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４世纪青花瓷器

原著/约翰·亚历山大·波普（美国）

翻译/裴光辉

托布卡普宫藏品的档案清单

藏品的基本资料在宫殿的档案清单中，我们得费点儿时间从头开始说起。一号档案是清单891/1486，（注：以伊斯兰风格标注日期的材料先是标出伊斯兰历纪元，后跟着一个斜线，然后是相应的公元纪年。其他所有日期均为公元纪年。）这也是第一个和现存最早的档案，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完成新皇宫的建设大约是在1467年。在最初的文件中没有关于中国瓷器的参考资料；但在不到十年后的第二份文件中出现了，其日期标注是901/1495。这份档案的条目很简单，文字如下：碗一，酒瓶一，酒瓶一，大口水罐一，酒壶一。该记录显示了土耳其王室收藏的五件瓷器，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期。

第三个档案是907 /1501年的收藏目录，列出11件藏品：Fagfur大口水罐两件，Fagfur酒瓶一件，Fagfur酒瓶一件，碗五件，盘两件。

土耳其语言中关于中国陶瓷的术语数量有限，而且含义常很模糊。Fagfur一词的意思是中国的皇帝，从这个词又派生出Fagfuri一词，该词则泛指中国的瓷器。（注：该词似乎源于伊朗，与俄语中表示瓷器的单词ФАРФОР相似。)另一个含意笼统的词是Cini，意思是中国或汉语的，还可用来指瓷器；该词语源于波斯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著名的Cini-hane， 即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在阿德比尔城(Ardebil)建造的撒菲(Safi)酋长清真寺里的瓷器室。Hatayi一词在许多情况下，意为“中国的、中国人的、汉语的”，因而有时也意为瓷器。它可能来自于Khitai一词，系中亚的土耳其人对中国的称谓，后被早期的西方作者误为Cathay 一词。它指的是从中亚传到安纳托利亚的莲花装饰，现一般用来指长有宽大叶子的各种花。Martabani指青瓷器皿，该含意广泛使用于土耳其、近东地区以及早期西方瓷器贸易家中，显然他们是从贸易旅行中听到这个词汇并且采用了它。在欧洲，该词还用来指从唐朝至明朝各个时期，在整个东南亚随处可见到的某种庞大的、笨重的、涂有褐色釉的储藏罐。这个单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缅甸的马达班港，正是从那里，中国和暹罗生产的众多器皿被装船运送到印度、非洲和早期的近东。（注：正如科里斯（Collis）指出的那样，马达班只是断断续续地作为港口。1400年后，横贯半岛的墨吉－坦纳舍忍要道（Mergui-Tenasserim route）更为常用。在当地的方言里，其中的后几个名称的发音发生变化，听起来像马达班（Martaban）音；因此，有可能后来这一词语被笼统地用来泛指来自东方的此类型的所有器皿。）这些单词中常会出现在指称瓷器的清单目录中，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Fagfuri。这种状况表明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任何单件瓷器的性质。描述时，有时使用了表示颜色的形容词，有时却描叙成“具纹饰的”，而这似乎是不加区分地泛指青花瓷及釉面上涂有彩饰的器皿。

第四个档案上记载的伊斯兰日历是“10 Saban 910”，即相当于公元1505年1月10日；该卷被称为王宫国库的清单目录。目录的概述中，包括有金器、银器、织物、长袍、武器、铜器、地毯、挂毯、钱币、镜子、烛台、各种饰品、欧洲素窗帘、欧洲图案窗帘、薄纱、扇子、瓷器（Fagfuri）器皿、雕刻的木制盘子、依兹尼克（Iznik）大水罐、康亚(Konya)的陶杯和黄铜碗。那些引人注目的具体条目翻译如下：具装饰的瓷酒器两件，瓷瓶（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中国浅瓷碗（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瓷大口水罐两件，白色浅瓷碗（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白色大瓷盘一件，具装饰的瓷碟两件，小瓷盘（装在一个容器里）七件，白色小瓷碟三件，瓷盘（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

