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治水一体化专题发言
孟晓苏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合作论坛》讲话
2014年6月15日
中央最近明确提出“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人把它称为“京津冀一体化”，也有人据此感到迷茫，说河北还有不少贫困县，京津冀怎么能谈一体化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早提出人之一，我认为需要廓清这些概念。准确提法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他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
去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今年2月26日习近平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都要求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以我认为，准确提法应当是“京津双城记”“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谈一体化则是“京津一体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下面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
1、“京津一体化”起源毛主席思想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城镇化发展布局要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这是2000年以来我国对城镇化发展格局认识的新发展。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之后，对城市群的更清晰阐述。我国领导人对京津一体化很早就有预言，根我了解，这种思想早在毛主席时期就已有预言。
我八十年代曾在中央长期工作，当过万里同志秘书、秘书局长、国家商检局副局长。1994年我在中房集团任职时，有一次跟万里同志谈到北京建设，共同感慨房子已经建到三环外了，这时候万里同志说：“我想起毛主席六十年代说的一句话，那是我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城市规划时。毛主席说：多少年之后，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不就连在一起了吗？”万里同志还感叹地说，你看毛主席当年就有这样的预见。我马上问道，毛主席说过这么重要的话，我能把这句话转告给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省市的领导同志吗？万里同志说可以。后来我陆续把这话直接转告了三省市的主要负责人。
毛主席所预言北京和天津未来会连在一起，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北京与天津的城市发展方向，应是相向发展。但传达后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城市规划方向相背发展，很好的发展思路被一再拖延。
去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她上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共同促成签署了京津两个城市的战略合作协议。去年3月份我跟孙春兰书记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专题向她介绍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把万里要我转达的毛主席的话转告给她。孙春兰作为曾在中央机关工作，又在多省市当然领导职务，思想开阔。她很看好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对天津的规划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她认为天津最大的优势就是靠近北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来发展天津，而不是相反的认
识。特别是听到我所传达毛主席的话很为振奋。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我相信她转达给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又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这些重要思想是对多年来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认识的高度概括，是对毛主席当年重要思想的继承、完善与发展。（待续）
（续一）
2、“一亩三分地”是区域发展障碍
2005年国家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北京为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2006年国务院又批复天津市总体规划，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努力成为国际物流中心和北方航运中心”。这都是在鼓励京津一体化发展。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因区划问题与思想障碍，京津冀中有些省市表现出各自为政、只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认真落实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的问题。不如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各省市，那里是合理分工、主动融合。而当时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背向发展。天津的规划是背向北京发展，天津一些人则认为背着北京天津才能发展，顺着北京方向发展天津就要吃亏。北京则多绕了100多公里与唐山兴建“京唐港”，这就明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流向，地方行政力量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
这和北京的地形、水源等基础条件是相关联的。从2000年开始，持“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这一规划思想的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吴良镛先生与不少到中国访问的国外规划专家也都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当时我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城市开发委员会主任，我们提出了不少这方面的意见。我2000年在北京市人大会议厅里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就批评北京那时“年轮式扩张”、“浸漫式发展”、缺乏正确发展方向的“摊大饼模式”。北京是个簸箕型的城市，北边和西边都是山，连诸葛亮都要“遇山而止”，北京市的发展怎么会是开发西山？所以不可能再向西向北发展。我建议北京市把向东、向南作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后来北京两次修改规划，确立了“一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思路，把向东向南作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以长安街为城市轴线，以西边环保带和东边发展带为两带，主要是向东向南发展的主轴；
