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为何而活

一、健身房还是工厂？

在巨大的厂房式建筑内，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灰色制服，整天默默地骑着健身自行车。我们对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这究竟是一个庞大的健身中心，还是一个后现代工厂？这是英国连续剧《黑镜》第一季（Black Mirror， Season 1，2011）第二集《一千五百万的价值》的基本设定。黑人小伙子宾（Bing）就是这个厂房中的一员。厂房中的每个人每天的“工作”就是骑自行车，骑车的里程数会转换为每个人“账户”上的一个数字。每天的日用饮食需要用这个账户上的数字来“购买”，从饮料、汉堡到牙膏。幸运的是，宾从他哥哥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财富”—账户上的一千五百万点。

总结，即人活得没有人的滋味，缺乏人情、人性，失去了人的正常感受和生活。在美剧《宇宙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中，主角谢尔顿经常穿一件T恤：从猿进化到直立人，再到智人，但再往后会变成一个机器人，或者一个佝偻地坐在电脑前的人—他的肌肉萎缩，但手指修长，可以更快地敲击键盘。人之所以会出现非人化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自然，基本生活在人为环境之中了。或许，人类身体的退化不会那么快出现，但人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在当下社会中，已经充满了大量非人化的因素，例如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劳动时间的价格及其拥有资产的总量。因此有人说，如今我们知道万物的价格，却不清楚其价值。

四、从异化劳动到异化生活

今天我要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来分析《一千五百万的价值》。可能很多人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对马克思的刻板印象，但其实我们中很多人从来没有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仅通过一些教科书了解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有一个很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雕像—马克思坐在椅子上，恩格斯站在他身后。两德统一之后，有人在雕像的底座上写了一句话：“我们是无辜的。”（Wir sind unschludig）马克思和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可以分成青年和老年两个阶段。我们相对了解比较多的是后一阶段，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而异化劳动概念来自于马克思青年阶段的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该手稿时，马克思只有二十六岁，正在巴黎流亡，因此这个手稿又被称为《巴黎手稿》。但该手稿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版，进而引发了对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全新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我们可以作一个非常简单的比较：动物在面对一个对象的时候，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方式—吃掉它，或者毁坏它；但是人可以创造出一个对象。例如一个工匠面对一块大理石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从作为原料的大理石中雕塑出一个人物或物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种互动过程当中，人所有的天赋能力，包括人的想象能力，实现在一个外部的质料上，从而实现了自身。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绝对不仅仅是用来满足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的手段。只有在劳动过程当中，人看到并实现了自己。

不过，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所谓的“异化”（Entfremdung/Alienation），这个词的本意为疏离、背离和自身的丧失。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当中描述了四重异化，或者说异化的四种表现：一、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属于自己的。二、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对大多数人而言，劳动不再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而是痛苦的、要逃避的。三、人同自己类本质的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原本劳动者在产品中看到自己的力量，并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但是，现代的劳动者变成了一整套复杂工序当中的琐碎环节。传统的工匠需要掌握制造一个产品的全部环节，而泰罗制出现后，一个工人仅仅掌握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简单工序，以此来提高效率。于是，像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要重复成千上万次简单的机械动作。这对人来说是巨大的身心摧残。四、人同人的相异化。人也不再把同类当作一个人来看，而把他当作一个对象、一个工具，或者一整个生产环节上可被机械替代的环节。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导演兼演员卓别林的天才之处在于，在流水线刚刚被引入生产领域之初，他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它的问题：工人在流水线上，他一整天的工作就是手持两个钳子，来拧紧两个螺丝。以至于他下班之后，身体已经不能停止拧螺丝的动作了。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创造力，甚至不需要有灵魂，人才能更高效地进行生产。人变成了执行某个特定功能的部件，仅此而已。异化不仅止于劳动，而且已经蔓延到了生活。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现代性的洞见是那么的深刻，可以说一百多年后，我们并没有彻底摆脱上述四重异化，相反在不少方面反而加深了。《黑镜》第一季第二集中提出了一个直接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将骑脚踏车的行为来对应日常的工作或劳动，因为这个活动增加了自己账号上的数值（货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骑车？这是劳动吗？当然这不是劳动，因为没有生产出任何东西。他们在进行无谓的活动！可以说，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异化劳动—人们在无谓地骑健身自行车，既消耗了体力，又耗费了时间，同时获得了某种满足感。可以说，这种“劳动”形式带有无比强大的统治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一千五百万的价值》的总导演和编剧应当是卡尔·马克思。

