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近十年来的研究述评

〔摘 要〕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的几代领导核心与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日益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内容。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通过学术史的考察与述评，审视和总结不足之处，进一步深化这方面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邓小平；中共党史；学科理论问题；研究趋向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1-0093-03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日益开启学术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路径，党史研究的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党史学科分支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对于党史学科认同意识在不断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对于中共历史整个发展过程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即党史学科的主体部分如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经验、党的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研究，还表现在对党史学的性质和定位、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历史分期、特点、研究目的、意义、功能、与党史相关学科关系等党史学科建设理论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比如，党的几代领导核心（诸如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就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尽管十年前已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梳理和综述[1]，但2004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因此，为进一步深入推动问题的研究，本文拟对近十年来国内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作学术史的梳理和述评，并提出其研究趋向。

一、学术观点梳理

（一）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整体研究

王先俊等认为，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共历史学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重新确立了中共历史研究的科学指导思想；丰富了中共历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拓展了中共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角。[2]宋月红认为，邓小平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实践中书写历史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学习的理论与方法，从总结历史、开辟未来出发，在新时期大力倡导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用以教育青少年、干部和人民群众。[3]杜宝青认为，邓小平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与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科学认识党史与指导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他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党史学科的科学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姜国顺认为，邓小平在党史研究工作中的先进指导思想和成果，对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思想指导，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创新党史研究方法，为党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5]

（二）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就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分析与探讨，即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即对于中共党史具体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历史经验、自身建设史等评价原则以及党史学的研究方法。

1.关于第一层次。田兴斌认为，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保持了较多的独立思考，他对现实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已触及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层面，这些思考与努力，为他对中共党史学理论作出贡献奠定了基础。[6]牛兰芳认为，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思想，提出了一套科学认识党史和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包括认识、研究中共党史的原则和方法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一党史观的贯彻落实对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民主的恢复，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7]

2.关于第二层次。关于历史评价的研究方面，王路坦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思想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提供了多种载体和渠道；对待国史党史，则出现了感性诉说盛于理性判斷，断章残编置换整体把握，随意“重评”替代历史审视的风气；重温邓小平知人论世、求真务实、鉴往知来的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评价方法，对于引领社会思潮、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

关于党史研究的方法方面，朱兆华认为，邓小平卓越的史识突出表现在把唯物辩证法自觉地运用于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中，在理论上为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实质；在对建国30年成绩的客观评价中体现了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9]吴银丽认为，邓小平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但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中共党史有着不解之缘。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所蕴含的史学思想，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0]赵常伟认为，邓小平的史学观内容丰富、蕴涵深刻，实事求是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首要工作任务，实事求是贯穿了中共党史，是邓小平史学观的根本原则。[11]曹士东等认为，邓小平总结党史的方法，主要有：总结党的历史，要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教训上；总结经验教训的主旨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总结党的历史，要实事求是，要坚持辩证法；总结党的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2]

另外，何瑞强认为，邓小平构思和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理论，并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实践摸索；在邓小平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示范模式；“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發达国家的跨越模式；以上述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模式”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提升了中共党史以“中国模式”研究为主题的学理价值。[13]此外，关于研究邓小平的方法，章百家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两个阶段，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集体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在复杂的环境中作出的，邓小平的全局观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必须考察当时的复杂环境和邓小平的实践活动。[14]

（三）关于邓小平与党史学功能观的研究

王先俊等认为，在长期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共历史学功能观，这些功能在实践中运用，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又得益于邓小平所运用的如下几个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化成败为财富，肯定成绩，直面失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侧重宏观，探求规律；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立足现实，反观历史；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继承前人，侧重创新；邓小平关于党史学功能的观点，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15]

胡占君认为，邓小平强调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应是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认识历史规律，借鉴历史经验，把握國家大政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扬革命精神，培养“四有”新人等；历史教育的内容重点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历史教育的对象，重点是青年；历史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主要是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与恰如其分等。[16]翟玉华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加强青少年党史教育的指导思想，核心精神是总结历史、教育青年、开辟未来；其必要性，源自于青少年自身的身心特点和发展规律，源自于青少年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中扮演的特殊地位角色；其可能性，则建立在党在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加强青少年的党史教育，依然是一个长期而经常性的工作。[17]

（四）关于邓小平的党史学文献研究

周良书认为，《邓小平文选》（三卷）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它是邓小平一生实践、经验、理论和智慧的结晶，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份文献资料；第二，它蕴含丰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意义重大。[18]

此外，关于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陈东林认为，邓小平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作出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主要有：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奠定了起草《历史决议》的基础；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党史、国史提出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为研究当代中国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指南。[19]

二、今后研究趋向

笔者在梳理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成果时，也感觉到学界对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主要原因是对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认识。为此，为进一步推动问题研究，笔者拟从以下方面来阐述和展望今后研究的若干趋向。

1.目前，学界关于邓小平与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内容既不平衡，也不全面。不平衡，是指学界关于邓小平与党史学理论与方法部分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全面，是指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诸如党史学文献等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就较少。因此，需要全面和系统地对邓小平与党史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对党的领导核心与党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化，包括那些还没有被引起重视的党史著述的研究和评析。既要评论和比较研究党的领导人各具特色的党史学思想和方法，还要深化对邓小平的党史著述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党史著述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是深化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评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途径。

3.尽管本文简要述评学界关于邓小平与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成就及其影响，但在研究中，无论是研究他在党史及其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贡献，还是评析他的党史著作中所蕴含的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等，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对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求学过程等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就是对邓小平的其它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需要给予关注。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是他深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党史形成的基本观点、方法和原则。而开展对邓小平与党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加强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家芳，胡倩燕.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研究综述[J].宁夏党校学报，2005（3）.

[2] 王先俊，张家芳.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共历史学的贡献[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3] 宋月红.邓小平谈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J].百年潮，2010（1）.

[4] 杜宝青.论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1（1）.

[5] 姜国顺.探究邓小平关于党史研究的思想及启示[J].黑龙江史志，2015（11）.

[6] 田兴斌.论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贡献[J].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7（4）.

[7] 牛兰芳.邓小平的党史观及其意义研究[J].传承，2005（3）.

[8] 王路坦.论邓小平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J].贵州社会科学，2015（8）.

[9] 朱兆华.论邓小平史识的辩证法思维[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11）.

[10] 吴银丽.浅议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观[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4（6）.

[11] 赵常伟.实事求是与邓小平的史学观[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5）.

[12] 曹士东，黄瑗华.试论邓小平总结党史的方法[J].滁州学院学报，2006（2）.

[13] 何瑞强.中国模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论邓小平中国模式理论的历史地位[J].长白学刊，2013（3）.

[14] 章百家.浅论研究邓小平的方法[J].军事历史研究，2014（3）.

[15] 王先俊，张家芳.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运用[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1）.

[16] 胡占君.略论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J].思想理論教育导刊，2005（4）.

[17] 翟玉华.对邓小平重视加强青少年党史教育指导思想的认识[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1（5）.

[18] 周良书.《邓小平文选》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8）.

[19] 陈东林.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4）.

责任编辑：毋 斌

推荐访问:党史 述评 中共 近十 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