多中心则避免了大城市病。这个规划是科学合理的。而向东向南发展就在北京与天津武清、河北廊坊的连结带上构建出一条黄金发展通道。（待续）
天津单向的“滨海大开发”战略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忽视向北京的发展、背向北京发展。天津的规划方向曾被有的领导同志形象比喻为“一根扁担挑两头”，当时有人却把这个正确表述曲解为：“一头是天津市区、一头是滨海新区”。我问他们挑扁担的人是在哪里呢？没有了。时任津南区区长开玩笑说，中间挑扁担的人只好由津南区来充当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天津现在“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规划思路是有问题的，“一轴两带”把天津规划为蜈蚣型，没有重点，也没有突出天津市区的中心地位与向两端发展的方向；
“南北生态”又把离开天津市区以外的地方当作边缘地区限制开发。其实在面向北京的方向，离
天津市区越远就离北京城区越近，本来是应重点发展的，保留生态应是在“两翼”以外的地区。如果规划思路不科学，如何推动实现京津一体化呢？
天津的规划发展思路应该是“一体两翼”，就像一只大鸟，以天津市区为身体，一翼伸向滨海，另一翼伸向北京方向。工业主要分布在滨海，城市发展则应面向北京。经济要素向的自然流动是阻止不住的，天津港的物流当然也是要顺着这条通道进出大北京。我认为“一根扁担挑两头”的正确解释应该为天津市区是挑扁担的人，扁担两头一头是滨海，一头是北京方向的武清区。这样一来，北京的主要方向是向东向南发展，天津一翼向滨海方向发展，而另一翼向北京方向发展，这就使两个城市逐渐连在一起了。
在三地交通问题上，“一亩三分地”思想就有点以邻为壑。北京过去有人生怕把资源流到别的地方去，不愿意修筑放散型的公路设施，特别是通向河北和天津的公路和高铁。时任廊坊市委书记赵世洪曾经问我，为什么北京不情愿跟我们接通高速路呢？我反问他，你知道你们廊坊跟北京是什么关系吗？我看是情敌关系，修完路人气就跑你们那里去了，北京人担心资源流走。但是在修京津第二高速公路的时候，天津设计的是上下八车道，交通部说没有这么多车道的，时任天津武清区委书记王树培说，国外还有16车道的，在天津方面坚持下才修了8车道的高速公路。天津还把修路权交给了北京首创集团，让北京的国企有利益可得，这样才减少了修路的阻力。
（续二）
3、“双城记”主轴与三地功能定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不合实际的说法，以“京津双城记”为主轴就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立足点。三地都应选准各自的功能定位。国家发改委早在2004年就开始调研制定京津冀都市圈规划。
首先谈北京。北京城市建成区1268平方公里，容纳七八百万人比较宽松，却挤下2000多万人口。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等人说，北京只适合容纳700万人口，应扩容城市或把2/3人口迁出去。现在北京也认识到，已经不能不往外疏散人口了。最近听说北京已有计划至少迁出500万人。把谁迁出去呢？把城市清洁工人迁出去？把在城里开出租车的迁出去？那还得找另外一批城市服务人员进来。与其想把老百姓迁出去，不如把一部分原有城市功能迁出去。使地铁公交拥挤不堪。道路拥塞就限号、限行、限购汽车，这都是些笨办法，治标不治本。我相信北京会拥护京津双城记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我赞成北京“跨行政区划疏散人口”的思路，建议学习纽约人口疏散到新泽西州等类似经验，建立新型的首都与辅城的关系。
天津在片面的“滨海大开发”思路下背了些包袱。这个战略一味背向北京发展，没有分清工业园区与城市发展带有所不同。现在天津市正在积极申报设立自贸区，而滨海区现在的基础条件与办公设施条件都比上海自贸区要好。如果天津获批设立自贸区或其它称谓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可以和上海南北呼应，滨海区大有前途。而天津西北部的地区连接着北京，首都第二机场会提升天津与北京相向发展的积极性。在北京天津的中间地带留下巨大发展空间。
谈谈首都第二机场选址问题。目前选址在河北固安，而不是在三省市交界地带，这是为什么呢？机场选址涉及多方，北京希望在北京地面上，机场当局从户籍政策出发希望建在北京地面。而在河北积极争取时，天津的态度却不明朗。当时我和其他不少专家都认为，首都第二机场应选址京津冀三省市交界的通州、廊坊与武清一带，天津市却有人说怕影响了滨海机场的报批。结果把机场选址推到北京大兴与河北固安交界地去了。你看有些干部的想法就是这么狭隘。其实首都第二机场的选址怎么会影响滨海呢？机场目前选址对天津市发展的带动力就比较小。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轴是以北京和天津为轴线的环渤海城市群，周边其他区域则是辅助地区。主辅需要明确。河北省西部北部应以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为主，制造业基地应部署在河北南部地区。邻近北京的地域空间有限，人口稠密，更需要为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包括减少高炉、热电厂、拆除污染源企业、淘汰过剩产能等。河北已成为世界最大钢铁基地，众多钢铁工厂已把北京包围了，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很高，所以中央决定淘汰钢铁过剩产能的8000万吨中，有6000万吨在河北省。（待续）
（续三）
4、我国有必要建设“行政副中心”
13世纪以来设立元大都，北京五朝建都，已成为“文化古都、现代城市”。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北京当成唯一中心，以至于如今北京已将各项功能混杂在一起，这种管理和治理理念太落后了，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拆迁旧房把东城老百姓搬到通州，把西城老百姓搬到大兴，但大家上班都得回城区，使交通拥挤不堪。现在实行的限行、限购政策是挤居民搬出北京。只考虑把老百姓搬出去已不现实。首都功能不应是北京功能，而是国家功能。不分流城市功能光想赶老百姓走，就会把京津冀一体化变为空谈。
所谓行政副中心就不是主中心。首都副中心不能不建，但不宜太远。我不赞成“迁都”之议，北京以长安街为主轴的行政主中心地位不宜改变。重大政治活动还要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地。所以行政副中心不要离北京城区太远。现在中央办公不仅挤在市中心，使政治活动、商务活动与城市生活交错混杂，而且降低了政务活动品质。比如国家重要礼宾活动都要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其实就是在市中心的马路边，周边不仅得临时禁行，还得准备防暴车以防不测。这事已见怪不怪，真能凑合，远不如一些国家在总统府如白宫南草坪等专用场所礼宾更规范。