这二十一件藏品表明了瓷器收藏的稳定增长；而一起收藏在国库的其他物品的性质也给瓷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金银之物”当然会同外国的稀罕之物“欧洲窗帘”一样被珍视，但是粗劣的本国产品，像“依兹尼克大水罐、康亚陶杯和黄铜碗”之类，不禁使这个让人充满期待的以为会发现真正的东方奇观的清单黯然失色。

约十年之后，出现了另一份文献。这是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能够揭示瓷器来源的文献。记载的日期是伊斯兰纪年920年即公元1514年，文献记录了塞利姆一世（绰号“格里姆”）击败波斯王沙·伊斯迈尔（Shah Isma’il）后带回来的战利品。列举的瓷器多达62件：大小中国器皿35件，大盘10件（其中白色2件，青瓷4件及彩瓷4件），小盘17件（其中白色4件，彩瓷13件）。

很明显，在阿巴斯大帝在阿德比尔城建造著名瓷器室（Cini-hane）的近一个世纪之前，伊朗高原的贵族们早已收藏了这些来自遥远中国的精美、神秘的瓷器；而这些来自大不里士的沙·伊斯玛仪的黑希特·倍黑希特宫（Hesht Behesht Palace）的62件瓷器一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了。提到的品种有白瓷、青瓷和彩瓷。前两种器皿易于辨识，因为今天还能在阿德比尔的藏品里和伊斯坦布尔发现白瓷和青瓷；但是，“彩瓷”也许指的是青花，或者至少包括青花，因为对青花瓷的辨识没有加以说明，而且当时釉上彩瓷器虽然出现在藏品中但为数不多。

这一时期后，瓷器在清单中出现较少，实际上在其后的一百五十年的文献中，似乎根本没有提及瓷器。但是十六世纪见证了土耳其帝国最强盛的时期，有理由相信瓷器还是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而且数量越来越多。1516至1517年间，亦即塞利姆取得大不里士城的胜利后，塞利姆又征服了埃及，几个月之中，占领了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这些战役的笼统的记述仅仅提到了大量的战利品落入了土耳其人手中；但是，如果给出细节，对这些战利品的来源进行仔细的调查，将会非常有益。因为大家还记得早在公元1170年，四十件中国青瓷从埃及运往大马士革的事件曾被写进历史，而且从七世纪开始，阿拉伯的商人就忙着把中国的瓷器销往整个阿拉伯世界。

也正是在塞利姆一世（1512－1520）统治期间，一位穆斯林商人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开始了他的游历和著书立说。这位商人与他的同伴刚刚从中国回来，并且曾被允许在北京居住一段时间。他把游记冠名为Khitai Nameh，共有二十章，于纪年922即公元1516年完成。游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在最后的一篇摘记中，他谦卑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世人才知道他叫萨伊德·阿里·艾克拜尔（Sayyid ‘Ali Ekber）；他还获得别名“契丹”（Khitai）。据传，他带回了两个瓷碗，上面饰有阿拉伯文字，是正德年间（1506－1521）中国皇帝武宗送给苏丹的礼物。（注：本人在伊斯坦布尔口头获得此信息，未能考证文献记录。）这样的器皿并不让今天的世人感到惊讶。这些瓷器和那些数量不菲的刻有阿拉伯文字的明朝青铜器早已让人们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即伊斯兰教在明朝时的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影响。萨伊德·阿里·艾克拜尔的叙述不但证实了这一事实，而且实际上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手史料之一。 他以其亲身经历描写了当时中国官员的生活，一些野心勃勃的穆斯林太监飞扬跋扈，长期操纵宫廷生活和品味，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德时期出现的一些品质超群的伊斯兰风格青花瓷。（注：此处不能不提到‘Ali Ekber所谓正德年间在位的中国皇帝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令人吃惊的说法。虽然，据了解这位皇帝是个性格乖戾、反复无常的年轻人（十五岁时当上皇帝，卒于31岁）， 但是，考虑到中国皇帝的起居生活都是在密不透风、无法撼动的习俗陈规中度过，如此重大的信仰事件的发生似乎根本不可能。此外，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这位皇帝身居官场和儒教的庞大体系中，如果他皈依伊斯兰教确有其事，也不会被公布于众，更不会载入史册。这一时期的年鉴（《明史》）没有相关记录，如果后来的历史学家竟能容忍这一史实隐藏于史册，确实难以让人置信（参考《明实录》）。综合各种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尽管我倾向于Laufer和Kahle的观点——他们在这一点上对Sayyid ‘Ali Ekber的诚实表示怀疑。当时，每个到东方的穆斯林教徒都希望能记录他的见闻经历；而且，教徒提供证明自己在不信教的人群中传播伊斯兰教的证据越多，就越能博得君主的喜爱，得到的奖赏也就越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情况。大量的证据证明，正德年间穆斯林教徒很受朝廷恩惠，Sayyid 从这些人中搜罗些消息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的叙述难免会偏离事实的严谨边缘。）

