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监狱生产转型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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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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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生产管理转型是建立在两次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再分离。第一次分离是通过国有资产委托管理，监狱系统成立独立与单个监狱以外的经营性组织，实现产权分置，而第二次分离是将单个监狱的经营权与生产管理权分离，监狱承担生产管理的职能，形成在省一级“公司制”，在监狱级“工厂制”的管理模式，实现事权分离。
这一改革路径主要从监狱体制改革的大局出发来研究和探索监狱生产如何规范运行，侧重于监狱生产的目标定位以及监狱劳动改造功能的本质回归，未能深切关注到监狱生产客观存在的现实状态以及经济因素的变异，陷入上面好改下面难改，形式好改实质难改的窘境，在基层操作层面留下了许多真空，也留下了疑惑和责难，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监狱生产的转型，那么首先要揭示的就是监狱生产困扰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实现监狱生产转型的起点。
一、监狱生产的压力是否得到缓解。直观的看，只要监狱仍然大规模、高强度的组织生产，不论监狱企业经营组织方式如何调整，也不论财务收支如何分得清晰，监狱改造工作将依然受到生产因素的困扰，因为生产经营活动有其自身规律性，比如流水生产不能停顿，交货期不允许拖沓，生产装置启动后不有效组织生产就会造成很大浪费等。这不能不说是与改革的初衷是相背离的，而企望通过监企分开的改革，使监狱生产原本紧绷的弦完全松驰下来，监狱生产成为辅助改造手段也是难以实现的。
在上述两难中，首要的不是监狱生产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切实缓解监狱生产的压力问题，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监企分与不分、保障足额与缺额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不少同志认为全额保障到位，监狱生产的压力不是自然而然的减轻了吗？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试想，监狱企业如果运营不善出现持续亏损是没有人来给你填无底洞的，这反过来逼迫监狱企业要发展，监狱企业的压力很自然的又传递回监狱，使监狱生产想松驰也松驰不下来。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教育改造的强音和经济发展的强音似乎毫不相干，尤其在理论研究上，各说各的，都把自己的重要性拔得很高，可以这样说，没有经济压力上的退，就没有改造上的进。监狱生产的压力有两个明显的指标可以度量，即劳动时间和劳动定额。通过这两个指标的调控可以强化或者减轻监狱生产的压力，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改革的渐进过程选择合理的“度”，关键是有谁意识到这点并采取了真实可靠的措施。
二、罪犯劳动考核在罪犯改造评价中的强度是否降低。现有对罪犯改造的评价，劳动考核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抽出劳动考核内容，现有罪犯考核体系完全变样。劳动考核的突出地位是偏面强调劳动改造作用的反映。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劳动改造并不是唯一手段，也不是普遍适用手段，更不是惩罚手段，但劳动考核的方式、方法并没有就此进行调整。主要原因是，认为如果放松对罪犯的劳动考核，由此将产生一系列后果，如生产秩序得不到保证，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监狱生产难以为继等等，还将使改造工作受到严重冲击。说白了就是虽然承认劳动改造手段的局限性，但仍将劳动作为一种控制罪犯的手段。
不可否认，监狱生产的长期存在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考核手段，而罪犯劳动考核的强度过高也不适合形势发展需要。比如我们现在对罪犯的考核采取的是“加减法”。即生产劳动得分作“加法”，其它改造表现作“减法”，这对老弱病残犯显然是不公平的，这部分罪犯往往较多地占用监狱资源，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而减刑的机会反而少，假如第一个问题，即监狱生产压力得到适当缓解，那么就有条件对罪犯劳动考核的强度有所降低，对罪犯改造好坏的判定就会更加客观。如果劳动考核始终占据首要地位，从政策导向上来说，还是把劳动放在了改造的前面。
三、民警管理生产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形成。早在1997年监狱系统就全面实行了监狱和监狱企业分开核算，这种分开并没有解决监狱体内循环的问题。当前进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突出“收支两条线”，要求不能逾越监狱企业的利润用于监狱人民警察发放奖金的警戒线；不能逾越监狱人民警察的待遇按公务员的有关管理规定执行的警戒线；不能逾越提取罪犯的劳务补偿费、生产管理津贴以及按照规定的范围、科目执行的警戒线。在监狱生产还要搞、监狱生产还是要有效率的前提下，需要建立与新的运行管理模式相适应的责任体系。
现有监狱责任制是在监企合一的基础上形成的以经济为主导的责任模式，虽然监狱责任制中也包含了改造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考核内容，但因为效益奖的比重占绝对量，其结果是用办企业的办法来办监狱。因为要保持民警收入的增长，难以避免的出现层层加码，年年递增的情况。当监狱企业效益不能成为奖金来源时，如何弥补民警个人收入的缺失和调动民警管理生产的积极性就需要有新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对监狱而言，效益奖已不存在，监狱生产作为监狱活动的一项内容，自然成为监狱责任“集合体”中的一项考核内容。简单的以“生产管理津贴”来替代
