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刑事政策适用现状思考

刑事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犯罪总体态势，包括犯罪现象和犯罪人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和趋势，为了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的总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对刑事犯罪实行“重重，轻轻”的基本原则，“重重”即从重重点打击严重犯罪，“轻轻”即总体上从立法、司法等各个层面从轻处置轻罪，对轻微犯罪行为人少一点刑罚报应观，多给予一点人文关怀和适度宽容，从而以最低廉的手段达到矫正犯罪的目的。近20年来，由于“严打”刑事政策始终占主流地位，对刑事犯罪着重强调重重的原则，没有很好地体现出轻轻的原则（尤其对轻罪）。笔者从我国轻罪的刑事政策适用现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简要论述轻罪的刑事政策适用。

一、轻罪的刑事政策适用现状的反思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对青少年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等等，现行的这些刑事政策在维护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特别是预防、惩罚犯罪和改造罪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运用尤其是对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运用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刑罚的期望值过高。每当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率上升，人们就会本能地将其原因归结为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加大刑罚量，使我国刑法中罪名越来越多、刑罚越来越重，刑罚几乎成为犯罪分子负刑事责任的唯一方法，“有罪必罚”作为一种思维定势潜存于刑事政策的决策和运用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运用。

第二、对“严打”刑事政策的过度追求。回顾20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严打”刑事政策始终占据了主流地位，而“严打”的实际表现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具体方式上采取“运动战”、“歼灭战”，过于强调了“严”、“重”的一面，忽视甚至抹杀了“轻”的一面。在公安机关追求打击处理率的前提下，一些轻微犯罪往往被拔高处理，即使追究不了刑事责任，也要予以劳动教养，这既与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不符，也违背了“严打”应有的针对性，使得司法机关难以腾出力量来对付犯罪，因而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第三、现有的对轻罪的刑事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我国现行的《刑诉法》中，对轻微犯罪分别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和免除刑罚处罚，《刑法》中明确了非监禁刑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不是太多。

二、轻罪的刑事政策适用的必要性

在西方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标签理论”对我们认识刑罚的天然缺陷提供了新的认识，其认为“不良行为的产生并非由人社会化失败或者先天的遗传基因等所造成的，而是由有权决定某一行为是否为不良行为的机构或个人定义或评价的结果。一个人被标签后，便会产生烙印效应和自我修正、自我认同的犯罪现象，因而脱离社会加深其犯罪性而成为真正的犯罪者”。该理论对刑罚这一标签烙印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提醒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为我们研究如何成熟地适用刑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思路。面对当前我国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状况，单纯依靠“严打”刑事政策不可能着眼于预防和长期斗争，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应采取“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即对那些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实施严厉的惩罚，而对那些不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轻微犯罪实行轻缓型的刑事政策，这也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对轻罪实行轻缓型的刑事政策可以避免那些被判处短期徒刑、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分子在狱中受到交叉感染，有利于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社会政策，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遏制犯罪的社会机制。

三、轻罪案件的界定

轻罪制度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实施了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予以相应处罚的法律制度，它是在对犯罪分类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轻罪”，是指“轻微”的刑事犯罪。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界定“轻微”的含义。首先，行为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应为轻微。判断损害结果的轻微可从以下三点进行把握。（1）侵犯了什么样的法益。一般认为，刑法分则条文的排列顺序是按照犯罪行为所侵犯法益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列的，即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所侵犯的是社会主义的国体、政体和国家安全，这事关国家的稳定、社会发展，所以是最重要的法益，而接下来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人的人身财产等公共安全，是仅次于国家安全的法益，也需要刑法的强调保护。但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在每一章的犯罪中，也根据具体危害手段、危害结果等的不同，也有轻重之分。而且对于侵犯法益的重要程度评价，也是仁者见仁，例如在日本和法国刑法中，就将针对个人法益的犯罪放在针对社会、国家法益的犯罪之前，这也体现了国家运用刑罚的打击重点的不同，也是一国价值取向的体现。（2）行为的手段、后果以及时间、地点。犯罪手段是否凶狠，是否残酷，使用不使用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危害性的大小。例如，蓄意报复持刀伤害案件与邻里纠纷造成的一般打架斗殴案件，其危害性的程度显然也是不同的，后者相对来说属于轻微的刑事犯罪。（3）行为人的主体情况及其主观因素。如成年人犯罪还是未成年人犯罪，累犯、惯犯还是偶犯；主观上故意还是过失，有预谋还是没有预谋等等，对判断损害结果的程度也起着制约作用。相对来说，后者属于轻微的刑事犯罪。其次，承担的刑罚属于较轻。我国的刑罚体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刑法也规定了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而司法界的共识认为：应把判处年有期徒刑以下包括适用缓刑、附加刑作为划分重罪与轻罪的标准。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轻罪案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小，有明显悔罪表现，且犯罪具有偶然性，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包括适用缓刑、附加刑的案件；（3）犯罪情节、手段轻微，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4）被害人无异议，并已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四、轻罪刑事政策的适用

轻罪刑事政策是一种宽松政策。鉴于轻罪本身的特殊性，即社会危害性较小，行为人主观恶性和客观实害较小的特点，其适用中应重点体现宽的一面。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轻罪刑事政策的适用。第一、扩大不起诉范围，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三种不起诉类型，即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但是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在检察环节体现宽松刑事政策思想，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扩大不起诉范围，同时落实不起诉处置方式的配套措施。

第二、扩大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2003年“两高一部”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检察机关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当前公诉方式改革的重点工作，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松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在具体办案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可以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第三、对未成年人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未成年人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一群体，尚未踏入社会或者刚刚踏入社会，其身心发展还不成熟，意志力不够坚定，是非判断能力较差。对此，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贯彻这一原则的重点是放在审判阶段，期望通过法庭审理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不可否认，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通过寓教于审的审理方式对于促成其悔过自新、认罪服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这也暴露出解决问题方式的单调性和局限性。一旦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接受处理的未成年人往往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对于这些未成年人，如果得不到妥善的安置，既无法继续学习又得不到工作，加之其自卑或者怨恨的心理，很有可能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并实施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行为，进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安定因素。笔者认为，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除通过行使不诉权进行处置外，还可通过非刑事化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具体途径就是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将案件及时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此举在政策层面上，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也符合“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
 

推荐访问:轻罪 现状 思考 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