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

  在中国改革开放、重建社会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和自觉意识都不是很强。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学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实用品格”。毋庸置疑，这种“实用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社会学学术水平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对中国社会学实用品格的批评，推动了社会学对自身研究实践的反思，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工作者开始形成比较自觉的理论意识，许多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自觉地置于某种理论框架之下，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对该理论做进一步的修正和推进；同时，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人员也开始对所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做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收到了初步成效，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的理论雏形。
　　1．“社会运行学派”。这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它强调“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研究社会”，并试图综合东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资源来达成这一理论目标。主要倡导者为郑杭生等人。
　　2．理性选择（与社会交换）学派。其基本特征是将社会交换和理性选择学派的主要概念和观点运用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并试图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修正和推进这一学派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命题。主要倡导者为李培林、刘少杰、周长城等人。
　　3．结构—制度分析。这是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绝大多数社会学者所采用的一种研究视角，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社会学者以往较熟悉的侧重于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视角，同近年来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侧重于从制度方面来观察与解释社会现象这两种宏观的社会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从宏观的结构与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强调结构和制度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刺激、引导与约束作用”。主要倡导者为李路路、李汉林、张静等人。
　　4．过程—事件分析。其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符号互动主义、常人方法学和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可以摆脱传统的、静态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具体事件与动态过程之中（或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研究模式，并将其运用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以揭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践逻辑”。主要倡导者为孙立平、应星等人。
　　5．话语分析（或“话语—文本分析”）。基本特征是试图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取向，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中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的一些分析技巧，对它们进行必要的修订、整理与综合，形成一种与传统的实证分析、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和批判分析有所不同的社会研究模式，并以此来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一种具有另类价值的研究和分析。这一理论视角现有的选取者主要有成伯清、佟新、方文、吴毅、谷孟宾、毕向阳等人。
　　以上所列虽不尽完全，但大体上概括了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努力。它们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架构，其共同的特点是：基本上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具体实践问题的经验研究有着密切的结合，不是一些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单纯性理论讨论。主要缺点或局限则是：由于多数理论架构倡导者的主要精力仍放在经验研究方面，能投入专门性理论阅读和思考的时间相对较少，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不甚熟悉，因而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自己真正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甚少。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上述理论取向或研究构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以往给人们留下的那种“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学术面貌，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水平。假以时日，完全有可能从中形成一些既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又具有较高理论水准、能够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社会学理论架构。但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良好的学术发展环境，允许各种思路和平共处、友好竞争、多元并存、共同发展；二是各个学派要保持自觉的理论意识；三是要加强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从西方学者那里汲取理论营养，提高自己理论建构的水平。若能如此，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毫无愧色与世人谈论中国学者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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