塞利姆死后，他的儿子苏莱曼一世（Süleyman I）继承王位，土耳其人称之为“立法者”（the Lawgiver），而在西方他却以“华贵者”（the Magnificent）而著称。这位君主所用之物，皆精美极致，美仑美奂，因此中国的瓷器成为他的宫廷收集的礼物，也丝毫不让人奇怪了。(注：应该提及的是，在苏莱曼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分别于1534年、1548年和1553年向波斯发动了不下三次的军事出征；前两次的军事出征中，他的军队曾一度占领大不里士，其中一次占领长逾一年。尽管没有详细的史料记录，但仍不难相信由于战争，另有瓷器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并被运到君士坦丁堡。)事实上，苏莱曼在餐桌上使用瓷器，已为人所知。因为一位意大利游客在他的土耳其帝国首都的游记中记录下了这一幕：“……每人端着一个用来盛食物的具有银制罩子的大瓷盘，还带着个大木头汤勺，厨师就是用这种汤勺供上所有的食物。接着，他们随同侍长来到苏丹用餐的房间。在这里，这位伟大的土耳其人盘腿坐在地毯上，三位年轻人在地板上铺上一块长长的台布，然后在苏丹的膝盖上铺上一块薄的台布。”

为了储藏这些餐具，建筑师希那（Sinan）为他的主人建造了瓷器室（Cini-hane），作为皇宫厨房的一部分；众多的瓷器就是储存在那儿及皇家粮食补给处的糖食部。1574年，塞利姆的继任者穆拉德三世（Murad Ⅲ）在位时，一场大火吞噬了厨房，大量的瓷器被毁。损失的程度难以用数字来衡量，但是根据记载，那些损失的器皿被更换了。据此人们可以猜想十六世纪的大部分器皿都是在这时进入收藏之列的。

尽管瓷器在皇宫的某些地方似乎成为了平常的用品，然而十七世纪的文献表明瓷器仍是备受尊崇的商品。例如，1600至1650年的一段历史记录提到国库里放了个盒子，盒中装了两个小瓷杯，还有伊斯兰纪年1092即公元1681年的入库明细上列出了大量藏品，一部分存放在厨房，还有一部分存放在国库里。此外，另一份历史记录，时间是伊斯兰纪年1102即公元1690年，讲述了克里米亚可汗派来的乌兹别克大使给苏莱曼二世带来了礼物，其中就有两个中国的瓷碗。这些只是此类许许多多的无足轻重的条目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细节，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些像“两只白碗”或者“一只黄碗”这样的语句。这些档案记录的介绍最后以两条十八世纪的信息结束，而它们的意义不可低估。在伊斯兰纪年1145即公元1732年（注：伊斯坦布尔口头提供的信息，无法获得文献参考），据报道，一百二十八件中国瓷器从伊斯坦布尔的Ummü Gülsün王宫运到了皇宫国库。其清单包括如下物件：黄杯二十八件，瓷杯十四件，饰有宝石的杯子两件，瓷碟七件。