五、何谓商品？

说完了生产—劳动环节，我们来谈谈消费—休闲环节。在《一千五百万的价值》中直接对应的问题是：人们购买的虚拟商品，例如虚拟人物穿戴的服装和配饰，在多大程度上还符合传统的商品定义，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拜物教”的词源来自于葡萄牙文feitio，原意为手工制品。历史上有不少民族持有万物有灵论的想法，即认为人并不是唯一具有灵魂的存在者，不少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和自然物（山川河流等）也拥有灵魂和与之对应的能力。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后，发现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之上，一些部落和民族不仅崇拜自然物，而且还崇拜人造物，例如某些手工制品。马克思把这个“拜物”的概念加以引申，创造了“商品拜物教”概念，来描述和批判十九世纪人们的消费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不再是人消费的对象，反过来它控制人，被人崇拜和迷信。

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并不是一种历史上的信仰现象，而是一种当代状况。我们观察一下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中日韩这三个东亚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都经历了十分相似的出国购物狂潮。而且有人发现，在东亚市场，能够卖得好的奢侈品标识必须很大。此时，人们购买的商品不再是具有实际功能的物件，而是购买了某种社会身份、归属感和文化符号。在暴富之后，人们因为缺乏内在的标准来衡量自身而急于寻找一种外在符号来缓解某种身份焦虑—商品拜物教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对品牌和虚拟附加值的崇拜。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商品早已超出了实际物体的范畴。网络游戏中的装备、虚拟人物的服饰等等，都愈加放大了人们的虚荣和攀比心理。

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路，在《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1970）中预见了这种“符号消费”：

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67页）

传统的商品还需要一个具体的物件来承载一种符号价值，而互联网上的虚拟商品则已经将物体的客观功能抽空。可以说，《黑镜》中虚拟人物的服装道具将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价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当代社会，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而在商品消费过程中的“个性化”，实际上只能说明，个人患上了消费“强迫症”—人们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获得短暂的安宁感和实在感。《黑镜》中骑脚踏车的人们—以及当下我们身边不少人，似乎也进入了此种状况。因此有人不无讽刺地说，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 I am）命题已经被替换为“我买故我在”（I shop therefor I am）。

六、“钢铁牢笼”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写作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称为“钢铁牢笼”（eisenes Gehäuse/iron cage）：

现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个巨大的宇宙，个人呱呱坠地于其中，对他而言，至少作为个体，这是个他必须生活在里头的既存的、事实上如铜墙铁壁般的桎梏，这宇宙强迫个人奉行其经济行为的规范，只要个人是卷入市场关系中的话，制造业者要长期背此规范而行，注定是要用市场经济淘汰。就像劳动者不能或不适应这样的规范，就会变成失业者沦落街头。（《韦伯作品集XI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1页）

所谓的“巨大的宇宙”关键旨在体现出一种吞噬一切的秩序，它具有无法摆脱的强制性。换言之，韦伯认为几乎没有人可以逃出这样一个引力巨大的“黑洞”，要么默默接受它，按照其规律运作，要么背道而驰，最后沦落街头，其中没有折中道路可走。事实上，“钢铁牢笼”一词也可以被翻译为“钢铁外壳”。这副外壳和卡夫卡《变形记》（Die Verwandlung，1912）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的甲虫极为相似。它将人压得难以翻身，是人的极度扭曲、异化与变形。《一千五百万的价值》中似乎人们也没有权利进行自主的选择—要么按照现有的秩序骑脚踏车，要么在厂房之外“自甘堕落”。我们从下面的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韦伯对资本主义的担忧：

