报告后，省委再作出指示让交通员带回去。这样一来，省委秘书长一职便成了省委掌握全盘工作的一个枢纽。在冯仲云担任省委秘书长的那段时日里，由于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迅速发展，因而导致敌人在加紧“讨伐”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城市内的严密布控和搜查，这就使得党在城市的组织时而遭到破坏。随着部分被捕人员的叛变，作为秘书长的冯仲云，其工作更加危险。正是在这种险恶情形下，冯仲云以坚强的党性和严谨周密的工作，不但有效履行着工作的上传下达和对来往人员的接应转移职责，而且还保证着省委机关报《东北民众报》和理论刊物《满洲红旗》的编辑出版。

1934年10月，担任秘书长刚满一年的冯仲云被省委派往哈东抗日根据地去加强那里的组织领导工作。临行前，组织上已决定薛雯带着孩子离开哈尔滨。此时，夫妻二人又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薛雯决定送孩子回江南老家安顿。临别时，冯仲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分离，有三种可能：一是短期分离；二是长期分离；三是永别。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无愧于革命。”因为同是在这一天里，他们得知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捕牺牲的消息，为了感怀这位革命家，也为了在不知何日的重逢中便于相认，他们为女儿重新取名为冯忆罗。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夫妻二人坚定的斗争信念。

冯仲云到达哈东根据地时，这里正处在日伪军开始冬季“讨伐”的前夜。在珠河县一个名为三股流的仅30户人家的小山村，冯仲云与哈东游击支队司令赵尚志和政委李兆麟会合，并向在此召开会议的珠河中心县委成员传达了省委来信。会后，他随哈东支队活动，不久担任了支队代政治部主任。反“讨伐”斗争开始不久，省委又接连送来两份指示信，内容与冯仲云所传达的指示一致，要求珠河中心县委和哈东游击队团结一切反日队伍，不但要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而且要在新的斗争中把珠河、延寿、方正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哈东支队的基础上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在反“讨伐”斗争中，围绕省委的指示信，冯仲云与赵尚志及中心县委负责人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突破敌人的包围还是保护根据地不受破坏方面。赵尚志主张在敌人重兵压境下，不应固守游击区，而冯仲云则认为不应只重视突围而忽视对根据地的保护。后来省委组织部长刘昆来此作结论性意见。刘昆的意见既有对赵尚志的批评，也有对冯仲云的批评；而对冯仲云的批评则显得多了些，这样就使得冯仲云的威信受到了一定影响。加之冯仲云高度近视，且身材高大，随队伍行动不便，也使他鲜有勇敢冲锋的表现。对此，哈东支队以冯仲云自认为自己不能在对敌斗争中成为军事政治人才，愿意回城市工作为由给冯仲云以“严重警告”处分。对此，冯仲云在表明自己态度的同时，很快振作起精神，后来县委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道：“老冯有些转变，常提出一些较正确的意见。”

密林十载唤河山

1935年的1月28日是一个朔风怒吼、大雪飞扬的日子。这一天，哈东支队根据省委指示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刚被省委恢复了党籍的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则任相应的军师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则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转战，在一次次大大小小胜利中，第三军的实力得以不断扩充。到了1936年的“九一八”纪念日，珠河中心县委和汤原中心县委在设于汤原县帽儿山里的三军被服厂内召开了“珠汤联席会”。会议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赵尚志任临时省委执行主席，冯仲云任临时省委书记。这次会议对统一北满地区党组织的领导，统一指挥第三军和第六军的联合抗日行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北满的抗日游击活动逐渐扩展到小兴安岭西麓和黑龙江边。1937年6月28日，为了与周保中领导的吉东党组织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取得更多共识，北满临时省委再次在第三军被服厂召开了有周保中和李兆麟参加的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尽管当时已入夏，但冯仲云仍穿着破得不成样子的棉衣棉裤。当被服厂一位女战士提出要为人称冯省委的冯仲云缝补一下棉衣时，冯仲云则希望先为其拾掇一下戴着的眼镜。因为那眼镜早就没了腿儿，是用线挂着的。可见冯仲云在深山密林中奔波的艰辛。但在这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上，因被指控在“珠汤联席会”上靠“耍弄手腕”而当选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他不但被撤销临时省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宣传部长，而且还受到“严重警告”和剥夺新省委常委被选举权的处分。而后来从保存下来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冯仲云在“珠汤联席会”上当选为临时省委书记，主要是由对冯仲云印象较好的汤原县委负责人夏云杰推荐的，且当时多数同志同意了夏云杰的意见，并非是冯仲云“耍弄手腕”。对于来自执委扩大会议上的处分，冯仲云在事后写给临时省委转中央的信中表示，希望中央批准他调往其他党部，但在中央未批准之前，自己一定以最大努力来担负起在北满应有的任务和工作。