“效益奖”，其结果是换汤不换药或重新追逐经济指标，势必形成一种新的监狱管理生产的畸形状态，这也是与我们改革的初衷相背离的。
监狱生产管理转型是建立在两次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再分离。第一次分离是通过国有资产委托管理，监狱系统成立独立与单个监狱以外的经营性组织，实现产权分置，而第二次分离是将单个监狱的经营权与生产管理权分离，监狱承担生产管理的职能，形成在省一级“公司制”，在监狱级“工厂制”的管理模式，实现事权分离。
这一改革路径主要从监狱体制改革的大局出发来研究和探索监狱生产如何规范运行，侧重于监狱生产的目标定位以及监狱劳动改造功能的本质回归，未能深切关注到监狱生产客观存在的现实状态以及经济因素的变异，陷入上面好改下面难改，形式好改实质难改的窘境，在基层操作层面留下了许多真空，也留下了疑惑和责难，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监狱生产的转型，那么首先要揭示的就是监狱生产困扰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实现监狱生产转型的起点。
一、监狱生产的压力是否得到缓解。直观的看，只要监狱仍然大规模、高强度的组织生产，不论监狱企业经营组织方式如何调整，也不论财务收支如何分得清晰，监狱改造工作将依然受到生产因素的困扰，因为生产经营活动有其自身规律性，比如流水生产不能停顿，交货期不允许拖沓，生产装置启动后不有效组织生产就会造成很大浪费等。这不能不说是与改革的初衷是相背离的，而企望通过监企分开的改革，使监狱生产原本紧绷的弦完全松驰下来，监狱生产成为辅助改造手段也是难以实现的。
在上述两难中，首要的不是监狱生产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切实缓解监狱生产的压力问题，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监企分与不分、保障足额与缺额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不少同志认为全额保障到位，监狱生产的压力不是自然而然的减轻了吗？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试想，监狱企业如果运营不善出现持续亏损是没有人来给你填无底洞的，这反过来逼迫监狱企业要发展，监狱企业的压力很自然的又传递回监狱，使监狱生产想松驰也松驰不下来。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教育改造的强音和经济发展的强音似乎毫不相干，尤其在理论研究上，各说各的，都把自己的重要性拔得很高，可以这样说，没有经济压力上的退，就没有改造上的进。监狱生产的压力有两个明显的指标可以度量，即劳动时间和劳动定额。通过这两个指标的调控可以强化或者减轻监狱生产的压力，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改革的渐进过程选择合理的“度”，关键是有谁意识到这点并采取了真实可靠的措施。
二、罪犯劳动考核在罪犯改造评价中的强度是否降低。现有对罪犯改造的评价，劳动考核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抽出劳动考核内容，现有罪犯考核体系完全变样。劳动考核的突出地位是偏面强调劳动改造作用的反映。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劳动改造并不是唯一手段，也不是普遍适用手段，更不是惩罚手段，但劳动考核的方式、方法并没有就此进行调整。主要原因是，认为如果放松对罪犯的劳动考核，由此将产生一系列后果，如生产秩序得不到保证，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监狱生产难以为继等等，还将使改造工作受到严重冲击。说白了就是虽然承认劳动改造手段的局限性，但仍将劳动作为一种控制罪犯的手段。
不可否认，监狱生产的长期存在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考核手段，而罪犯劳动考核的强度过高也不适合形势发展需要。比如我们现在对罪犯的考核采取的是“加减法”。即生产劳动得分作“加法”，其它改造表现作“减法”，这对老弱病残犯显然是不公平的，这部分罪犯往往较多地占用监狱资源，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而减刑的机会反而少，假如第一个问题，即监狱生产压力得到适当缓解，那么就有条件对罪犯劳动考核的强度有所降低，对罪犯改造好坏的判定就会更加客观。如果劳动考核始终占据首要地位，从政策导向上来说，还是把劳动放在了改造的前面。
三、民警管理生产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形成。早在1997年监狱系统就全面实行了监狱和监狱企业分开核算，这种分开并没有解决监狱体内循环的问题。当前进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突出“收支两条线”，要求不能逾越监狱企业的利润用于监狱人民警察发放奖金的警戒线；不能逾越监狱人民警察的待遇按公务员的有关管理规定执行的警戒线；不能逾越提取罪犯的劳务补偿费、生产管理津贴以及按照规定的范围、科目执行的警戒线。在监狱生产还要搞、监狱生产还是要有效率的前提下，需要建立与新的运行管理模式相适应的责任体系。
现有监狱责任制是在监企合一的基础上形成的以经济为主导的责任模式，虽然监狱责任制中也包含了改造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考核内容，但因为效益奖的比重占绝对量，其结果是用办企业的办法来办监狱。因为要保持民警收入的增长，难以避免的出现层层加码，年年递增的情况。当监狱企业效益不能成为奖金来源时，如何弥补民警个人收入的缺失和调动民警管理生产的积极性就需要有新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对监狱而言，效益奖已不存在，监狱生产作为监狱活动的一项内容，自然成为监狱责任“集合体”中的一项考核内容。简单的以“生产管理津贴”来替代
“效益奖”，其结果是换汤不换药或重新追逐经济指标，势必形成一种新的监狱管理生产的畸形状态，这也是与我们改革的初衷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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