……对于外在事物的顾虑，应该只是像件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然而命运却使得这件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禁欲已着手改造世界，并在这世界踏实地发挥作用，结果是，这世间的物资财富，如今已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君临人类之巨大且终究无以从其中逃脱的力量。如今禁欲的精神已溜出这一牢笼—是否永远，只有天晓得？总之，获胜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同上，第187页）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核心观点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诞生是受到了宗教改革之后一些禁欲宗教教派伦理极大推动。也就是说，看似世俗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具有一个神圣的宗教根基的。然而，在羽翼丰满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获得其独立性，不再需要宗教根基的滋养，出现了“断根”。也可是说，资本主义失去了宗教伦理的制约，进而可以为所欲为。韦伯行文至此，暂时放下了学者的冷静与克制，表达出了极度的担忧：

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住在这个牢笼里？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是否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旧有的思想与理想是否强劲地复活？或者，要使两者皆非，那么会是以一种病态的自尊自大来粉饰机械化的石化现象？果真如此，对此以文化发展之“最终极人物”而言，下面的话可能就是真理：“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登上了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同上，第188页）

韦伯情不自禁地连用四个反问！“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Fachmann ohne Geist，Genußmann ohne Herz）一句也可以被翻译为：专家没有灵魂，享乐人没有良心。韦伯写下这句话时距今一个世纪，不幸的是似乎一语成谶，与我们当下的处境居然如此相近。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的《呐喊》（The Scream，1893）很好地道出了现代人的这种莫名恐慌。这幅作品非常契合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蒙克用反差极为强烈的对比色来表现某种焦虑和恐慌；而且前景中人物扭曲的脸部，接近一具骷髅。面对无声的画作，我们似乎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呐喊。

七、娱乐至死还是寻求解放？

《一千五百万的价值》充分体现了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所谓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1985）。片中的一个胖子在骑脚踏车时，总喜欢看一些无厘头的电视节目—看其他胖子不停地吃蛋糕，或者用蛋糕砸人。如今，我们的电视里不也是充满了很多无聊至极的节目，我们还乐此不疲吗？我们熟悉了每天面对各种屏幕—iPhone、iPad，而剧中的单人房间则是一个iROOM—它的四面墙壁都是屏幕。它让我想起《一九八四》中的电幕。波兹曼写过一句话：“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文化成为监狱，另外是赫胥黎式，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波兹曼将《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作为两种对立的反乌托邦典型。前者代表了政治威权的终极状态，人们处在压迫的无知和惊恐中，而后者体现了消费—享乐主义的极限，人们活得无忧无虑，无比舒坦。然而，当下的世界出现了某种矛盾的叠加—既是《一九八四》，又是《美丽新世界》，而且结合得天衣无缝。政治统治希望或者要求人们沉溺于享乐与消费，反过来享乐与消费又强化了政治统治。没有老大哥强迫你每天向电幕汇报思想，相反我们都自觉地向手机道出不为人知的秘密。

稍稍值得庆幸的是，在《一千五百万的价值》所设定的反乌托邦中，依然有少许人性的闪光点，即便它们是稍纵即逝的。例如宾与艾比之间纯真的情感。但是这样一种情感很快被消解掉了—艾比选择上成人节目，和宾说再见。作为两人情感体现的折纸企鹅，在厂房中也没有容身之处，要被清洁工打扫掉。

还有什么不能被消费？这是全片提出的最讽刺的问题。似乎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注定要被毁坏掉。艾比天籁般的嗓音，清纯的面容，被毁于成人节目。宾激烈的抗争最终也成为一档节目，被消费掉。用来自杀的碎玻璃，被做成虚拟人物道具，卖五百多个点。令人绝望的是，尝试逃离它、批评它、抵制它和反抗它的一切努力，最后都被轻而易举地化于无形—它似乎在说，一切都是可以被消费的。

当我们碰到这样一个巨大的黑洞，出路在哪里？《黑镜》并未给出直接的答案。但是它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线索。我们不能从市场的供给方，而要从需求方来找出路。不要忘记，在选秀节目的台下，坐着千千万万个虚拟小人，而在每一个虚拟小人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许在消费八卦新闻时，他们是没有面目的网络用户；或许在怂恿艾比接受成人节目邀请时，他们代表无意识的乌合之众。但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个“你”。似乎“解放”是一个离我们渐行渐远的词汇，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词汇。然而我们真的不再需要解放了吗？你在追求怎样的生活，需要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本文为作者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季风书园“人文讲堂”第一期“电影中的哲学思辨”课程上的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感谢季风书园“人文讲堂”供稿

推荐访问: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