我国应当效仿国外惯常做法，远学美国建华盛顿、澳大利亚建堪培拉，近学马来西亚建布城的经验，离开主城区为中央国家机关设立专门办公与接待场所，不要都挤在市中心。例如韩国的首尔在江南地区建立第二办公区之后，缓解了老城拥堵的状况，现在正在推动“世宗市”的建设与中央机构迁移；
马来西亚则在离首都吉隆坡40多公里的布察加亚建设一座新城，联邦政府行政机关包括总统和总理的办公场所都迁到那里。这种副中心选址就很合理，既疏缓城市压力，又未变更首都区位，还能拉动内需发展经济。仅仅把中央机关的一些下属单位迁出去是不够的，还得频繁回北京开会，相当于没有迁出去。有了空间才能实行官邸制，可以在新的行政办公区内设立主席府、总理府等。
除了政府机构就是大专院校。我曾给一些大学校长提出建议，尽快在北京市东南方向选址建设分校，否则新机场建成之后，现在位于海淀的高教区将成为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原来的北京大学只是在市中心的沙滩红楼，若不是建国初期迁址海淀也不会有现在的北大。如今中关村已成为闹市，如何摆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所以我早就建议选址京津之间建设大学城，把北京和天津大部分大专院校搬出现有市区。当然这些措施不仅涉及到户籍、公共资源配置、行政管理体系等一系列问题，而且牵动人们的传统观念与生活习惯，小打小闹、决心不大是难于成事的。
前些日子媒体炒作“保定是副中心”，保定是个大市，可以分流北京部分城市功能特别是部分制造业，但不可能作为行政副中心。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如果把北京比作是心脏，廊坊市和天津武清区是在腋窝处，保定是在膝盖处，石家庄就在脚踝上了。
京津冀的中间经济带不应成为被搁荒的地带，而应该成为城市功能外迁的主要区域。政治副中心的最佳选址应在北京与天津、廊坊交界地带，即通州、大兴、武清、廊坊地区。天津市武清区与北京相连，京津走廊的绿色之肾——大黄堡湿地就在武清境内。武清城区中心距离北京CBD仅七十公里，我们要保护湿地，但湿地周边还有上百平方公里的空间，天子脚下地广人稀，人均八亩地，而且交通便利、水源丰沛。我认为在大黄堡湿地东侧应是中央第二办公区或称行政副中心的最佳选址。我陪欧盟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区视察大黄堡湿地的项目时他曾说过：“我们欧洲人最喜欢这样的地方，距离大城市不到一小时车程，而且环境非常好”。（待续）
（续四）
5、京津冀战略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这次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中央最高领导人意图非常明确。习近平特别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考虑，表达了中央最高领导人最明确的意图。话也都说得很到位，重要国家战略在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深入理解可以认识到，如果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不能落实，还是各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说明国家没有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出了毛病，还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的能力有问题。在这种决心与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还会继续阻碍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吗？
从新闻报道中我看到，有关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总书记的意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态说“豁然开朗”！李士祥副市长代表北京市会见记者说“耳目一新”！看来最令人担心的北京市的态度已发生积极变化。在这种决心与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是否继续阻碍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我相信北京会拥护京津双城记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今后会如何发展？重要国家战略是否能落实？是不是像过去一些事说说就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空谈还是实干？我们拭目以待，更希望共同推动。（完）
京津冀—时代的步伐，协同的发展
“打破一亩三分地” 打破三方独立，紧跟时代步伐，协同发展共创未来。
据财经网报道，2014年3月19日上午10点多，一则河北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横空出世，不到1个小时后，沪深股市中十几只股票涨停—它们都与保定有关。当日上午，河北板块股票的整体走势在所有板块中赢得头筹。
这一“惊天动地”级别的传闻，能快速撬动市场，与刚刚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番讲话离不开。此前的2月26日，习近平强调京津冀要抱团发展，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3月2日北京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讲话精神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医教等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控制中心城人口，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跳出北京看北京，着力推动三地经济继续朝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走下去，着力打造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竟然拉动了当天的股市。此则消息随后被发改委和保定市政府澄清，属于媒体误传。然而，京津冀的话题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何呼喊了多年，至今不见实质性进展？世界上离得最近的两个大都市—北京和天津之间为何没有形成人们想象中的和谐发展、相得益彰、各有特色的发展关系？为何环绕着北京城和天津城的河北至今还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带？
那么让我们查阅近十年来相关各方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以及相关各方负责人的讲话材料、媒体报道等，我们不难发现相关各方表面上看似在协同发展，实际上各个层面都在进行利益博弈，京津冀各怀打算，以至于协同发展的效果十分不明显。
一、根据经济政策的出台总结历史线索
1.发起、实际成效（1986-2003）
主题：环渤海、市长联席会
如果算上早远的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倡导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话题则已持续争论近30年。