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伊斯兰纪年1176－1207即公元1762－1792年间，一份数目庞大的入库清单出现了。这就是王宫目录中的2175号档案，它显示了这些年间王宫藏有10，000套瓷器，因而也为收藏形成的最终日期基本画上了一个句号。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份庞大的清单上缺少细节的记录，我们能够获悉的只是这些器皿有大的、中的、小的，或者饰有鲜花、动物图案或其他样式。

在阿卜杜勒·迈吉德（AbdülMecid）时代（1839－1861），王宫各处的所有瓷器都放置于珍宝室(Treasure Room)。第一次对外展览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在位时，即1909年四月革命前，较少的一部分藏品在国库的展览厅展示。1910年，时任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馆长的哈利·爱德赫姆先生（Bey Halil Edhem）邀请德累斯顿的约翰纽姆（Johanneum）收藏馆馆长厄恩斯特·齐默尔曼（Ernst Zimmermann）教授对珍宝室的所有瓷器和存放在文物博物馆（Museum of Antiquities）的瓷器进行鉴定。阿卜杜勒·哈米德建造了伊尔迪兹凉阁（Yildiz Kiosk）后，搬了一些瓷器做装饰。后来他被推翻并遭到流放，这些瓷器就存放在了文物博物馆。当时的局势并不能让齐默尔曼教授完成他的工作。1912年巴尔干战争（Balkan war）后，这些瓷器被放置在两个大房间里，并且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为瓷器制作临时的安放装置，置于舍佛哩（Seferli，军事出征期间伺候苏丹王宫的侍从们）们的寓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哈利欧拜伊（Halil Bey），时任托布卡普宫博物馆（Topkapu Sarayi Müzesi）馆长，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再次邀请齐默尔曼继续他的工作；当完成对瓷器分门别类的工作后，这些安放瓷器的装置完工了。

二战时，出于安全的考虑，博物馆的藏品都被转移了。当藏品重新搬回时，在塔赫森拜伊（Tahsin Bey）的领导下，藏品被仔细的鉴定，数量不少的仿制品被清除，一批精美绝伦、最富代表性的瓷器展露出来。结果，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瓷器存放在了王宫的地窖里，而其余的瓷器重新摆放在老地方，即毗邻二号宫殿东南角的原王宫的厨房里。

藏品的范围

这批完整的瓷器藏品，数量约为一万件，尽管没有囊括瓷器器皿的全貌，却包括了其中的许多类别。藏品中近八千件源自中国，其中也有一些来自日本。伊斯坦布尔和附近的伊尔迪兹宫（Yildiz Palace）制造的土耳其陶瓷摆放在毗邻的陈列室，一同摆放的还有来自意大利、葡萄牙和俄罗斯的陶瓷；后者和那些代尔夫特、迈森、塞夫勒及维也纳的陶瓷大多是十九世纪欧洲君主送给土耳其宫廷的礼物。

