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城光岳楼和山陕会馆对于运河文化之意义

摘要：光岳楼和山陕会馆是聊城标志性的古建筑，也是聊城运河文化滥觞和繁荣的产物与见证。它们分别建造于明初和清乾隆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功能，在此曾经有着不同的活动人群，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

关键词：光岳楼；山陕会馆；聊城；运河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6-47（4）

聊城地处鲁西，南滨济水（今黄河），北临御河（今卫运河）。元代开凿的大运河会通河段穿城而过，沟通了济水和御河，给聊城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和富庶，聊城的运河文化也随着运河的开通而走过了一段从繁荣到衰落的发展过程。而光岳楼和山陕会馆作为聊城标志性的古建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聊城运河文化发展的标本。

1大运河与聊城城市发展

聊城历史悠久，战国时期著名的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自秦汉至宋金时期，聊城也一直是州郡治所。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聊城仅是地域性的政治中心城市，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及城市影响力亦相当有限。且聊城地处黄河下游，因河患数次迁址，宋淳化三年（992年）迁至孝武渡西（今址），熙宁三年（1070年）才修筑土城，城市的规模也只有一平方公里。

元朝定都北京，为了把江南地区生产的粮食、丝织品、瓷器等运往北京，于至元二十六年开凿了南起安山北至临清的会通河，避免了中途盘驳之劳，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会通河从聊城绕城而过，使得聊城的地位陡然提升，原因在于聊城段运河连接了济水和御河两大河流，且聊城地处河段的中间位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即所谓“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1]“战守必资之处”。[2]但元朝时运河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故元代会通河每岁漕运不过数十万石，其对地方经济文化的拉动作用也就十分有限。

洪武初年守御指挥佥事陈镛把聊城土城改建为砖城，洪武七年（1374年）又为了“严更漏而窥敌望远”，[3]用修城余木在城中央建造了高达33米的光岳楼。重修后的城市布局方正严谨，城墙边长一公里，城中央为制高点光岳楼，往外分别是四口、四门、四关，街道布局呈棋盘状，府治、县衙、卫所、府学、县学、考院等依例布置其间。这时的聊城城高池深，易守难攻，仍然是一座典型的“城”而非“市”。 （图1，图2）

但永乐以后运河的年漕运量已达三四百万石，且为了鼓励漕运，嘉靖（1522－1566）年间曾准许每条漕船携带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运河沿岸的诸多城市因此迅速崛起。至康乾时期，聊城“廛市烟火之相望，又不下十万户”。[4]此时的会通河上帆樯林立，商贾云集，而其中又以山西、陕西商人为主，“东郡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这些商铺大多散布在运河两岸，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古城之外的新城，其街道和建筑多随坡就势，依河而建，布局极其随意，与古城区的严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各地客商纷纷在运河沿岸建立会馆，当时有山陕、江西、武林、苏州、赣江等八大会馆，其中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的山陕会馆是规模最大、建筑最精致的，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会馆建筑。

中国早期的城市“政治及军事因素的决定性更强。经济功能有时是附加的，有时是后来追加的”。[5]而光岳楼和山陕会馆正分别是这两种功能的产物，其代表意义不言而喻。

2市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经过明朝和清初二三百年的发展，聊城的手工业和商业已达到极盛，大量脱离土地的城市居民的出现，极大的推动着运河沿岸市民文化的发展。他们的文化生活需求与农民或士人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善清谈，而长于行事；他们行以利涉，却是见利思义，诚信戒欺；他们平日不喜吟诗作赋，却雅爱听戏唱曲。山陕会馆精工细作的戏楼，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原来只在勾栏瓦舍演出的戏曲已登堂入室，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初一至初五，东昌万庆班在此演出了满堂福、双富贵、万寿亭、忠义图等三十多个剧目，可见当时活动之盛。

此外，会馆建筑的木、石、砖雕及彩绘的题材多取自神话传说与小说戏曲故事，世俗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献殿四根檐柱上镶有三块木质透雕额枋，中间一块刻有老子和八仙人物，左边刻有“神仙传”故事，右边刻有“行孝图”，额枋的上方还绘有六幅《西游记》故事工笔画。这些都是当时市民文化繁荣的旁证。

3士与商的分野和沟通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中，士与商分别处于首尾两端，二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乃至兴趣、爱好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光岳楼本是为了“严更漏而窥敌望远”兴建的更鼓楼，但自建成以后，其军事功能少有机会得以体现，却日渐成为一处景观建筑，成为士人们的舞台。士人们在这里把酒临风，登高抒怀，吟诗作赋。所表达的要么是对古圣先贤的追慕，要么是对于人生的感慨和理想抱负的抒发。对其的管理和使用也一直由官府和士人掌握，维修均由士人出身的知府倡修，大小官员、士大夫多参与其事。同时由于士人们不事鬼神，在光岳楼上除了供奉鲁班外，只有文昌帝君，体现了士人们祈求功名的心态。（图3，图4）