矛盾的原因
北京、天津之间各有用心。天津市把自己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希望体现自己在环渤海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市则喜欢“首都经济圈”、都市经济圈的规划和实施，不使用“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在此基础上，愿意与天津市、河北省共同协作治理雾霾等突出问题。
显然，天津市和北京市都想在经济发展中占据核心位置，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理念冲突、利益冲突，使得所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举步维艰。
与京津相比，河北省则在每个方面都表达了积极参与的信息，不争核心地位，只求借势发展，心情最为迫切，只可惜自己做不了京津的主，而在苦苦等待。
在京津竞争、河北苦等的过程中，国家层面是愿意推进京津冀协作发展的，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国家发改委做了不少规划方面的准备工作。只可惜，编制了几个版本的规划，几度更改，至今仍未能出台一个完整详细的版本。其中的艰难和利益纠葛可见一斑。从2004年到2014年，历经10年，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把“环渤海”、“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区”等概念都吸收到了规划、报告之中，力求在顶层设计中体现三方共识，兼顾三方利益。当然，在这10年中，京津冀都在积极向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都在进行区域规划、政策博弈，才有了一个
1 /
3最后三方利益都兼顾的局面。
2.全面启动和实践（2004-2009）
据网易新闻报道，结合相关新闻的整理，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条时间线索：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份发改部门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廊坊共识”。
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已从构想、探索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实践阶段。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提出，积极推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加强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要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唐山市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
2008年2月，“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召开。京津冀发改委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
经和讯新闻整理，浅谈“廊坊共识”十年徘徊
2004年2月12日，在国家发改委的主持下，京津冀有关城市的负责人第一次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碰头会”，并就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廊坊共识”。然而，十年当中，“共识”变成了传说，各方分歧依旧，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始终徘徊不前。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意味着京津冀三地合作开始从务虚转为务实。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规划成为了史上“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国家发改委原本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拿出规划，结果到了‘十一五’末也没能拿出来，到现在则干脆就不提这个规划了。”谈起这些，河北省一位相关专家颇有一些无奈。
河北省最初希望京津冀一体化能从环境开始破题。于是，河北方面率先抛出了“京津冀环境一体化体系”的概念，这一体系主要是指森林生态、水资源等外溢性、公益性资源的共享共建，也就是用资源补偿的形式让京津对河北进行经济辐射、带动。
北京市有关方面也承认，张家口为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作出了巨大牺牲。“遗憾的是，北京在补偿方面做得并不够。”前述怀来县官员说。在他们看来，水源地为保护北京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北京应该认真考虑对水源地的补偿问题。
（在怀来县城所在地沙城周边，到处都可以看见葡萄园，当地人说，由于地处半干旱地区，种植玉米等作物基本难有收成。尽管县城之外几公里就是官厅水库，但早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农民就被告知，他们不能使用这些水。）
3.加速推进（2010-至今）
2011年，国家发改委启动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在2012年的区域规划审批计划当中，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规划更是位居首位，但进展一直较慢。
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
2 /
32011年12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看来，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这是自2004年提出京津冀都市圈以来，“京津冀”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在中国总理的政府报告中出现。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瓶颈的解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讲话了。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同时提出了7点要求，其中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作为具体规划实施的突破口。对于北京市的发展，习近平于2014年2月25日在北京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北京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在这些要求中，北京的“经济中心”概念不见了，而且要把一些产业功能分离出去，说明北京要在京津冀政策规划中作出经济方面、产业功能、社会功能方面的让步。这也暗合了天津方面的心意。