来自中国的器皿可以分成三大类：青瓷、其他类别的明代瓷、清代瓷。青瓷的数目约为一千三百件，其中某些可能为宋瓷，例如有些制作得极薄的瓷碗和一些莲花型深碗都不带有后期瓷器的呆板工艺。只要浏览一下藏品或齐默尔曼的图版，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些器皿很大部分是元、明时期的产品，但从历史角度看，仍有理由相信其中的一些瓷器可以追溯到宋代。这就是那些又大又重的大肚花瓶和盘碟，其中不乏壮观可赏者。大维德藏品（David Collection）中颇有代表性的就是数目不菲的体态魁梧的大花瓶，瓶颈修长，瓶口呈喇叭状。这些藏品可追溯到公元1327年，其中许多被认为产于十四世纪，也不足为奇。一些花瓶将图案周围的地削去，让图案显示出浮雕一般的感觉；其他花瓶也有同样的装饰，却是将图案贴敷在瓶体的表面。（注：有人提出，这种切去表面，以浮雕法来表现花草卷曲的装饰方法，如大维德的花瓶上的，出现得更早（比如元朝）；并且认为在花瓶表面贴敷浮雕装饰属于明朝。但其所提供的例证似乎不足以成为这样空泛归纳的依据。）而两种瓶的瓶底制作方法却是如出一辙。制坯时，花瓶似乎并未制底，而是在准备烘烤时，用一块大于瓶底孔径的厚碟，上釉后置于瓶底，两者一同烘烤，坚固融合。这种技术常适用于制作此类大青瓷花瓶。大盘和碗有两种标准底部类型：一种是器外底完全上釉，而平坦的器内底却有一大圈未上釉的露胎，这一圈有时宽至一英寸，烘烤时，或成红褐色；另一类型则是器底足未上釉，而内底则全部上釉，中央呈凹形。有些花瓶饰有各种图案，或做成浮雕般贴花，贴花部分或留深铁红色的本色胎土，与青瓷的灰绿色相映成趣。这些图案内容包括花草、游鱼、云龙。饰有龙图者，边缘配有等距间隔的露胎贴花玫瑰花纹。其他类皆有相同的釉下浮雕状的图案。从釉下刻划、模印的图案经典样式中能看到设计的多样性；其中有些模仿了十五世纪青花瓷的式样和装饰，似乎表明他们是明早期的产物。

有一两个青瓷底部的釉上刻有一个土耳其人的名字：斯拉哈达·阿里·帕萨（Silahdar ‘Ali Pasa），记录下一位曾经拥有这件青瓷的十九世纪将军的名字。后来他把它们贡奉给了君主；这些瓷器也有可能是来自他这一阶层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进入王宫的。（注：此处提到这些瓷器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固有的优点，而是因为，正如将在阿德比尔（Ardebil）的藏品中看到的一样，许多瓷器的胎或釉上刻有姓名，而这位十九世纪的将军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以前只能依靠猜测辨别的历史悠久的有名例证。）

第二类瓷器被笼统地列在“其他类别的明朝瓷器”标题下，数量约达2600件，而且毫无疑问，是所有瓷器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此类瓷器中，青花瓷显然是最多的。那些可以归于十四世纪的瓷器，将成为本次研究的课题，在下文详细讨论。十五和十六世纪瓷器的完美代表，不仅有欧洲和美洲的藏品中的常见类型，显然还有不为西方所知的许多类型。这些瓷器有些可以归入人们熟悉的类别，它们在形式或图案性质上变化甚微，例如，一只优雅的细颈瓶，瓶身绘有蒙古人在大地上舞蹈，饰有康乃馨（中国的石竹花）。若是看其照片【注26：参考书目56，图版36、37；及34，编号1496、1505。】，颇难让人相信其系真品，但若置于手中细鉴，则疑云顿失。这应该是十五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瓷器不易归类，这就凸显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近东地区收藏的青花瓷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瓷器上没有发现真正的明朝早期年号。洪武和永乐瓷极其罕见，此期大多瓷器颇让人疑惑其真伪，因此这时期的瓷器难觅踪影，也不足为怪。虽然不可能对每件展品逐一鉴别，但从整体上看，标有早于嘉靖年代的瓷器仍是罕见。仅在十六世纪后期为数不多的瓷器上发现了宣德年号，一件刻有阿拉伯文字的颇为典型的瓷碗上标有珍贵的正德年号。嘉靖年代的瓷器众多，包括七十件有年号的器皿；而万历年代的瓷器则是十六世纪末期瓷器的标准样式，尽管数量并不出众，只有少量的带有年号。其中明朝末年的青花瓷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同时还有一大类纹饰满密的既薄又脆的瓷器。这些瓷器曾在十七世纪大量涌入欧洲，当时被荷兰人称之为“克拉克瓷”。在结束对青花瓷的收藏范围的简介之前，同样惹人注目的还有约十五件罐，装饰粗犷，肩上缀有四个环形小系，此种样式曾出口到菲律宾。所有这些瓷器的底部都粘有粗砂砾，而这正是某些浅碗的特征，它们又大又沉，碗身狂放花哨，俗称“汕头瓷”。