山陕会馆则是山陕两省商人联系乡谊、会聚公议、祭祀神灵、聚岁演戏及各种庆典活动的场所。至今在会馆夹楼的墙壁上还保存有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到民国八年（1919），山西、山东各地的戏曲班社和教育部的易俗社演出过的120多个京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等剧种的传统剧目。对其的管理和使用也是由山陕商人负责，建设和维修均由两省商人集资进行。而其供奉的神灵则相对较多，既有作为山陕同乡的关圣帝君及陪侍的关平和周仓，也有文昌火神、财神赵公明和水神，这体现了商人们浓重的乡土意识和求财、求福的思想。

但士与商之间也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彼此需要，相互联系。一方面士人缺乏经济资源，在很多事情上不免需要商人的资助。如光岳楼的历次维修所需经费也多取之于社会，除去主事者和当地士民的捐款外，商人的捐款也必不可少，即所谓“太守、明府以下及西商之懋迁于吾郡者皆捐金有加”。[6]这些甚至可能是主要来源，如民国二十八年重修时收入共计3355.8元， 其中纯信堂捐675.8元，懿寿堂捐1000元，楼底商户捐100元，商人捐款超过半数。另一方面是商人们虽然瞧不起一身穷酸、百无一用的书生，①但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大环境下，商人也必须结交士人，其文化品味也逐渐向士人靠拢，如会馆内雕刻、绘画、楹联，都称得上美轮美奂的艺术精品，体现了商人们不同流俗的艺术眼光。而且商人们虽“行以利涉”，②但他们同样供奉文昌帝君，期望子弟能博取功名，只是对他们而言，不仅只有学而优则仕一条路而已。

4社会审美观的嬗变

光岳楼和山陕会馆的兴建，其间虽仅隔短短的三百余年，但两座建筑在用料、色彩、建筑手法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清晰的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审美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光岳楼建于明初，是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渡的典范，但除却清代曾经改动过的地方，就其基本建筑特点而言，还是宋元建筑的因素居多。其在用料上多顺其自然，32根直达三层的金柱仅是略加修整，仍可以看到略有弯曲的自然形态；斗拱体量硕大，配置疏朗；多数建筑构件不加雕饰，自然天成；在色彩的搭配上，只用蓝、绿、红三色，青砖、红墙、灰瓦，简单而不草率。整个建筑给人以质朴、庄严的美感，与严谨整肃的古城格局相得益彰。

山陕会馆建于康乾盛世，此时封建文化迎来了最后一个高潮，就建筑技术而言，已臻于完美，制作精细，无以复加。会馆的兴建历时六十余年，耗银60465.69两。其用材讲究，斗拱纤丽细密，戏楼、大殿等建筑的藻井、梁檩等部位通体彩绘，山门、戏楼、大殿屋顶使用黄绿二色琉璃瓦。同时会馆建筑大量使用砖、石、木雕构件，现存石雕方檐柱三十根，浮雕、透雕的精密木质额枋四十二方，作为柱础的石雕狮子、大象、麒麟等十六座，照壁、折壁人物、花鸟、山水等石刻画十三幅。这些作品取材丰富、构思巧妙、刀法精湛、玲珑剔透，凸现出形象的立体感和空间气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审美感受。所有这些都给整个建筑群涂上了一层奢华、秾丽的色彩，与光岳楼的质朴、庄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济水）入海，运河被拦腰斩断。虽然聊城运河的部分河段断断续续一直通航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但运量和繁华程度远不如以前，聊城的运河文化也步入了低谷。

注释：

①山陕会馆关帝殿外柱楹联：“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读春秋。”

②山陕会馆财神殿内檐柱楹联：“德北阜财，萃万国物化天宝；行以利涉，庆一时海晏河清。”

参考文献：

[1]（明）于慎行．东昌府城重修碑[M]//聊城市史志办．聊城旧县志点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751．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山东五) [M].出版者不详.

[3]（明）梁玺．修东昌楼记[M]．出版者不详.

[4]（清）蒋尚思．聊城修护城堤碑记[M]//聊城市史志办．聊城旧县志点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773.

[5]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清）杨以增．重修光岳楼记[M]．出版者不详.

责任编辑：蒋亚林

推荐访问:聊城 会馆 运河 意义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