2007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他成功推动了津京城际高速铁路的修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天津从渤海走向全球》称，天津要参与和推进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北京市是祖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
言下之意，可能预示着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毕竟天津有海港码头、航空港口，有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条件。同时，河北省也可以承接北京市产业转移、人口转移中的一些功能，从而可以获得一些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从这个角度看，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也有一定的政策依据。
在国家高层的严格要求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破题的可能，这也反映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特色。当然，国家高层的重视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多年来，北京市的交通拥堵、人口过多、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功能配套严重不均衡、雾霾问题严重、生态恶化、房价过高、水土资源短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指数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缓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外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的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约10%，等等问题，都倒逼京津冀三方改变观念，突破制度与体制障碍，着力向着协同发展、产业互助、错位发展的方向努力。
根据发改委官员透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上半年有望出台，这次有中央这个大家长出 面，京津冀的合作没准能推前一步。
在现有的中国政策模式下，可能还是需要国家层面设置一个权威机构，协调京津冀三方的关系，督促三方落实具体规划措施，否则，再有好的意愿、好的口号，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可能还是会停下来，或者以各种理由减慢前行脚步。
3 / 3
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京广传媒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
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核心思想
1957年 ，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大都市圈概念，提出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1）目前，全世界出现了六个相对大的城市群，其中有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
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将迅速推进世界第七大城市群的形成速度 。
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出现之前，京津冀的发展一直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密切关注的问题，早在建国初期，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就十分重视这个课题，只是受当时的条件和认知限制，那时还仅仅局限于农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层面。改革开发以后，北京区域管理面积虽然没有进一步扩大，但是北京的教育、工业等部分功能有计划的开始分散到天津、河北区域，进一步加大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程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并为此提出了七点要求: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三地功能定位；
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
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
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
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终于浮出水面，“协同发展”成为了今后一段时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主题。
二、文化传媒产业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
习总书记七点意见中的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提出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寄希望于通过中央一个命令、一个文件就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而应更多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三地之间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和顺畅、无障碍的流动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文化传媒产业发挥作用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需要在各有特色基础上进一步文化融合，形成一体化城市生活氛围和接纳力，促进京津冀人才的无障碍交流。如何发挥好文化传媒产业的作用，重点应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健全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联动的市场机制
2、建立完善京津冀三地文化信息共享平台
3、进一步促进三地文化的共同发展又互有特色
三、京广传媒集团在一体化发展中的定位和努力方向
1、凭借北京歌华有线的独家广告代理的经验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整合京津冀三地的有限电视等广告资源。建成一个以北京为核心，辐射三地的非实时在线广告龙头企业。