明朝的瓷器除了青瓷和青花瓷，还包括为数众多的白瓷，这些瓷器始于十五世纪早期，分属于各个时期。有些朴素异常，不着雕饰；有些釉面下饰有刻花图案；有些有釉下印花图案。最不寻常的是，在这些无图案的瓷器釉面上，刻满了阿拉伯文字，字迹细小，如同给整个瓷碗饰上了花边一般。（注：上面的大碗通常被认为是十五世纪初期的造型。）彩瓷中，一些黄瓷盘和碗，如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有弘治和正德的年号；少量的瓷器着有五彩，当中有一件黄、绿、茄紫相间的精美瓷碗，带有成化年号。上文所提及的汕头瓷，还有一种典型的类别：有些数目可观，形状相似的盘碟，着浓厚的咖啡及褐色地釉，其上绘白色和青色相间的图案；弯曲的边沿饰有样式固定的花纹图案，中间则是飞龙在云雾中盘旋。最壮观的是那些镶嵌黄金和宝石的瓷器，约有两百多件，有盘、碗和小杯，分为白瓷、青花瓷、五彩瓷以至青瓷。这些黄金和宝石是在何处镶嵌的，依然无从知晓，但瓷器大都是十六世纪的式样，因此，认为镶嵌是同一时期进行的似乎也很有可能。（注：对于这些作品的产地人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人曾提到过伊朗和印度，而博物馆的员工说有些是在土耳其本土制作的，但是找不到任何真实的资料来证明。如果是在伊朗制造的，奇怪的是当地却没有留下任何瓷器，但在阿德比尔（Ardebil）藏品中，伊斯法罕（译按：伊朗城市）的齐黑尔素图（Chihil Sutun）， 马什哈德（译按：即伊朗东北部城市麦什德）的阿斯坦阔德斯博物馆（Astan Qods Museum），以及谷里斯坦王宫（Gulistan Palace）的后期瓷器中，本人都未发现。认为产于印度的说法很有意思，有必要深入研究。齐黑尔素图（Chihil Sutun）有一只弘治年代的瓷碗，白色，无图案，精巧，有字“Shah Johan Shah Akbar”，堪称此类中的佼佼者。）

清朝瓷器在藏品中占据了极大的数量，藏品虽然未能全面涵盖各朝，却是很好地体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个伟大时期的优秀瓷器。大量出现的青花瓷中，有一些引起了异常的关注，因为这些瓷器，使称不上是完全复制明朝早期的著名样式和图案，至少也算是极为逼真的模仿。在彩瓷中，有数量不菲的绿地五彩和胭脂地五彩瓷器，有些造型奇异，是西方藏品中难得一见之物。在西方备受推崇的单色釉瓷器在这里却难觅踪影，或许是因为不能迎合土耳其人的品味，或许因为直到十八世纪末中国才开始向国外输出此类清代单色釉。另一方面，某些瓷器一定是由于土耳其宫廷的定购才供给的，因此在别处难得一见。一些青花小碗特意用深色蓝料彩在釉面上书写土耳其铭文。一套餐具用大面积的深蓝装饰，中间是留白大勋章，边上镶着条纹；蓝色部分牢牢地覆盖着金制的星辰和月牙，瓷器的底部和盖缘装饰五彩花卉，而其余的白色部分写满阿拉伯文的《可兰经》文。

以上简短的概述只能部分地介绍这批宏大的藏品的范围。对于陶瓷研究者来说，这批藏品一直让他们惊叹不已，而且可能藏着作为贸易物品的陶瓷的生产历史及其一些重要的未解之谜，这些将需要更多的人去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陶器领域的一部分，虽只能堪称冰山一角，但希望能唤起人们对默默无闻的青花瓷的关注，并致力于对其在中国陶瓷史上地位进行恰当的定位。（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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