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职务犯罪新特征分析
■刘锋
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他们审理的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在31件此类案件中，罪犯呈现出“年龄小、学历高、胆子大”的新特点：犯罪人的年龄大多在30岁到50岁之间，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80%；犯罪金额也越来越大，上千万元的特大案件屡见不鲜。如：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会计韩某贪污数额高达1400余万元，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员宋某贪污数额更是高达3900万元，此外还有硕士老总——陈炜。
硕士老总的黑手
陈炜，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上海浦东长城建材工业外经技术合作公司原总经理、集团公司驻上海期货交易部经理。拥有硕士学位的他，在开始创业的几年，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是一些领导眼里的能人。但在陈炜坐稳了经理的“宝座”之后，他的聪明才智就变成了如何把国有资产装进自己腰包的“智慧”。同时，国有独资企业的“六个没有”也给陈炜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是没有上级，上级公司没有分管部门、没有分管负责人。二是公司没有领导班子，长期由陈炜一人说了算。三是没有民主，职工由陈炜招聘，对他唯命是从。四是没有制度，花钱一枝笔，审计走过场。五是没有考核，业绩考核走形式。六是没有监管，资产监管失控。
陈炜负责的上海公司配备有凌志400等5辆好车供他开展业务。案发后，办案人员还在他家查获一辆记在办公室员工名下的价值129万元的宝马轿车，竟是专门供他到苏州郊区去打高尔夫球之用，当真是奢华至极。更有甚者，办案人员还查获一辆用公款购买的奔驰跑车，专供其老婆高秀丽(国外在逃)使用。陈炜调到上海工作后，其妻高秀丽也随夫去了上海。陈炜担任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驻上海期货交易部经理的同时，高秀丽也相应注册了三个代客理财的公司，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这一夫一妇、一公一私、一唱一和，数以百万元计的国有资产，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姓公改成了姓私。
陈炜和高秀丽相互配合侵吞国有资产的手法既常见又高人一筹。陈炜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做股票、期货，而高秀丽私人公司的业务就是代客理财。陈炜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和高秀丽的公司签订了假的合作合同，由陈炜用公家的钱委托高秀丽在股市上操盘，挣了钱是高秀丽公司的赢利，赔了钱算陈炜公司的亏损。庭审过程中，陈炜对其犯罪行为全部予以否定，一直称他与高秀丽的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当然，“零口供”最终也没有挽救这位硕士老总的命运。法院认定陈炜贪污520余万元，挪用公款4100余万元。随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陈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判决追缴赃款200余万元、部分股票以及价值44万元的奔驰轿车一辆。
用制度堵塞职务犯罪的漏洞
陈炜贪污、挪用公款案是一起典型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众所周知，在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比较突出。近年来，此类犯罪案件又呈现出五个新特点：一是低龄化趋势。从犯罪人年龄段分布情况来看，年龄大多在30-50岁之间。如北京市某局出纳丁彤挪用公款900余万元一案，丁彤犯罪时年龄刚满27岁。二是学历较高。犯罪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人数的80%，初中以上学历的仅占20%，有向高学历、高智商发展的趋势。三是职位较高。大多数犯罪人的身份是董事长、经理等重要职务。四是手段不断翻新。不仅越来越狡诈、诡秘，而且正在由单一向复杂、隐蔽、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犯罪人使用的贪污、挪用公款犯罪手段已从过去简单的以权谋私和监守自盗转为运用专业知识，利用相关业务程序、制度漏洞进行作案，犯罪的隐蔽性逐步增强。
为进一步预防职务犯罪的产生，根据犯罪的特点以及原因，我们要采取打防并举、以防为主的治理对策，来根治职务犯罪这一社会“毒瘤”。
一要重点加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制度的创新，有效约束领导层手中权力的滥用。加快推进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就是对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制衡，保证权力依法有效地运作，核心是解决好权力集中和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
二要健全各项具体管理制度，尤其是要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堵塞职务犯罪的漏洞。现阶段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尤其是财务管理制度，堵塞职务犯罪的漏洞，真正做到职责明确，使犯罪分子没有可乘之机。
此外，作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管理着巨额国有资产，权力很大，但由于缺乏对其权力的制约，导致一些国企负责人为所欲为。为此，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对“当家人”的监督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