1938年5月1日，在险恶危殆的局面下，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境内巴浪河东岸的一座山上召开第七次常委会。冯仲云这时虽已不是常委，但他列席了会议。会上，他为省委书记张兰生写了近3万字的报告，会议的决议也是由他起草的。会议纠正了反日统一战线中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和各种反日武装的“左”的做法，动员布置各联军部队向有广阔回旋余地的小兴安岭西麓转移，通过“西征”来开辟新的游击区。当“西征”行动开始后，冯仲云和张兰生留在已经转移至密林中的省委机关指挥全局。这时的他，有力地协助张兰生支撑省委工作的全局。到了冬季，边战斗边转移的各部队都被敌人围困于深山密林中，在粮源中断的情况下，官兵们不得不以草根、树皮、松籽、兽皮为食。“雪里吃，冰上睡，十冬腊月穿单衫，抗联战士是英雄汉，一团烈火在心间。”这首当年的民谣便是对那时艰苦生活的写照。当时担任下江特委书记的高禹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

吃马皮、树皮、松子的战士们正在酣睡，负伤同志的咳声抓动着我的心弦，周身的热血在奔腾狂流。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促使我们在急转的旋涡里踏着点点的鲜血，前进，冲锋，杀敌！

接到来信后，冯仲云回信写道：

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伟大事业时期。我们紧握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抗争，去与万恶的日寇拼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敌人在残酷的“讨伐”中没有放过“北满临时省委机关”。在审问被俘的抗联战士时，也不忘追问冯仲云与张兰生的住地和去向。一次审问中，敌人让被俘战士在几颗人头中辨认其中是否有冯仲云和张兰生。被俘战士想，若指出人头中有，就可以使敌人减弱对省委的搜捕，于是就随意指出两颗。敌人信以为真，就把那两颗人头挂到城楼上示众，炫耀“战果”。

1939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境内召开执委二次会议，决定取消“北满临时省委”的“临时”二字，直称“中共北满省委”，并通过选举组成了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人常委会，金策任书记，李兆麟任组织部长，冯仲云任宣传部长。这次会议还决定正式成立抗联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许亨植任第三军军长，张兰生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兼第六军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对新常委提出一个要求，即以最大努力设法打通与中央的联络关系，经常向中央报告工作。由于会前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在给省委的来信中建议“尽快使冯同志来下江，我们全体同志特别欢迎。”这样，冯仲云被安排去下江指导工作。

当时，下江特委交通员能够经常到苏联边境某处取回书报杂志。一天，黑龙江对岸的苏方传来消息，说他们收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这使冯仲云产生了抓住这个线索，打通与中央关系的想法。于是，经新任省委书记金策同意，在1939年9月18日这天夜晚，他与高禹民在苏方的接应下进入苏联的边境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伯力，他用4天时间给中央写了3万字的报告，表达希望见到中央同志的热望。虽终未得回音，但从联络人员中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1941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两个省委代表联席会在伯力的“55号舍”召开，会议以冯仲云、周保中、赵尚志三人讨论的形式进行，形成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纲领草案》。会后，周保中给金策和李兆麟及北满省委执委写了一封信，信尾写道：“我和尚志共同提议冯仲云同志可以担任第三路军总部政治委员。”最后是周保中与赵尚志两人的署名。

