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之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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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倡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兴礼制、饬民风、治国家。在“人治”社会里，道德被庸俗化，更多地扮演着治理工具的角色，“德”之标准，不在人心，而在朝廷。这样的所谓的“德”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那些曾盛极一时的“愚忠”、“女子无才”之德没能通过历史的筛选。而彼时传行于民间、隐士或者真正有生命力的朴素的“古人之德”则能通行至今、闪耀千年。随着法律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德”作为具体标准的意义正在淡化，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标准，“德”正在回归本位。回归并不意味着隐退，当国家和社会治理被栓上用于群体治理的法律规范及个体自律的道德约束这道“双保险”之后，我们离“臻于郅治”的理想也就不远了。

以美国为代表的移民国家一度只推崇制度建设和群体治理，冷冰冰的制度让美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关怀的缺失和信仰的危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在“最现代”、“最发达”的美国竟导致了“最落后”、“最愚昧”的宗教的盛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所谓的“新宗教主义”打着“人文关怀”和道德的旗号俘虏了众多对冰冷铁律感到绝望的美国人的心。

拥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不会犯下如此幼稚的错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两手抓”的国策，显示了领导者的高瞻远瞩，更表明了“道德”二字在国家治理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道德”二字无法具之以形，但只要营造出良好的道德氛围，人们就会慕贤思齐，三省其身，这就是“以德化人”。领导者正在提倡和营造这种气氛。现在任用年轻干部，“德才兼备”已经是当仁不让的首要条件，对“德”的强调，已经是国家方针的走向。而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口号的提出，更是把对“德”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法律制度只是治整体，是治形、治标；而道德自律则能治人，是治心、治本。我们在守法做个好公民的同时，也应注意加强道德修养，做个有德之人。红其拉甫人若只是按制度办事，不讲道德情操，就不会有那些坚守高原几十年的老关员，也不可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工作成绩。我们关也面临着复杂的工作环境。由于地域特殊，在经济上复杂、政治上敏感；而且由于居民及过往关境的人员整体素质较高，对我们行政执法的水平也就比较挑剔。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仅要坚守制度办好业务，在遇到特殊情况及各种诱惑时，更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正道，是经得起法律检验和道德拷问的坦荡之道。若不然，就只能“小人长戚戚”，担心半夜鬼敲门，这种夜不能寐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以德为鉴，自强自重，愿与在座的各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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