三地机场广告互动、城市坐标建筑物户外广告互动、O2O线上线下三地网络信息共享无障碍，形成京津冀三地大社区概念。
2、进一步加强与津冀文化传媒企业的合作力度，建立完善三地文化传媒企业互动平台，积极参与三地文化传媒产业园区联盟的筹建。
北京：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区、1949国家创意设计产业园、798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宋庄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天津：意库创意产业园区、聚力梅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区、天津6号院文化创意园。河北：唐山市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园、北戴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3、在服务好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这一知名会展品牌的同时，为津冀地区的会展品牌做好服务，共同提升三地的文化类会展影响力。
河北有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天津有中国（天津滨海）国际文化创意展交会等知名的会展品牌，应积极走去北京，将所具备的国际性会展的优质服务辐射延伸至津冀两地。
注：（1）见百度百科。
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
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29日讯（记者 张静）28日上午，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三方在天津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协议指出，京津冀三地应在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统一开放的原则下，推动三地文化发展实现同城化谋划、联动式合作、协同化发展。以下为协议全文：
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是我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特色鲜明、文化发展最具活力的重要地区之一，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于谋划京津冀地区文化领域协同发展大局，以整合优势文化资源为重点，以构建跨区域文化战略合作机制为抓手，推动京津冀三地文化交流与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在各省市党委、政府的指导下，经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三方协商，达成以下框架协议：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统一开放的原则，通过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多方参与、资源整合，政策引导、互利合作，在整合区域文化资源、提升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推动京津冀三地文化发展实现同城化谋划、联动式合作、协同化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优势互补原则。充分发挥三地在资源、市场、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快形成以政府规划为先导、以协调机制为动力、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以分工协作为方式、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文化协作发展新模式。
（二）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三地加大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演艺、动漫游戏、艺术品业、民俗节庆、非遗保护、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商务、文化消费、文化金融等领域具体项目的沟通与对接，共建共享，稳步推进，加快形成合作共赢的新机制。
（三）统一开放原则。坚持以开放的理念、开放的机制、开放的市场推进三地文化合作，打破区域限制，促进文化市场要素合理流动，统筹资源，优势互补，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的现代文化市场，推动京津冀区域文化一体化。
三、合作内容
（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区域文化发展布局
推动建立三省市文化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在文化部的指导下，与“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前期研究和制定工作相结合，共同开展专题调研，系统研究三地文化协同发展整体规划，对接专项合作规划和实施方案，共同出台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建立信息互通和情况通报制度，推进区域文化一体化发展和规划协作的有关重大事宜，推动有关合作项目的具体落实。
（二）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交流机制，共同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建设、运行、管理的新办法、新机制，相互借鉴，互通有无，共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辐射毗邻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京津冀三地公共文化设施水平。搭建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平台，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推动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以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天津市合唱节、运河文化艺术节、河北民俗文化节等活动为依托，组织举办三地群众文化的展演展示、研讨交流等活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三地联合制定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措施，对京津冀地区符合条件的文化单位一视同仁，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三地公共文化资源流动和共享。
（三）推进演艺文化交流与合作