1940年3月下旬，冯仲云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由伯力返回到小兴安岭东麓，经过几百里渺无人烟的密林向西麓艰难跋涉，21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第三路军指挥部并见到了李兆麟。冯仲云对李兆麟说：“我给你带来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得来不易，它是先从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俄文，然后又由俄文译成中文的。”

这年5月，冯仲云正式就任第三路军政委。这标志着他已从一个稚嫩的青年学子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成长为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者。同年9月下旬，冯仲云与第三路军所属第三支队队长王明贵，第九支队队长边凤武、政委高禹民一起，率领200多名抗联战士出奇制胜地攻克了日伪军盘踞的克山县城。同年11月，当北满和吉东抗联部队陆续撤往苏联境内时，冯仲云带着十几（转33页）（接20页）个人，在接近零下50度的奇寒中伴着狂舞的大雪再次进入苏联境内。12月，他参加了为讨论东北抗日游击斗争根本问题而在伯力召开的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路军干部会议，并在会后去抗联部队在苏境内的整训地即北野营，参与整训的领导工作。1942年8月，在苏联整训的抗联部队统一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后，冯仲云担任了政治部情报科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苏方意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成了五十几个大中小工作组分别由空中和陆地返回东北，配合苏军接管各大中小城市，周保中负责长春组，李兆麟负责哈尔滨组，而冯仲云则负责沈阳组。9月11日到达沈阳后，身着苏军制服的冯仲云按计划在苏军警备司令部以副司令身份展开工作。在苏蒋与苏我关系一时尚显复杂的情况下，他成为了先机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李运昌部与苏军接洽的最可靠人员。在9月20日到23日的3天时间里，他又同从长春特意赶来的周保中一起，向刚刚进入沈阳张氏帅府展开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彭真和陈云汇报了14年来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情况，并将东北抗联党组织的工作材料和档案材料移交给东北局。至此，孤悬于东北敌后并与中央失去联系十余年的东北党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1946年4月，根据东北局的安排，已经由沈阳撤到哈尔滨的冯仲云就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在这一任上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底。这中间的1946年6月，冯仲云和爱妻薛雯、女儿冯忆罗重逢于哈尔滨，陈云、彭真、林彪、林枫4对夫妇还在道里区一家小饭馆聚餐欢迎薛雯，大家一致称赞冯仲云和薛雯的忠贞爱情。

1946年的7月7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重要纪念日。这天，松江省和哈尔滨市20万各界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冯仲云在会上发表讲话并提议把哈尔滨的3条主要街路分别命名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以纪念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和赵一曼。

195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表彰人民解放军战功卓著的将领，举行了隆重的授衔和授勋仪式。勋章是对军人的奖励，而在当时拍摄的影像中，冯仲云身着便装十分引人注意。此时的冯仲云已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按照规定不能被授军衔，但因他功绩显赫，所以被授予两枚勋章，即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着便装授勋的殊荣背后，是共和国对他以及抗联将士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巨大牺牲的高度褒奖。授勋结束后，回到家中的冯仲云对薛雯说，这勋章不光是给我的，也是给我们满洲地下党省委和东北抗联的同志们的。他还说：毛主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特别激动。毛主席对我讲，你是冯仲云吧，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毛主席还说，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难。

1959年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冯仲云在重组的新班子中继续任副部长，为新中国的水利和电力事业不辞辛劳地参与规划和勘察，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文革”中的1968年3月，冯仲云受迫害致死。1977年11月24日，冯仲云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王震、罗瑞卿、肖劲光、伍修权、吕正操等参加了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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