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洪水灾害（刘树坤）

首先讨论一下环境与灾害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将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是区别对待的。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各种环境污染或恶化称之为公害，而由于自然现象所引起的生命财产损失称为灾害。换言之，后者为"天灾"，前者为"人祸"。从科学上划分，前者属"环境学"，后者属"灾害学"。但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规模也日趋庞大，因而出现了广域环境问题。广域环境问题可以跨越国界、洲界，带有全球性特征。如由于人类从事工业生产而大量燃煤、燃油，排放CO2、SO2所产生的酸雨、全球温升以及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即属于广域环境问题或称地球环境问题。广域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环境问题有可能诱发或转化为自然灾害，有时需要把环境与灾害放在一起去考察。如酸雨是一个大气环境问题，但它导致森林枯萎，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河湖淤塞，而成为自然灾害。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演变为自然灾害。尽管这种干扰进程很慢，但累加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显现出后果，如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早在6000年前曾经被森林所覆盖，覆盖率高达69%，并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逐渐成为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近代大量的伐木、垦植，导致了森林的毁减，森林覆盖率仅6%，且水土流失量由古代的8亿吨/年增加到近代的15亿吨/年，黄河的淤积和泛滥愈演愈烈。

与洪水灾害关系更为密切的环境问题是森林锐减、围湖造田、人水争地等。森林减少使河流源头对雨水的涵养能力降低，河流洪水增大，同时水土流失加剧，河床淤塞，河道水位抬高；围湖造田使湖泊对洪水的调蓄能力降低，也将导致洪水漫溢。

至此，我们再来谈一下今年的长江洪水。就其成因来看，主要是天气形势所造成，雨区北移受阻，长期停滞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连续形成六次大洪峰，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居高不下。从降雨和洪水形态来看，与1954年洪水基本相近，但从宜昌至汉口段的干流水位来看，普遍高出1954年水位，有些地方高出1米多，其原因是复杂的，与水土流失、围湖造田、河势变化等当有一定关系。因此，比较客观地说，不能将今年长江洪水的发生归结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但干流水位的抬升与人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通过今年长江洪水，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宝贵经验。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进行认真的反思。五十年代以来，流行过"向大自然进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等口号，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任意改造自然，无节制索取，导致自然环境恶化，出现许多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异。而近代地球环境理论则倡导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长期共存，主张"人类是地球的客人"，人类要尊重自然，在自然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谋求人类的发展，由此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要谋求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统一的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明确提出了要"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些都要求人类要制约自己的活动，不能单一地把谋求人类发展作为唯一目标。

从防洪角度来看，人类要做到与河流和谐共处，调整好人与河流的关系。河流的洪水及其泛滥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对培育人类文明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出现了人水争地的矛盾，人们用堤防将河流、洪水束缚在一个指定的空间，不再允许其泛滥。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是有利的，但堤防的存在也破坏了水陆的连续性，使沿河湿地消失，破坏了沿岸生物的生存环境。大坝的建设，从控制洪水来看是有利的，但它破坏了河流生态的连续性。因此在建设堤防、大坝等水利工程时，要考虑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措施。对于洪水通道的必需空间，应当控制其开发和经济发展，在遭遇大洪水时，使其畅通无阻，并避免在这些地域建设城市和进行大规模投资。而城市和重要设施则要避开洪水通道，在较安全的区域发展。对于已处于危险区域的城市和重要设施，要有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总之，对洪水的出路要有妥善的安排。其一，要根据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大江大河的防洪标准，使洪水主要沿河道下泄；其二，在遭遇超过防洪标准的大洪水时，要为多余洪水留出滞留空间，这些空间应当根据其利用机遇的大小，制定不同的开发利用方案，有控制地进行开发。在发生大洪水时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空间行洪或滞洪，确保经济发达地区的安全。同时建立洪水保险和分洪区经济赔偿体制，保证行洪后这些地区的生产恢复。同时，在这些地区建立完善的予警报系统和居民避难系统，确保人身安全。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人与水的和谐共处，洪水也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21世纪将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十分迅速的时期。面对这样的大发展，我们应认真总结今年长江大洪水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人与水的关系，这是保证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