建立舞台艺术精品剧目交流演出机制，加强艺术院团交流与合作，鼓励和推动三地艺术院团共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舞台艺术精品，整合艺术创作力量，挖掘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加强艺术创作交流与合作。在三地河北梆子巡演活动成功举办基础上，积极支持京剧、评剧、曲剧以及曲艺等开展京津冀三地巡演活动。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以“圆梦中国-春苗行动”北京市优秀少儿题材舞台剧目展演、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天津市名家经典演出季、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中国评剧艺术节等品牌文艺活动为抓手，引导支持三地演艺团体参加，互动交流，资源共享。加强三省市演艺业协同发展政策研究，推动三省市文化系统的演艺机构、文艺院团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支持、活动参与、资源利用等方面互惠互利。以市场机制推进剧院院线建设，推动三地演艺业联动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建立互通互联的演艺信息共享平台，统一发布京津冀地区的演艺信息。三地共同出台艺术院团演出补贴政策，鼓励各类所有制艺术院团在三地惠民演出。
（四）加强文化产业协作发展
加强三地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对接产业规划，明确各自文化产业发展定位及特色，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协同研究文化企业在政策指导、市场要素、信息服务方面的需求，重点加强动漫游戏、艺术品产业、广告会展等领域的深度对接和项目合作。依托各自文化资源优势，共同打造文化产品综合展示交易平台，充分利用“动漫北京”、“艺术北京”、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中国（天津滨海）国际文化创意展交会、河北省特色文化产品博览会等专项产业门类交易展会，为三地文化企业在企业融资、授权交易、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方面搭建平台。发挥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海空两港的区位优势，以及中新生态城国家动漫综合示范园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带动作用。鼓励各自文化企业到对方地投资兴业，并相互给予便利。
（五）加快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联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重点针对在三地具有广泛基础的河北梆子、评剧、泥人张彩塑、相声、京剧、京韵大鼓、冀中笙管乐等非遗项目，拓宽交流渠道，促进活态传承。打造三地非遗文化活动品牌，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联合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遗展览、演出、讲座、论坛以及咨询服务等活动；
利用民族传统节日，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活动，展现与节日主题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探索三地非遗生产性保护方式，推动非遗项目单位与高校、研究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帮助一批具有京津冀特色的非遗项目扩大市场。
（六）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坚持以文化为魂推动旅游项目的文化创新，推动实现文化旅游互为目的地和客源地。围绕三地具有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推动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农业旅游、历史文化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打造文化旅游精品。
（七）培育统一开放的区域文化市场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共同评估体系、文化市场综合管理和执法联防协作机制，进一步净化区域文化市场，促进区域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三地文化生产要素市场联网，鼓励组建跨区域经营的现代文化企业，支持打造一批文化自有品牌，提升地区文化品牌影响力。
（八）加强文化人才的交流培训
着眼区域文化长足发展，建立文化人才信息资源库，积极推进人才资源信息互动和引进交流。实施三地文化人才联合培养工程，拓展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渠道，通过支持课题研究、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著述创造和舞台表演等手段，发掘一批懂文化、知经营、善管理、跨领域的文化高端人才。建立京津冀地区文化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党政管理人员等挂职、交流机制。发挥各自文化艺术门类优势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人才优势，为三地提供培训服务。各自选派舞蹈、声乐等青年人才到对方艺术院校或院团进行培训。共同建设集剧目创作、艺术交流、人才培养为一体的文化交流基地。
四、战略合作组织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三地文化部门同意就加强和扩大京津冀文化领域协同发展建立高层协商机制和具体工作层面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就文化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事宜进行协商交流，提出推进合作的指导意见，做出重要决策。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由三地文化部门轮流筹办。
（二）成立合作协调工作小组
合作协调工作小组由三地文化部门主管厅（局）长牵头，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负责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定期通报合作进展情况，及时研究合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推动解决，促进各项合作具体措施的落实。
五、其他事项
（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出合作协议落实细化方案，经三部门协商后，共同或各自推动落实。
（二）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村干部环卫一体化表态发言（共6篇）
水肥一体化实施方案（共5篇）
村级五水共治表态发言（共6篇）
三治理一挂牌表态发言稿
乡镇城乡环卫一体化表态发言（共7篇）